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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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新和淑华跟着周氏去周家参加了枚少爷的订婚典礼。这就是所谓“下定”的日子。在周家，上一辈的人都很高兴，公馆里各处张灯结彩，贺客盈门。周氏在里面帮忙照料。觉新在外面忙碌奔走，处理各种杂事。只有淑华空闲，她常常同芸在一起谈话，等到女家的抬盒进来，摆在天井里和两边阶上时，她又跟着一些女客和小孩去抢那些精致的喜果。

觉民借了学校大考的理由，没有来参加这个典礼。淑华本来反对枚少爷结婚，但是她在今天的典礼中得到了快乐。芸也常常保持着她的笑靥。枚少爷的苍白的脸上也不时现出兴奋的红色。只有觉新的面容在这天显得比平日更憔悴。

行礼的时候，唢呐声充塞了觉新的耳朵，他先后向着周老太太，周伯涛夫妇，芸的母亲徐氏和枚少爷往红毡上跪下去道喜。他仿佛听见了一个人的隐隐约约的哭声。他忽然觉得自己是在梦里。人们笑着，大声议论着。到处都是欢喜的面颜。枚少爷行了礼站起来，还望着他茫然地一笑。他看见枚少爷的瘦小的身子在宽大、华丽的礼服中间摇摆，他看见那张脸上的近乎愚蠢的欣然的表情，他的心又因为怜惜痛起来了。

周伯涛和枚少爷还在堂屋里向道喜的亲戚还礼。觉新站在堂屋门口，送进他的耳里来的仍然是讨厌的唢呐声和欢乐的笑声。他厌烦地抬起头看看天，看看屋脊。隐隐约约的哭声又在他的周围飘荡，飘过他的耳边，不让他捉住，便飞走了，然后又飞回来，再逃到别处去。他疑惑起来：“难道我是在做梦？难道这还是在一年以前？”

“明轩，明轩，请你去招呼一声，客厅里再摆一桌字牌，”周伯涛堆着一脸的笑容拍拍觉新的肩膀说。

“是，是，”觉新连忙答应道。他看看眼前，一切都改变了。一年前的事已经成了捕捉不回来的梦景。那隐隐约约的哭声是从他自己的心里发出来的：或者是他的另一个自己在为她而哭，或者是他的心里的她（她的面貌今天又在他的脑里浮现了）因为一个人的不幸的遭遇而哭。他现在只有责备他自己：他又一次违背了她的愿望做了使她痛苦的事情；他又一次撇弃了那个孤寂地向他求助的她，做了一个背信的人。但是如今他连悔恨的余裕也没有了。他应该到客厅里去，他应该去照料仆人安放牌桌。他就应该做这些无聊的事情。

觉新只好没精打采地向着客厅走去。

这一天觉新同枚少爷还见过好几面，但是他却没有机会跟枚少爷多谈几句话。这个年轻人似乎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事情。他的脸上带着喜色，这使人会想到他心里高兴。然而这笑容是模糊的，另外有一层薄雾罩在那上面。别的人只见到喜色，单单觉新看见了薄雾。

但是如今已经太迟了。觉新知道自己不能给枚帮一点忙，空话更没有丝毫的用处。所以他把话全藏在心里，它们就扰乱了他的心。他觉得自己装满了一肚皮的愁闷，无法吐一口气，他就用酒来浇愁。不仅浇愁，他还希望酒能使他遗忘。客厅里的情形跟一年前的太相像了！多注视一次就使他多记起一件事情，一个声音或者一张面庞。他的瘦弱的身子载不起那么多的回忆，那么多的悔恨。他需要遗忘。他需要使现实变为模胡。他需要让自己被包围在雾里。

觉新在席上默默地喝着酒。周围的人对他都变成陌生的了，他有时回答别人的问话，却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他觉得头有点沉重，觉得席上的人都长着奇怪的面引，又觉得脸发烧。他知道自己有些醉了。但是他不能够退席去休息，而且他还要料理一些事情。他便极力支持着，也不再举起面前的酒杯。他勉强支持到席终人散的时候。这所公馆又落在宁静里。他听到周老太太和周伯涛夫妇对他说道谢的话，又听到二更锣声，他知道现在可以告辞回家了。他的继母周氏已经吩咐了仆人“提轿子”。等到轿夫预备好了时，他便和周氏、淑华两人坐在三乘轿子里，出了这个使他记起许多事情的公馆。

觉新一回到家，便倒在床上昏昏沉沉地睡去了。第二天他起得很晚，一天都不舒服，下午也没有到公司去。正好琴来高家玩，他便把她留下，又去请了芸来。淑华、淑贞姊妹自然也来聚在一起。他们在花园里玩了大半天。觉新还叫何嫂预备了几样精致的菜，傍晚他们（再加上从学校回家不久的觉民）便在觉新的房里吃饭。饭后他们就在这里闲谈。他们（除了觉民，他早回到自己的屋里预备功课去了）谈到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事情，愈谈愈兴奋，一直谈到夜深，大家才依依不舍地分开。

早晨，太阳光把觉新的房间照得十分亮。觉新坐在写字台前。他刚刚收到觉慧（他的三弟）从上海寄来的几本新杂志，正拆开包封在翻看它们。淑华陪着她的两个表姐（芸和琴）揭起门帘走进来。她的第一句话便是：

“大哥，你好早！”

觉新站起来，迎接这两个客人。他回答淑华道：“你还说早，送信的都来过了。”

“信？二表妹、三表弟有信来吗？”琴连忙问道，她的脸上露出了喜色。

“没有信。三弟寄了几本新杂志来。大概过两天就有信来的，”觉新答道。

琴瞥见了放在桌上的刊物，她便走去拿起来，先看了每一本杂志的名称和目录。后来她翻开一本杂志，看了印在封面背面的目录。她念出一个题目：《俄国女革命家苏菲亚传》。她接着又激动地说：“这是三表弟写的，这一定是他写的！”

淑华和觉新都争着去看那本杂志。淑华接连嚷着：“在哪儿？”芸也怀着好奇心去看那篇文章。

“你怎么知道这就是他写的？这是一个笔名，”觉新惊疑地说。

“他写文章常常用这个名字，我知道，”琴得意地说。

“给我看看他写些什么，”淑华急切地说，就伸手去拿那本十六开本的杂志。

“等一会儿给你，”琴拒绝道，她拿着这本刊物，翻开一页又一页，忽然停下来，兴奋地念着：

“她在我们的阵营中过了十一年，她经历过不少绝大的损失，全盘的失败，但是她从来不灰心。……不管她如何刻苦自励，不管她如何保持外表的冷静，实际上她却是一个热情的天使。在她的铠甲下面仍然有一颗女性的优美的心在跳动。我们应该承认，女人比男子更赋有这种‘圣火’。俄国革命运动之所以有宗教般的热诚，大半应该归功于她们。……”“注释1”

琴激动得厉害，声音急，而且发颤，她自己的感情被那些话控制了。她从没有读过这样痛快的文章。

淑华还不大了解这些话的全部意义。但是她也懂得一部分，尤其是琴的声音和态度留给她的印象更深。此外还有一个事实鼓舞她：这是她的三哥写的文章。他会写出这样的话？她有点不相信。她打岔地问了一句：“这真是三哥写的？”

“不，是他翻译的，他引别人的话。这一段话真有力量！”琴答道。她的注意力还停留在这一段话上面。

“苏菲亚，她究竟是个什么人？”淑华好奇地问道。她以前也偶尔听见觉民同琴在谈话中提到“苏菲亚”这个名字。她却不曾问明白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苏菲亚，一个二十多岁的俄国贵族小姐……”琴带着尊敬地答道。

“一个女革命党，”觉新不等琴把话说完（也许是他没有注意到），便用严肃的低声接下去说。

“女革命党？”芸吃惊地说。她听见琴读出那段文章，她还不大了解，那里面有好些新名词。不过她看过一些翻译小说，也略略知道一点西洋人的生活情形。她明白“革命党”这个名词有什么意义。琴的声音和那段文字使她激动，引起她一点幻想。但是“女革命党”这四个字却使她害怕，她的心还不能接受。

“芸妹，你不晓得苏菲亚是个女革命党？”琴故意诧异地说。

“琴姐，我怎么会晓得？”芸奇怪地说，她不知道琴为什么对苏菲亚感到这样大的兴趣。

“可惜你没有看过《夜未央》（去年在万春茶园里演过的），那里面也有一个苏菲亚，虽然是另外一个人，不过都是一类的人，还有那个人人都不能忘记的安娥，”琴只顾得意地说下去，不提防淑华在旁边嚷起来：

“琴姐，你还好意思提起《夜未央》！你请二姐一个人去看戏，也不请我。你现在再说戏好，有什么用处？横竖我们看不到了。”

琴露出带歉意的微笑辩解道：“三表妹，我已经给你道过歉了。那天二表妹在我们家里耍，所以我请了她去看戏，也来不及约你。……”

“还有我，”芸含笑地插嘴道。

“好，又来一个，看你怎样应付？”淑华拍手笑道。

“这跟你不相干，你不要幸灾乐祸！”琴对着淑华啐道。她再回头对芸说：“已往的事不要提了。你要看书这儿倒有。二表哥有一个抄本，我要他借给你看。看书跟看戏是一样的。”

芸还没有答话，淑华又接下去说：“不一样，看书哪儿像看戏有趣！”这句话把觉新和芸都惹笑了。

“三表妹，你怎么专门跟我作对？我去年没有请你看戏，你就记得这样清楚，”琴微微红着脸质问道。

淑华把琴望了一会儿，忽然噗嗤地笑起来。她高兴地辩道：“琴姐，哪个会像你这样小器！我不过逗你多笑两次，让你高兴高兴。哪个不晓得琴姐跟我要好？”

“大表哥，你听，三表妹拿我开玩笑，还说跟我要好，”琴也忍不住笑了，就指着淑华对觉新说：“她这样欺负我，大表哥，你还不敲她一顿。”

觉新这些时候没有说一句话，他羡慕地望着她们。这些年轻的面颜，这些清脆的少女的声音给他带来生命的欢乐。他默默地望着，听着，尽量地享受这种欢乐，好像唯恐他一眨眼，这一切就会完全消失。青春……真诚……欢欣……他仿佛回到了他的某一个时代。他忘记了他周围的苦恼和寂寞。琴的话伴着她的清脆的笑声飘到他的耳边。他的眼睛连忙迎着她的灿烂的笑。他喜悦地微笑了。他预备说话，但是他只来得及唤了一声“琴妹”。

“大哥不会打我！可惜二哥不在这儿。二哥在一定听你的话。琴姐，你怎么不去喊二哥来帮你？”淑华越发得意地抢着说。

琴这一次并没有露出害羞的表情。她倒笑起来，嘲笑淑华道：“三表妹，你好像就只有这个武器一样。说来说去都是这一套话。二表哥到学堂去了，等一会儿就会回来的，用不着我去喊他。”

“琴妹，你饶了她吧，她年纪小，不懂事，”觉新觉得心里轻快了些，也开玩笑地说。

“大表哥，你不好意思打她，等我来，”琴说着便走到淑华面前，在淑华的头上轻轻地敲了一下。

“好了吧，”淑华笑嘻嘻地望着琴说；“琴姐，我给你一个面子，你好下台。”

“三表妹，你这张嘴——”琴故意做出咬牙切齿的样子对淑华说。

淑华忽然抓起琴的手，亲热地捏住它，一面正经地带笑说：“琴姐，我不再跟你开玩笑了，你不要生我的气。”

绮霞从外面进来。觉新看见她便吩咐道：“绮霞，你出去看看卖蒸蒸糕的走了没有，给我们端几盘进来。”

绮霞答应一声便又出去了。

“哪个生你的气？你还是个小孩子，”琴高兴地笑了。

淑华得意地笑了笑，又对琴说：“我们唱歌好不好？”她不等琴答话，便走进内房去。

内房里窗前立着一架风琴，这是觉新在两个月以前买来的。淑华走进内房，搬了一个凳子到风琴前面，自己坐下，昂着头一边按键盘，一边大声唱起来。

琴、芸、觉新都跟着进了内房。琴取下挂在墙上的笛，横在嘴边吹起来。觉新也拿了那支玉屏箫来吹着。这些声音配在一起非常和谐。淑华的声音愈唱愈清朗，好像一股清莹的春水流过山涧，非常畅快地流到远远的地方去；它上面有一个很好的晴天，两边是美丽的山景，还配合着各种小鸟的鸣啭（那些乐器里发出的美丽的声音）。一首歌唱完，淑华接着又唱第二首。

第二首歌唱起不久，淑贞来了。一切仍旧继续进行，她并没有打岔他们。他们一时沉醉在这简单的音乐里，也没有注意到淑贞。后来绮霞用一个茶盘把蒸蒸糕端了进来。小块的多角形的点心上面还冒着热气。绮霞连茶盘一起放在方桌上。桌上靠墙放着的花瓶、洋灯、帽筒等等摆设都是觉新的亡妻李瑞珏的妆奁。这些年觉新就让它们原样地放在那里，从来没有移动过。

绮霞放下糕，便站到淑华背后，看她弹琴。淑贞也在旁边注意地望着，注意地听着。不久这首歌又完了，淑华连忙站起来，第一个走到方桌前去拿蒸蒸糕。

“芸妹，大表哥，你们还不快吃，等一会儿会给三表妹抢光的，”琴含笑对觉新们说。她也走去先拿起一块糕，望着淑贞说：“四表妹，你先吃，”她把它递在淑贞的手里。笛子还捏在她的另一只手中。

“琴姐，难为你，”淑贞感谢道。

“四表妹，你的眼睛怎么了？”琴这时才注意到淑贞的一对眼睛肿得像胡桃一样，便惊问道。

“没有什么，我很好，”淑贞呆了一下，才埋下头低声答道。

“你不要骗我，你又受到什么委屈吧，”琴低声说。

琴的前一句问话把众人的眼光都吸引到淑贞的脸上。他们开始明白那件事情。淑华看见淑贞不肯直说，忍不住冲口代淑贞答道：“四妹昨晚上一定又哭过了。”

淑贞默默地吃着蒸蒸糕，好像没有听见琴的后一句话和淑华的话似的。

绮霞知道的较多，便出来鸣不平地说：“先前听见春兰说，四小姐昨晚哭了半个晚上，五太太又发脾气。连春兰也挨了一顿打。”

淑贞忽然抬起头，眼泪像两根线似地沿着她的脸颊流下来。她用哀求的眼光望着绮霞抽咽地说：“绮霞，你不要再说这些话。”

众人都不作声，他们静静地吃着蒸蒸糕。琴还站在淑贞的身边。绮霞停了一下，好像她不知道怎样回答似的。后来她充满同情地答道：“四小姐，我不说了。”

“四表妹，”琴亲切地、怜惜地唤了一声，便把膀子绕过淑贞的颈项轻轻地搭在淑贞的肩上。她又说：“我们现在先吃蒸蒸糕。你不要想昨晚上的事情。”

“我不想……我晓得想也没有用处，”淑贞无可奈何地小声说。她望了望琴，又说：“琴姐，你不晓得我的苦处。”

琴怜爱地轻轻抚着淑贞的头发感动地说：“你也太软弱了。你要是能够像三表妹那样什么都不在乎也好。偏偏是你处在这样的境地。”

淑贞不作声。她埋下头去。她的眼光触到她的一双穿绣花缎鞋的小脚，她完全绝望了。她觉得心里很不好过，好像有许多根针刺着它，又好像心里有什么东西不住地朝上涌。她咬着嘴唇极力忍耐，但是泪珠仍旧不断地流下来。她摸出手帕掩着嘴唇，泪水渐渐地把手帕浸湿了。

“琴姐，不要再提那些事情。你不吃蒸蒸糕？”淑华知道是什么念头苦恼着淑贞，但是她不能够解决她的堂妹的问题，她甚至不能够给淑贞帮一点忙：除了几句安慰的话外，她什么也不能够带给淑贞。她因此常常感到苦恼。但是她从来不让苦恼蚕食她的心。她永远保持着她的乐观，她的愉快的心情，她的勇气，她的欢笑。她是一个粗心的人，然而她不会让一种感情使她变为糊涂。她不能忍受房里沉闷的空气，她想把忧愁驱散，所以对琴说了这样的话。她站在方桌前，又伸手到盛蒸蒸糕的盘子里取了一块糕，慢慢地放在嘴里吃着。

芸走到淑贞的身边。她递了一块糕给琴，然后柔声劝淑贞道：“四表妹，你不要难过。过去了的事情还是不要多想。多想也只会苦你自己。你听见他们先前唱歌唱得多好听。我今天好好地陪你耍一天，琴姐也陪你。”

淑贞点了点头，含糊地应了一声。她一只手拉着琴的衣襟。掩嘴唇的手帕已经拿开了。

“四表妹，芸表姐的话不错。事情过了就该忘记才是。你尽管放宽心。以后有什么事情我们会给你帮忙。你应该相信我的话，”琴吃完那块糕，也俯下头去劝淑贞道。

“我相信，”淑贞像受了委屈的小孩似地吐出这三个字。

“那么你答应我不要再想昨晚上的事情，”琴看见淑贞听从她的话，便又说了一句。

淑贞又点点头。

淑华端了盘子过来，里面还剩得有三块糕。她对琴说：“琴姐，这是留给你们的。你不吃，我给你端来了。你吃两块，四妹一块，快点吃，就要冷了。”

“难为你亲自端来，不吃太对不起你了，”琴从淑华端着的盘子里拿起一块糕来，带笑地对淑华说。然后她又掉头向着淑贞：“四表妹，你也吃一块。”

淑贞默默地拿了一块糕。

“绮霞，你给我们倒几杯茶来，”淑华高兴地吩咐道，她好像在大雨以后见到了晴天。

淑华把空盘子放回到方桌上去，便坐在风琴前面，一个人弹起琴来。她弹了十多分钟，又停住，唤觉新道：“大哥，你不吹箫？”

觉新立在外面书房里写字台前，拿着一本刊物在翻看。他含糊地答应了一声。淑华诧异地掉头去看他。她看见觉新在看书，又看见琴、芸两人和淑贞都坐在床沿上讲话。只有绮霞在斟好茶以后，走过来站在她背后，看她弹琴。

淑华站起来，走到外面房间，大声说：“大哥，你现在看什么书？还是来弹琴唱歌吧。”

“你先弹，我就来，”觉新敷衍地说。

“什么书有这样好看？等一会儿看也不行？”淑华说着便走过去，看她的哥哥在读什么书。

觉新看的还是那篇关于苏菲亚的文章。他的注意力集中在杂志上。他带着心跳地读着。他读得快，但是也没有失去每一段的主要意思。它们使他兴奋，同时又使他担心，他还有一点害怕。这不是为着他自己，他关心他的三弟觉慧（那篇文章的作者）的前途和安全。他以前对那件事就怀着一点疑惧，他疑心觉慧参加了革命的工作，现在他读到这篇文章，他的疑虑被证实了。他在那些热烈激昂的文字中看到了一个苦难的生活的开端。他愈读下去，愈觉得他的推测是确实的了。但是他还希望在后面发见另一种调子，另一种道路，所以他不愿意淑华来打岔他。他摇摇头坚持地说：“三妹，你去找琴姐她们，我看完就来。”

淑华站在觉新的身边，伸过头去看，自语似地说：“原来是三哥的文章。你们看过了，我也要拿去看。”

“你要看？”觉新好像听到什么可惊奇的话似的，他抬起头掉过脸来看了淑华一眼，惊讶地问道。

淑华高兴地答道：“你们都爱看，一定很有意思，况且是三哥写的文章。”

觉新看看淑华，鼓起勇气，低声说：“这种文章你还是不看的好。”

“为什么？你们都看得，我就看不得？大哥，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淑华惊愕地说。她的声音里带了一点反抗的调子。

“我担心三弟已经加入革命党了，”觉新不回答淑华的问话，却只顾说自己所想的。“我看他一定是个革命党。”

淑华在一年前听见“革命党”这个名词，还不知道它的意义，但是现在她却明白革命党是什么样的一种人。不过在她的心目中革命党是奇怪的、缺少现实性的、不可接近的人物。她不能相信一个她如此熟识的人会成为那种书本上的理想人物。因此她很有把握地回答觉新道：“你说革命党？我看三哥一定不是！”

“你不懂，”觉新烦躁地说，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内房里的风琴声又响了。

淑华看见琴在弹琴，也不管觉新还要说什么话，便大声说：“我来吹笛子，”她跑进内房去了。但是芸已经把笛子横在嘴边了。淑华走到琴的身边，想起觉新的话，便拍着琴的肩头，带笑地说：“琴姐，你相信不相信，三哥是革命党？”

琴立刻停手，回过头疑惑地低声问道：“哪个说的？”

“大哥说的，”淑华觉得好笑地答道。

琴两眼望着键盘，低声嘱咐道：“三表妹，你不要对别人说。”

这句话倒使淑华发愣了。她好像碰了钉子似的。她想：琴姐为什么说这样的话？难道三哥真是革命党？

琴弹琴时还掉头去看淑华。她看见淑华木然地站着，像在思索什么事情。这态度，这表情，在淑华的身上是很少见的。她觉得奇怪，便问道：“三表妹，你不唱？”

“啊，我就唱，”淑华惊醒似地答道。她真像从梦中醒过来一般，把革命党的问题撇开不管了。她刚唱出三个字，觉得口干，便走去把方桌上一杯斟好未喝已经凉了的茶端起来喝了两口。她忽然听见一阵吹哨声，声音自远而近，显然是那个人正沿着左厢房的石阶走来。她认识这个声音，便高兴地嚷道：

“二哥回来了。”

果然过了片刻觉民和着琴声、笛声吹着口哨走进了觉新的房间。

觉民看见觉新在看书（这时觉新已经坐下了），他也不去打岔觉新，就走进内房去。不用说他得到众人的欢迎。他站在琴的背后，带着兴趣地看琴的手指在键盘上跳动，一面继续吹口哨。

琴忽然回过头望着他微微一笑，眼光里送出一种问询。他回答她一个微笑，同时点了点头。两人都能够明白彼此的意思。觉民又在琴的耳边低声说：“今天下午要开会，我们一路去，在惠如家里。”

连淑贞也没有听见觉民说话，他的话被琴声掩盖了。然而琴是听见了的，她不但听见，而且她还点一下头作为答复。

“注释1”这段话是从俄国民粹派革命者斯捷普尼雅克（本姓：克拉夫钦斯基，1852-1895）的名著《地下的俄罗斯》（1882）中摘译出来的。斯捷普尼雅克是《牛虻》作者艾·丽，伏尼契的朋友，她曾受到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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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下午琴跟着觉民到他的同学张惠如的家去。张家在一条宽巷子里面，走出巷子便是觉民去学校时要经过的那条大街。

天气很好。琴打着一把阳伞遮住初夏的日光。他们慢慢地走着，好像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一样。几个月前他们有的那种紧张的心情这时已经没有了。他们习惯了那种集会，而且有了一点经验。因此在他们的眼里那些事情的神秘性便渐渐地减低。他们欢迎它们，而且也带着热情地喜爱它们，不过不再用夸张的眼光看它们了。他们到张惠如的家去开会，就像去参加亲友的宴会一样。

他们走到张家门口，坐在竹椅上的看门人站起来招呼他们。觉民照例地问他一声：“你们大少爷、二少爷都在家吗？”

那个熟识的看门人照例恭敬地点一个头，答道：“在家。”他总是这样地微笑着，回答着。

他们放心地走进里面去。他们走进二门，看见张惠如的弟弟张还如站在客厅的门槛上。张还如看见他们进来，便走到大厅上迎接他们。

琴和觉民跟着张还如走进客厅。那里面除了张惠如和黄存仁（他现在是外专的助教了），还有几个朋友：年纪较大的吴京士，演了《夜未央》得到“活安娥”这个绰号的陈迟，从法国回来的身材高大的何若君，在法文学校读书的年轻的汪雍。他们看见琴和觉民，都过来打招呼。

“我们来晏了，”觉民看见房里已经有了这许多人，抱歉地说。

“继舜和鉴冰还没有来，”黄存仁答道，接着他又解释地说：“继舜近来学生会的事情多，他这几天正忙着学生要求收回旅大游行示威的事情，恐怕会来晏点。”

“那么我们要不要等他？”何若君问道。

“现在还早，再等一会儿也不要紧，”张惠如接下去说，“大家先坐下吃两杯茶。”

觉民递了一杯茶给琴，他自己也端起一个杯子喝了两口，听见外面响起脚步声，他知道是方继舜和程鉴冰来了。

来的果然是这两个人。方继舜今年二十八岁，是高等师范学校四年级的学生，面容显得比他的年纪老，不过那种常在的沉毅的表情却使人相信他是一个充满活力的青年。程鉴冰刚刚过了二十一岁，长得相当清秀。她是琴的低一班的同学，今年暑假前毕业。

“蕴华，你倒先来了，”程鉴冰看见琴，连忙走到琴的身边，亲热地说。

“你在哪儿遇到继舜的？”琴也亲切地招呼程鉴冰，顺口问了一句。

“我就在这条街上遇到他，真凑巧，”程鉴冰笑答道。她又说：“我家里来了一个亲戚，我又不好不陪她。我生怕我祖母不放我走。后来居然给我借故溜出来了。”

“继舜，我还以为你来不了这么早，”黄存仁带笑地对方继舜说。

“我们的会还没有开完，我请假先走了，”方继舜揩着额上的汗珠说。他掉过头向着张还如：“还如，你今天没有去开会？检查日货的事情你得管啊。今天会上已经推定你的工作了。”

“我知道，这是我的老差使，”张还如笑着回答道。

“我们现在开会吧，”黄存仁提高声音说。

“大家先坐下吧，”张惠如说。

“我们还是分开坐，不必坐拢在圆桌旁边，”方继舜说，便在靠窗的一把楠木椅子上坐下。

没有人反对方继舜的话。大家都拣了座位坐下。琴和程鉴冰坐在一面。觉民坐在琴的旁边，不过他们两人中间隔了一个茶几。

黄存仁作主席。他们的会议并不注重形式，各人可以自由地发表意见。每个人坐着发言，跟平常谈话的时候一样。

黄存仁第一个发言。他是以团体总书记的身份说话的。他简略地报告了最近两个月的工作情形。他还提到他们收到多少封来信，发出若干封回信，送出若干小册子。他们的工作进行得相当顺利。同情者渐渐地多起来，对他们团体的主张与活动感到兴趣的人也不少。最近还收到一封重庆印刷工人的信。特别是在今年二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遭到军阀残酷的镇压以后，读者的来信增加了很多。这个轰轰烈烈的大事件使得许多青年都睁开了眼睛，青年们更不能安于现状了。他们在找寻新的路。所以革命的书报到处受欢迎。很多人写信来要小册子，要新书。好些人要求他们扩充阅报处，或者重演《夜未央》或者别的同类的戏。在比较著名的几个学校里他们撒的种子已经散布在学生中间了。年轻的心很容易被进步的、正义的思想所感动，被献身的热情所鼓舞。他们今天在这个房间里固然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团体，但他们并不是孤独的个人。在外面，在那个广大的社会中有很多他们的同道者，而且还有许多人准备贡献出自己的一切，来参加革命的工作。那些人也有同样的愿望，也憎恨一切的不义和罪恶，也憎恨不合理、不平等的社会制度，也追求劳苦人民的幸福。

黄存仁的话点燃了众人的热情，而且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希望。每个人都注意地听着，仿佛这是从他（或者她）自己的心里吐出来的。

黄存仁闭了口，有几个人用充满友爱的眼光望着他。每个人都很兴奋。他们都觉得能够将自己的生命用来为劳苦人民谋幸福，这是美好的事情。

张惠如接着报告团体和各地同性质的团体联络的情形。单是在这个省内这样的团体就有六七个：某县有觉社，某县有人社，某县有光社，某某两县又有明社，最大的便是重庆的群社。在这个省内散布最广的小册子，如《二十世纪的新思潮》、《红潮》、《自由钟》、《五一运动史》等等都是这个团体最近的出版物。群社上个月还派社员到上海去购买印刷机，筹办简单的印刷所。群社的总书记最近来信提议在省城里举行一次大会或者各团体的联络会。那边的人在征求各地同性质团体的意见，如果大家赞成这个提议，接着就要讨论具体的办法。

大会，这就是说许多未曾见面的精神上的友人聚在一起披肝沥胆地畅谈他们的胸怀，——不仅是吐露胸怀，他们还要贡献出他们的年轻人的热诚，和他们的青春的活力，来为他们的唯一的目的服务。这个唯一的至上的目的带着一种崇高的纯洁的美引诱着每一颗年轻的心。为劳苦人民谋幸福，为大多数人，为那些陷在贫困的深渊中的人。这是赎罪，这是革新；毁坏一种旧制度，建立一种新制度；摧毁一个社会，建设另一个社会。用平等与自由代替不义与掠夺，让博爱的光辉普照世界。这些年轻人的思想里有的是夸张，但是也不缺少诚实。他们真心相信自己有着强大的力量，不过他们并不拿它来谋个人的利益，他们却企图给黑暗世界带来一线的光明，使不幸的人得到温暖。他们牺牲了自己的阶级利益和特殊地位，他们牺牲了自己的安适生活，只怀着一个希望：让那无数的人都有这样的安适生活。这些夸张的思想里含着谦逊和慷慨。它使得这些年轻人在牺牲里找到满足，在毁灭里找到丰富的生命。他们珍爱这思想，也珍爱有着这同样思想的人。这好像是一个精神上的家庭，他们和各地方的朋友都是同一个家庭里的兄弟姊妹。这些人散处在各个地方，还没有机会聚在一处。如今一个希望来了，有人说出了聚会的话，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兴奋的消息。每个人的心都因为喜悦而颤动了。对这个提议没有人表示反对，也没有人表示疑惑。

方继舜最先发言表示赞同，不仅是赞同，他还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办法。他说话清楚，有力，而且有条理，很容易被人接受。不用说，没有人反对开大会。但是开会的办法就应该好好商量，譬如赴会代表的数目，经费的筹措，会期的久暂，代表的住处，讨论的事项以及行动的秘密等等都应该在事前有较周密的计划。最后方继舜还提出一个重要的意见。他认为应当把参加劳动运动、接近工人、援助工人的日常斗争等等问题列入大会的主要议事日程。黄存仁热烈地赞成方继舜的意见。他还就“二·七”运动对本省青年的影响这个问题谈了好几句，来证明方继舜的意见的正确。张惠如和觉民也谈了各人的意见。琴也谈出她对大会的看法。她还谈到许倩如最近来信中所描写的广州的新气象。许倩如说：“整个社会开始在变，青年学生和工人都动起来了。”这的确是鼓舞人的好消息。大家决定将这方面的意见写在信里寄给重庆的群社。他们还说明：在必要时也可以派人到重庆去商量。张惠如负责起草信稿。觉民、琴和程鉴冰担任抄写的工作。这样的信函都是用暗号写的，暗号密码的种类不少，写信读信都要花一些工夫，一个人写成或译出总要经过另一个人的校阅。琴和程鉴冰常常做这种校阅的工作。所以张惠如把起草回信的工作答应下来以后便对觉民说：“我等一会儿就把信稿交给你，你和蕴华用五字号码译好寄出去。”蕴华是琴的名字，五字号码便是指每隔四个字嵌一个原字的办法。

“好，”觉民照平常那样地带笑答道。这样的事他们做过已经不止一次了。他又侧过脸望着琴笑了笑，他说：“今晚上你又不能回去了。”

“那么喊袁成到我家里去告诉妈一声，我本来说过今天要回去的，”琴低声说。

觉民点一下头，回答了一句：“我知道。”

接着张还如报告刊物的情形：《利群周报》快出到两年了，销路最近增加到两千以上，长期订户也超过了三百；重庆文化书店来信表示每期可以包销三百份以上，还有两三个县里的学校贩卖部也来信批销若干。销路逐渐扩大，收入逐渐增多，刊物的前途很有希望。

这样的简单的叙述也给这些年轻人带来鼓舞。在刊物销数的增加中他们看出来许多不相识的读者的同情。从一些看不见的处所，从一些看不见的人那里，同情不断地来，这全是对于他们的呼吁的答复和实际的响应。年轻的心容易了解而且相信年轻的心，所以他们重视这些同情。年轻人永远怀着高飞的雄心，因此哪怕一线的光明和希望也可以鼓舞他们走很远的路程。

在张还如之后方继舜便以周报总编辑的身份来说话。他报告了一般的情形。他谈到第三年的计划；他还举出一些读者的意见，提出他的改革的方针。他要求没有参加编辑工作的朋友们尽量地批评周报的内容，对改革的方针也多贡献意见。

这一次说话的人较多，大家很坦白地说话，讨论问题。没有人对周报不满意，但是每个人都希望周报办得更精彩。众人听说上海和重庆都有一批稿子寄来，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琴说话不多，这时她却提供一个意见。她问众人有没有看见觉慧那篇关于苏菲亚的文章，她主张把它转载。她还说，应该将这种文章多多传播，使那些只知道爱伦·凯和与谢野晶子“注释1”的人明白妇女解放运动在这以外还有新的天地。

“觉慧的文章吗？我读过了，很痛快！我赞成转载它。觉慧在上海容易找这些材料，我们这里什么都缺少，”方继舜兴奋地答道。

程鉴冰和吴京士还没有读过觉慧的文章，他们热心地询问文章的内容。

“我们的刊物就需要这种带煽动性的文章，就需要这种革命家的传记，”张惠如叙述了《苏菲亚传》的内容之后，还激动地说了上面的话。

“那么写信去叫觉慧和别的朋友多寄点这类文章来，”觉民提议道。

“很好，觉民，你今天晚上就写信去叫觉慧寄文章来，我不另外写信了，”方继舜用坚定的声音说。他说话常常用这样的声音，他这个人做事很少有过犹豫。他思想快，决断快。他接着又高兴地说：“我们的周报有办法。有了这些好文章，还愁不会感动读者！”

“你自己下期有什么文章？”张惠如在旁边问道。“你不能因为别人的文章多，你就不写啊！”

“我在写一篇短东西，又是跟‘五老七贤’“注释2”捣乱的，”方继舜笑答道，他想到了那几段骂得痛快的地方。

“好得很！我们刊物好些时候没有骂他们了。他们近来又嚣张起来，总是向某公某帅拍电报，说那种肉麻的话，而且还把电报拍到省外去了。真讨厌！”张惠如听说要骂“五老七贤”觉得痛快，就带笑地说。

“他们似乎对我们开始注意起来了。我听说冯乐山最近写信给‘高师’校长要他注意学生的思想问题，说是有过激派混在里头捣乱，”方继舜改变了语调说道。

“那么他一定也会写信给我们的校长，等我到学校里去打听看，”陈迟气愤地说。

“你们‘外专’没有问题，廖校长本来就是个新派，他兴许不会听他们的话，跟我们的校长不同，”方继舜说。他的脸上又露出轻视的微笑，接着说下去：“其实，这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并没有多大的力量。”

“我也是这样想。他们已经是垂死的人了，我们却正在年少有为的时候。他们怎么能够跟我们比？”张惠如充满自信地说。

“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应该商量商量，就是我们周报的两周年纪念会，”张还如大声地说，唤起了众人的注意。

“不错，这应该提出来大家讨论，日期离现在只有两个多月，我们平日工夫又不多，”方继舜接着说。

这也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周报好像就是他们的孩子，他们大家辛辛苦苦地抚养了“他”。第一个孩子夭亡了，他们记得“他”是在怎样的情形下面死去的。现在第二个孩子居然看见了阳光，比较畅快地呼吸着空气，经历了一些苦难，终于逼近了“他”的第二个生日。“他”的存在也是精力、坚忍、困苦、以及信仰和友情的凭证。仿佛是“他”把他们联系得更密切。“他”给他们带来安慰，“他”增加了他们的自信，“他”消耗了（或者更可以说是吸收了）他们的纯洁的力量。“他”的生日不是寻常的日子，他们都以为应该好好地举行一次庆祝的宴会。在这些日子里他们就常常谈起这件事情。如今日期近了，他们应该坦率地发表意见。

每个人都兴奋地发言。没有人隐藏着什么或者不感到兴趣。他们推举了筹备委员。张还如、黄存仁、高觉民、张蕴华（琴）、程鉴冰被推举出来担负这个责任。谁也不推辞，他们找不到推辞的理由。

那一天应该举行庆祝的欢宴。但是他们愿意邀请一些同情者和给刊物直接、间接帮过忙的人来同乐。应该有游艺的节目，应该赠送纪念的特刊，应该将刊物大量推销，应该编印新的小册子。大家都激动地想到那一天的情形。

正式的会议暂时结束了。有事情的人先离开。纪念会的五个筹备委员便留在张惠如的家里继续讨论。张惠如虽然不是委员，也留在客厅里旁听，还不时往内外奔走给客人拿茶水和点心。

五个人热心地而且快乐地谈着。这里没有争辩，每个人轮流地增加一些新的意见。这些意见互相补足，融合成一贯的主张。五个人的意见终于成为一致的了。

纪念刊由方继舜编辑；游艺节目改为演剧。邀请同情者和友人参加。名单由黄存仁与张惠如根据通信等等决定。纪念刊的印数应该增加一倍，在报上刊登广告免费赠阅，还托人在各学校里散播。至于会场的选定和租借，议决由黄存仁和张惠如弟兄负责；小册子的编印却是觉民的职务（这个工作并不烦重，只是选出几篇旧文章编好付印罢了）。在这一次的会议里，他们（五个筹备委员）把重要的事情完全解决了。

会议完毕，张惠如弟兄挽留众人在他们的家里吃午饭。琴想到这时在高家等候着她的芸和淑华姊妹，便推辞了，觉民也坚持要回家。张惠如弟兄虽不再挽留，但是程鉴冰还依恋地拉着琴讲话。觉民和黄存仁也就安静地等待着，不去催她们。她们的话一直讲不完，张惠如的姐姐叫老女仆端了面出来。众人只得围着圆桌坐下吃了面。

“惠如，你们的姐姐真好，”觉民吃完面，放下碗，羡慕地称赞道。

张惠如笑了笑，得意地说：“她很喜欢你们。她觉得你们都是很好的人。她常常要我留你们在我们家里吃饭。”

“我们姐姐待我们的确不错。不过她如果晓得我们在干这些事情，她一定会吓坏的，”张还如说着，张开嘴哈哈地笑起来。

“她就不会晓得吗？”程鉴冰关心地问。

“她怎么会晓得？她以为我们信的是什么外国教，像耶稣教那一类的。她想读外国文的人信外国教总是不要紧的。她还夸奖我们很规矩，”黄存仁带着温和的微笑插嘴说，他从小就认识张惠如，他知道张家的情形。

这几句话使得众人都笑起来。

“你现在热天还穿棉袍吗？真亏得你！”程鉴冰忍住笑问道，她听见人说过张惠如热天穿棉袍的故事。他没有钱缴纳周报社的月捐，热天穿着棉袍出去，把棉袍送进当铺去换钱。这已经是两年前的事情了。

“现在不必当衣服了，”张惠如高兴地笑答道，“我可以向我姐姐多要钱，她总给的，她这一两年很相信我们。”

“你说话小声一点，不怕会给你姐姐听见？”琴止住笑担心地说。

“不要紧，近来她的耳朵不大好。而且她很相信我们，不会偷听我们谈话，”张还如放心地笑答道。

“还有一件有趣的事”，张惠如一面笑一面说，“以前我姐姐常常劝我结婚，她甚至于想给我订婚。我没法应付她，就说读外国文的人相信外国式的自由恋爱。她也就不再说给我订婚的话了。不过近来她的老毛病又发了，她缠着我问我有没有称心合意的女朋友，为什么不打算结婚。她把我缠得没有办法，我就把去年演完《夜未央》我和陈迟两个照的相片拿给她看，说我已经有了女朋友。她倒很相信，还很高兴。她还说她喜欢这位小姐，要我请她到我们家里来吃饭。你们想想看，这是不是有趣的事？”

张惠如还没有说完，就快要把众人笑倒了。

“那么哪天就让陈迟扮起来到你们这儿吃饭，看你姐姐怎样？这一定很有趣，”程鉴冰抿嘴笑道。

“这恐怕不大好，玩笑开大了一旦露出马脚，不容易收场，以后她就不相信我们了，”黄存仁仍旧带着温和的微笑摇摇头说。

程鉴冰还要说话，那个老女仆端着脸盆进来了。

“王妈，我们自己来绞脸帕，你再打一盆水来，”张惠如温和地对老女仆说。他看见王妈把脸盆放在茶几上，盆里有两张脸帕，便请琴和程鉴冰两人先洗脸。她们的话题就这样地被打断了。

王妈端了第二盆水进来，其余的人都先后洗过了脸。客人们要告辞了。他们还谈了一些话，并且讲定了下次会议的日期。

走出张家大门，客人跟主人告了别。琴和觉民同行，程鉴冰应该一个人回家去。黄存仁本来打算留在张家，这时听说程鉴冰不坐轿子，便自告奋勇地说：“鉴冰，我送你回去。”程鉴冰高兴地答应了。他们四个人一起走了两条街，在一条丁字路口应该分手了。在街口有一个轿铺，琴和觉民就在那里雇了两乘轿子回家。程鉴冰和黄存仁看见他们上了轿，然后转弯往另一条路走去。

“注释1”爱伦·凯（Ellen Key，1849-1926）是瑞典的作家和女权运动家，她写过好些关于儿童福利、恋爱、结婚和两性问题的书。与谢野晶子（Yosa no Akiko，1878-1941）是日本的拥护女权的诗人和批评家，《新青年》杂志译载过她的《贞操论》。

“注释2”五老七贤：这十二个人都是本省的名流和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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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小说内容节选自：外文原版小说 《秋》

作者：巴金
最后更新于：2016年09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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