明朝"反贪局长"被反贪,最终投靠阉党,为何? 知道明清史

 

一个本来努力想向东林党靠拢的“反贪局长”,却因为东林党的反贪控告,最终走到了东林党的对立面,投靠阉党,对东林党大加迫害。历史在这里,开了一个大玩笑。...

文/任建敏(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研究员)


《人民的名义》中有个情节:汉东省检察院反贪局侯亮平被贪污集团捏造贪污证据而“被反贪”了。

这不由得让人想起明朝天启年间,一位名叫崔呈秀的巡按御史,在淮扬地区反贪,后被朝中官员弹劾贪污的故事。

只不过,与带有主角光环、深受编剧待见的侯亮平不同,崔呈秀尽管喊冤,但并不受当时的清流待见,最后,投靠“阉党”魏忠贤翻了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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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呈秀的“工作单位”是都察院,掌监察百官。

明代恐怕是历代王朝中设置反贪职能机构最多的一个,受文官掌控的都察院,其同类机构有内官掌控的有东厂(部分时期还有西厂、内行厂),武将掌控的有锦衣卫,在地方有巡按御史、按察司。

都察院与今天的反贪局最有可比性。

都察院长官为左、右都御史(正二品,与六部尚书同级),下属还有左、右副都御史(正三品,与六部侍郎同级)、左、右佥都御史(正四品)等副职,该机构的职责,是“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专门负责纠劾百官,上至结党营私、扰乱朝政,下至贪渎受贿、败坏官纪等,都在其监督之列。



明朝还逐渐形成派大臣到各地管理军政事务的制度,大臣以总督、巡抚、提督等名义加都御史衔,对地方文武官员有纠劾权。

除了品级较高的都御史外,都察院还有110名监察御史(正七品),监察御史品级很低,但与都御史一样,拥有“察纠内外百司之官邪”的大权,皇帝不仅允许他们公开上章,还允许密奏弹劾。

另外,都察院还派监察御史到各省担任巡按御史(就像中央巡视组),任期一般是一年,巡按御史相当于“代天子巡狩”,举劾之权尤重,可以“大事奏裁,小事立断” 。

巡按御史的监察权、司法权后来不断扩大,上至巡抚,下至地方各级文武官员,都在考察范围之内。虽然是正七品的小官,但地方官见巡按如见长官,万历之后,地方的都指挥使(正二品)、布政使(从二品)、按察使(正三品)都要以属官之礼见御史,而知府(正四品)以下地方官见御史,更是要行跪拜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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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按御史权势煊赫,如果他本人贪赃枉法,怎么办?

有不少巡按御史因贪污被问责,如嘉靖年间,曾任贵州巡按御史的王杏,继任巡按御史杨春芳高发其手下监生书吏受贿。王杏遂降为广德州判官。

天启年间,崔呈秀担任巡按御史期间,更陷入“被反贪”的泥淖。

天启二年九月,崔呈秀受命巡按淮扬(大约相当于今江苏、安徽北部)。期间,举劾地方贪贿,第二年,崔呈秀弹劾徐州知州汪心渊“侵冒钱粮”。天启四年,崔呈秀结束巡按任期回京,接任都察院左都御史的东林党领袖高攀龙拿崔呈秀开刀。

高攀龙授意同乡、御史李应升代为起草弹劾崔呈秀的奏章(奏章非常有名,流传甚广,被收入陈子龙所编《皇明经世文编》),抨击其贪污,为“至浊”之人。

高攀龙说,他去年奉差出京,今年奉命回京,路经淮扬地区,当地士大夫和老百姓异口同声地告诉他,从来没有像崔呈秀贪污得这么厉害的巡按御史。
高攀龙

据高攀龙了解,崔呈秀巡按淮扬时,为患一方的强盗,只要交三千两银子就马上释放;为害地方的需要秘密缉拿的“访犯”,只要贿赂一千两银子也可以走人。

而那些本该被弹劾的地方官,只要贿赂送到就没事,还能被推荐升官受赏。

另外,崔呈秀出巡公费透支一万四千两,这一财政窟窿需下属各县赔补,各县不胜其苦。

高攀龙还说,崔呈秀知道两淮盐运司同知谭天相有贪污行为,打算论劾,但当谭送一千两请求免劾、再送一千两请求推荐时,崔呈秀照收照办了。另外,霍丘知县郑延祚是崔呈秀所推荐的优秀官员,但不久就被揭发行贿。

高攀龙认为,公然受贿,是身处反贪第一线巡按御史的“至辱”,必须严惩,因此请求皇帝下令吏部议处。

奏章在九月二十四日递上去,三天后就有圣旨下来,说:“御史巡方贪纵,何以察吏安民”,令吏部给出意见。同为东林党领袖的吏部尚书赵南星建议革职充军。不过皇帝没批准,只是下诏革了崔呈秀的职,等候勘问(就像侯亮平“停职反省”)。

至此,崔呈秀如要翻身,机会很渺茫。

但他说自己是被冤枉的,十月初八,他给皇帝上了一道《辩明心迹事》的奏折,结果皇帝说:“已有旨,从公勘奏,何必又辩?”

崔呈秀大概明白,如果让东林党人来“从公勘奏”,他必输无疑,便开始私下活动。据文秉(东林党领袖文震孟之子)《先拨志始》的说法,崔呈秀得知高攀龙要弹劾自己后,就跑到高攀龙家门口长跪祈免。

当时,李应升刚代高攀龙写了弹劾奏草,从高攀龙家里出来,崔呈秀对着李应升叩头求援,李应升没搭理他,崔呈秀便对高、李二人恨之入骨。

东林党这边的门路不通,崔呈秀就只能穿着青衣小帽(当时平民的打扮)、提着贿款跑到太监魏忠贤家里,说高攀龙、赵南星都是东林党,他们是“挟私排陷”,魏公公要主持公道,立刻拜魏忠贤为干爹。



金士杰饰演的魏忠贤

得到权阉魏忠贤庇护,崔呈秀时来运转。

天启五年正月,礼科给事中李恒茂上奏为崔呈秀辩护(出自魏忠贤的授意),天启帝下旨:“呈秀事情显系诬蔑,不必行勘,着回道管事”。崔呈秀得以复任。

复任之后不久,崔呈秀上奏,称颂魏忠贤“捐赀修城,急公可嘉”,天启帝为此对魏忠贤大加封赏。

转眼之间,崔呈秀也官运亨通,短短两年,从七品的御史,升太仆寺卿(从三品)、工部右侍郎(正三品)、工部尚书(正二品)、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手握兵权及监察大权,加少傅(从一品),世荫锦衣指挥佥事。几乎位极人臣,这样的升赏速度,前所未见。

但崔呈秀的煊赫排场没享受多久,天启七年,天启帝驾崩。不久崇祯帝就对魏忠贤下手,魏忠贤自杀后,崔呈秀自知不免,也随即上吊自尽。不过群臣仍不解气,崇祯帝遂下诏将已自杀的崔呈秀在其家乡蓟州斩首示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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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肩负反贪重任的“反贪局长”,最后却因“被反贪”而被革职,崔呈秀是不是被冤枉?很难说。

曾任辽东经略杨镐(与东林党关系密切)幕僚的茅元仪认为,崔呈秀巡按淮扬时,虽然“每见真盗必释之”,但若说这是因收了别人的钱才释放,则“未必”。

因为早在万历末年时,一位“有耆而佞者”(茅元仪没点名是谁)在南京当大官,“专以庇盗为德”,一时很多官员“翕然宗之”。

崔呈秀也因自比于这位大官,认为大官比自己还贪,反因小恩小惠被称颂,这简直就是榜样啊,自己“汲汲学之”,有何过错?

李恒茂也提到,崔呈秀巡按御史任上的透支,是“接管通病”,高攀龙指控其“受银放盗”之事是假的,知县石三畏行贿之事是诬陷。

这一辩护恐怕不完全是穿凿附会,何况崔呈秀也反贪,天启五年三月,崔呈秀死死盯着那个曾经被他弹劾的徐州知州汪心渊,称汪“冒破各项岁银十九万”,并查出庐州府推官徐日炅收了汪的贿赂,为其开除销支。最终,汪心渊被逮捕,下锦衣卫镇抚司狱。

平心而论,崔呈秀“被反贪”,并不纯粹是贪污问题,而是牵涉太多党争因素。东林党人行事太过理想,太过激进极端,把太多官员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

连身为东林党的夏允彝也说,阉党之祸,“诸贤亦不可谓无咎也”,他们“讥论高而事功疏,名位轧而猜忌起”,凡是异己者就算清廉也要驱除,附己者虽然污秽也要接纳。就算东林党的领袖们再贤能,嫉妒者自然也就非常多。

一个本来努力想向东林党靠拢的“反贪局长”,却因为东林党的反贪控告,最终走到了东林党的对立面,投靠阉党,对东林党大加迫害。历史在这里,开了一个大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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