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平：在一潭死水的中国摄影界扔一块小石头

宋 靖：王老师，您是知名的作曲家，但在摄影界可能知道您的人并不多。王立平：我先给你们讲个小故事。我跟韩小磊（...

王立平：我先给你们讲个小故事。我跟韩小磊（1964 年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很熟，有一天他突然到我家，进门后跟以前完全不一样，就跟傻了似的。



王立平：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怎么是你？”我说：“怎么是我？”原来他想拍一部关于“四五摄影”的影片，就采访了很多摄影人。他说人家让他来找王立平，没想到原来就是我。他就觉得我是作曲家，我们过去谈论的都是曲子的事儿，没想到作曲的王立平跟别人说的王立平原来是一个人。



王立平：他问我：“你搞摄影吗？”我说是啊，他半天才缓过神儿来。我跟摄影，很多人觉得是不相干的事儿。其实我现在还在看关于摄影的、四月影会的，摄影大师的书，补课。四月影会的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但很多细节人们并不清楚，似乎知情者也不愿意谈。其实四月影会的主要核心、参与者、发起人是王志平、李晓斌，或者范围再大一点还有我，我们三个人是在我新影的琴房里定的搞这次展览。
那时候拍摄了“四五运动”的这些人在一起做了两件事儿。一是拍了很多当时天安门的照片，另外后来罗晓韵、吴鹏他们一起编了一本《人民的悼念》，这个大部分人都知道。我没有参加《人民的悼念》的编辑工作，但你看《人民的悼念》里面提供摄影作品的一大堆人里面，头一个是王志平，第二个就是我。
这以后，大家就想还应该搞点什么事儿。后来王志平和李晓斌就到我在新影厂的那个琴房商量。当时商量了半天，我们觉得如果是按照工、农、兵这三大块，把反映社会前进步伐的作品像新华社拍的照片那样搞一个影展，意思不大，新华社拍的画面非常严谨，构图也很匀称，题材都稳稳当当，像农民抱稻子什么的，新华社拍的比我们还好。当时说来说去，感觉在那个社会开始变动的时候，一些年轻人都感到心里有话要说。为什么有话要说？我就以我自己的例子来讲，不满足于新华社的这种摄影，甚至有点儿反感，认为他们造作、不自然，说的都不是老百姓心里想说的话。其实，我们的生活在镜头中应该是非常鲜活的，摄影应该反映老百姓真实生活的方方面面，应该反映老百姓感情的方方面面，也应该反映老百姓对这个社会看法的方方面面。所以就觉得这种摄影不是我们所要的摄影，就动了念头（另起炉灶）。
那时候还有一个好的条件，“四五运动”我们拍了很多照片，而且我们都得了奖，我得的是一等奖，王志平得二等奖，李晓斌得三等奖，罗晓韵也是一等奖，就觉得这些人很棒。所以在这个时候，在人们对我们很肯定的时候，就觉得能不能借机说点话，表达一下我们用相机观察生活的观点、看法，觉得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作品拿出来。要说自信，并不自信；要说企图，不能说有什么大的企图，就是一种愿望、一种表达。其实这个时候我才明白，于我而言，作曲、作词、摄影可能表现的方式不同，但表达的愿望和方向是一致的，其实是一件事儿。所以那个时候就定下来，准备搞一次影展。



王立平：这个影展的名字是王志平起的，“自然·社会·人”，我非常赞成，而且迄今为止我觉得四月影会提出来我们的目标是“自然·社会·人”，是非常重要的，现在依然是我们应该关注的。后来我从政了以后，有人说：“我们知道你曲子写得很好，没想到你给我们参政议政也讲得很好。”还有人问我：“如果让你再选择一次……”我说：“如果再选择一次，我不会选择从政，我会选择作曲。”有人又问了一个问题：“那你觉得从政跟搞艺术，有什么相同？有什么不同？”我说：“不同的是，从政就是开会，处理文件，参政议政；相同的是，我觉得作为艺术家、社会活动家或者是从政人，关注的都应该是自然、社会、人，都是一样的。”
我想，在当时提出“自然·社会·人”很有意义，因为当时中国摄影是“四人帮”把持的一个重灾区，大家都反感，所以我们跟王志平曾经在一个小范围内说，我们就是在中国摄影界这一滩死水里，扔几块不大不小的石头，掀起不大不小的波澜。我想这就是当时青年人心中那种萌动的初衷和愿望。



王立平：总体来说，这三次展览就是用我们的摄影作品，用我们的展览，表达了中国摄影可以不是那个样子，可以是另外的样子。
我记得有很多照片都反映了生活中的乐趣，比如一个老头卖报，一个戴眼镜的老头读报的《读卖新闻》，以及下雨天，父亲背着母亲，母亲背着孩子的《瞧这一家子》，所以我就觉得从生活中发现美，老百姓是会看到的。另外，我们还给照片加了很多小诗，有些蛮有意思的，比如李江树的《画家石鲁》配的小诗是“总算活过来了黑的画家，白了一头青丝，掉了一口白牙”，其实这就是对“四人帮”的一种非常深刻的、极有力量的批判。所以当时在展出的时候，我们决定不在文化馆办，不想去接受所谓的审查，不想用那样的标准再重新裁剪我们的作品，所以我们想自己办。



王立平：当时也是困难重重，我们想自己洗照片，还第一次洗了点彩色照片，洗得也不是特别好，但是很贵。展出的地方，我们最后决定联系中山公园的展室，但谈来谈去，对方要求先交钱。可是我们当时没钱，就有点“四五运动”照片的稿费，也就几百块钱，我和王志平算比较多的，我们就把我们俩的稿费单子拿去给中山公园。当时我们谈判的条件是这样的，进中山公园的门，同时可以进这个展室的门要交3 分钱的门票，这3分钱我们跟公园各收50%，就是说每来一个买票看我们展览的人，我们可以得1 分5。展室虽然只有100 多平方米，但一天的租金是15 元。我们差不多有一二百张照片，我们想每天要有1000 人，我们就可以打平手。但是人家说必须得先交钱，后来我把我的存折也给了王志平，存折里大概有几百块钱。当时大家不好意思收，觉得如果最后差钱的话，我们俩还得补，但我跟王志平并没打算要这个钱。另外当时镜框是借的，照片是大家自己洗的。结果没想到，展览一开幕人多的不得了，100 多平方米的展室都挤不下。特别是到星期六、星期日，有的人进去一会儿就喘不上来气了，便出来喘口气，再买张票进去，就这样来来回回买好几张票。我们那时候很多人在那守着展览，回答问题。我记得有人一次买了二三十张票，表示对我们的支持。我们一共展了大概半个月，到最后结算下来还略有结余。通过这次展览，很多以前不认识的人相互认识了，大家互相帮忙，结交了很多新朋友。



王立平：当时是确定了“自然·社会·人”这个展览的名字，而组织叫什么名字，我们确实讨论了半天。后来我说我提个建议，叫“四月影会”，为什么？一个原因是我们都相会在四月，于天安门“四五运动”结缘，我们这个展览又是4 月5 日开幕的；另外，四月代表着春天，乍暖还寒，我说我们这一代人既迎接着春天的希望，又背负着历史的重任。大家都认可了。
当时有一个想法，不要展览获奖的“四五运动”的照片，大家也几乎一致说“一张不要，好汉不提当年勇”。也就是说，要在新的领域，开拓新的战场，不提过去。因为大家总觉得过去的事儿已经做了，它已经是事实了，想起来很安慰就够了。所以后来有人提出要重新成立四月影会什么的，大多数人都不同意，因为总觉得，那是自己该做的事儿，做完了就该过去了，所以大家现在不太说起这个。



王立平：我看跟当时它出现的时期有关系，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也是文化艺术界对改革开放最直接的反应。当时我记得摄影界的一位老人说了一个词“报春花”，有很多人这样想，他们感到了一种新的气息，看到了一种新的希望，感觉这是一种新生的力量，所以很多人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当时作为身处其中的我们来说，对此远远没有认识。我本来是玩摄影的，从小搞摄影，喜欢摄影，因为在我们这批人里面我年纪是比较大的，我突然觉得我有责任思考一些问题，因为这事儿已经闹得挺大的了，不能把它弄坏了，所以当时我们有几个想法：一是不要掺入到激进的思潮里。当时有西单民主墙，还有一些激进的活动。我年龄比较大，大家对我还挺好，我说不许做什么大家就不做什么；二是面对坏话不能乱剑齐发，要有针对地反击。那时候确实有很多人看不惯我们，其中也包括一些摄影界的名家。我记得当时我说，有些老同志不是恶意，他们只是看不惯，如果都看得惯，咱们的作品也就没意思了，所以一定会有看不惯的，慢慢让他们习惯了就好了。事实就是这样，别人说什么我们都听着，但有些明显感觉是恶意的，我们也会奋起反抗，有针对性地反击。

这本书，让你彻彻底底了解一次中国纪实摄影家

带走“中国摄影家纪实成长实录”（中卷）

    关注 中国摄影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