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回忆录（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_【Room237】

你原来是什么样的人？...

王家卫在《东邪西毒》里说，“一个人最大的烦恼就是记性太好。”因此，我们穷尽一生都想要一坛“醉生梦死酒”，以求借酒解脱忘却一切。其实，记忆太好是一个人最大的烦恼，又何尝不是一个人最大的幸运呢，无论回想起来的事是好是坏，是喜是忧，都是你存在于这个世界的历史证明，是你这宇宙微尘对时间长河的惊鸿一瞥。

写过半自传的短篇《课代表》《阳光少年》来说高中的事儿，写过《吃喝玩乐在过去》怀念混迹在书店碟厅，守在电视电影前的日子，十八岁时写了《年十八》，梳理晕乎乎的旧时光，给自己一个交待。回头看来，好像一直没有认真写过小学的故事，想想也是挺可惜，毕竟，和后边的岁月相比，它显得截然不同，光芒万丈，算得上是我的黄金时代了。

想写点关于小学的东西，还因为我一朋友的刺激。常言道“万物变态怪童年，一切畸形在于性”，按照这样的方针，弗洛伊德提出了他的人格发展理论，把人的成长分为了口唇期、肛门期、性器期、潜伏期和生殖期这几个阶段。听了几耳朵这理论的朋友，非说我是口唇期发展不良导致刻薄毒舌，悲观虚无的经典案例，其实吧，若他见过小学的我，便会了解弗老师的局限性，那时的我与现在判若两人，还丝毫没有展现出他说的那种才能，还是一株关心人类热爱生活的向日葵，还是个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盲目乐观主义者呢。

我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是掼炮，插炮，呲花，小火箭。

小学时得到了人生的第一个外号“shall we”，来自英文句子“Shall we watch TV ?”。

说起小学，前四年发生的事儿差不多都忘了，能记得都是星苑那两年的日子。

星苑校区是学校在当时新设的一个实验班的特别行政区，从每个年级抽30个人，记得我当时考了班上的24名，我们班成立时有36人，后来有些变动，毕业的时候是37个人。

我刚进星苑时是五年级，全称星苑校区五年级一班（其实就一个班），简称星五，升了一年级后变成了星六，我是班上的班长兼语文课代表。

班长

也许是因为我忠厚老实，看起来很有责任心的样子，班主任老李给了我一个班长当当，这个职位也成为了我个人仕途的最高峰。后来，班上还搞过一次民选换届，我再次以全票的成绩当选，充分享受了小国寡民的直接民主所带来的虚荣感。

可惜的是，道家的性格始终干不了儒家的事，虽然我的班长生涯一度很得民心，但架不住兴趣不足能力不够，我最终因为不作为而被老李给撤了职，换了一位平日里说一不二的女同志，初步体验了政治斗争的残酷性。

说到所谓的不作为，还得绕到当时班长的业务，也就是开晨会和班会上来。这种会一般都有几个固定流程，先是我站在讲台上让大家起立，起个头唱个班歌，好像是零点的《相信自己》吧，这么摇滚范儿想想当时还是挺时髦的，接着让各个委员代表们汇报一下各自的工作情况，最后来一句我说了几百遍的“下面请班主任老师讲话”。

老李说我的不作为，在于每次班委们说了存在的问题后，我也没表个态说个解决办法，作为班长没个当机立断的魄力，就知道拣好的地方表扬人，说点“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废话，还在私下谈话屡次傲娇地提出辞职，.和他抱怨这工作干得累人。其实他说得都对，我从小就不爱和人起冲突，也烦那种端着官架子训人的德性，再加上向来闲适散漫，一生不羁爱自由的，自然不适合担负班长这种伟大而光荣的使命了。

语文课代表

话说一个班级里有两套班子的领导，一是以班长为首的各种委员们，属于编制内的民选干部，很正规，一是各学科的课代表，属于任命制的公务人员，较轻松。我的班长之路虽然中道崩殂了，但语文课代表的活儿却一直干得很长久。也许是遗传到了父亲大人的文学青年基因，我从小就一直很偏科，在星苑时就成功地培养了对语文的原始崇拜和对数学的原始痛恨，捎带手地对英语还挺有兴趣。

那时的我，尽管在跟风上的奥数班里，也默默地研究出了一套对付任意三阶幻方的神秘密码，但一直对数学这门学科存在之意义有着自发自觉的原始困惑。

虽然陈省身在《小学生数学报》上有“数学好玩”的题词，但我一直觉得他说的是报纸上的头版小故事和内封的笑话脑筋急转弯。当然，我这种作死的偏科倾向也为将来埋下了巨大祸患，高三数学有次160分只考了54分，这都是后话了。

书说从头，言归正传，语文课代表的工作除了收发作业外，还要每周安排个同学在黑板左边抄首诗，每天安排个同学在右边写句格言，以及在周五抽背每周一诗。我还记得我写的人生格言是“不做下一个谁，要做第一个我”，颇符合我行走江湖的风范。

每周五下午的写字课前，我都要挨个地抽同学背诗，起初，这种群体交往之外的面对面场合，对于恐惧社交少年闷骚的我来说，的确有点尴尬不自然，后来，等我已经习以为常，特别是看惯了我班仅有的那几个女生后，心理障碍也就克服了。在这每周一次的过程中，班上每个人的脾气秉性都逐渐形成印象，这就是我如今还能想得起来他们绝大部分人名字与样子的原因吧。

作家

“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不凋零的花”，李宗盛在《爱的代价》里如是写道。一直觉得，自己是个没啥梦想的人，非得要翻箱倒柜地找一个的话，也只有作家这个年少梦想能拿来充数了。

毕竟，小学那时的自己，总觉得时间走得很慢，世界有耐心来倾听你所有的无知无畏，误把创作冲动当成了创作才能，以为自己能以码字为生，就算不能扬名立万，也能养家糊口，还突发奇想地胡诌了本小说，没事就兴奋地和同伴分享最新写的情节。

说起我的这本处女作，现在想来是又傻又好玩。小说名叫《星苑奇侠传》，大致受到了当时的拳皇街霸游戏，WWE，古惑仔系列，《超人特攻队》，《超级学校霸王》等电影的影响，人物上我以班上的同学为原型，杜撰了一些分为正反两派，具有各种匪夷所思超能力的英雄豪杰，还绞尽脑汁地给他们取了各种神奇酷炫的名字。

情节上我让他们为了争夺某一宝物，从不同星球国度汇聚到一起，进行一场组队参加、层层晋级的热血格斗比赛，此外，小说里的人物还有各种新仇旧恨，感情纠葛，基本上除了床戏该有的部分都有了，大杂烩的设定搁在现在可以划分到武侠、志怪、校园、修仙、玄幻等门类之中。这小说除了有涂改得乱七八糟的手稿本外，还有我一个字一个字录入，打印装帧好的印刷本，可惜因为过了太多年，搬家整理了好多回，什么也没有找不到了。

这些年来，我写了很多的东西，可一直写也不好，而且写得越来越吃力，越来越兴趣索然，越来越词不达意，越来越写仨字删俩字。当年码字攒小说的那种纯粹快乐是一去不复返了，我也没法和年少时想的那样做一个作家似的人物了。好一个梦想啊，可笑又可爱。

愤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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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都说青春期的少年都该是叛逆的，但遗憾的是，在我正儿八经的青春期时段里，好像一直没有叛逆这个事儿。反倒是之前在星苑的两年，绝对叛逆的愤青模样，好多人说我是少年老成的早熟产品，大概和这点也有关系吧。

王小波在《黄金时代》里写道：“那一天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这话说得非常漂亮，只不过对我来说不是二十一岁，是十二岁。十二岁，五六年级，就对教育体制有不满，对现实社会有愤慨，对虚伪人情厌烦，对官僚做派反感，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小小年纪，就一副造反有理的无政府主义者姿态。

那时的我，也想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去诺坎普看球，去伯纳乌起哄，做一个环游世界的行者，也想开一间自由自在的学校，让所有的孩子都能解放天性，肆意妄为，不必理会无聊的规定约束，各自做着自己热爱的事儿。

这其中最大的奢望，就要数我和老单在回家路上吹牛逼过程中形成的那个创业计划了。老单是星苑的同学，和我一直臭味相投，那时我们最爱说的一个词叫“狂想”，没有“梦想”那么小清新，“理想”那么假正经，而是有种“敢把旧貌换新颜”的中二气质。

我们当时觉得年轻人一点朝气没有，个个备受约束，尽是循规蹈矩，所以总结形成了“狂想可以改变世上的一切”这种纲领式的信仰。那时还不流行自主创业，我们就非常超前地有了这种意识，越想越有劲地要成立一个公司，取名“狂想-崛起”，不卖产品，而卖创意。

向日葵

万物生长靠太阳，而向日葵这种品种，又是其中最爱太阳的物种。小学时的我，不说是未来的祖国花朵，也起码是一株茁壮成长的向日葵，面对朝阳春暖花开，关心粮食和蔬菜，积极向上得好像一个Sunshine Boy。那时候，不知道为啥总对未来有着莫名的乐观，不会虚无不怕失去，总觉得人定胜天的主观能动性，能够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客观物质性。

那时学校为表扬先进的学生，每隔一段时间就按照饭店的标准，在每个年级评选一定数量的星级学生。被选上的同学，不仅要品学兼优，还要思想健康，整天都得带着一个带五角星的牌子，现在看来是挺滑稽，当时戴着还觉得是挺自豪的一个荣誉呢。我从三星级学生，一路狂飙突进，奋发进取，最后定格在了五星级（最高好像是六星还是七星）。此外，我因为被选上了“校十佳少年”，还在周一升过国旗呢。

其实，最能体现我是健康合群向日葵的事，是小学时的两次演出。

一次是英文短剧，我和同学演“龟兔赛跑”，我演的是后来居上的乌龟同学。那时候也顾不上男儿膝下有黄金，也顾不上被无聊群众嘲讽了，套了副护膝就上了台，一边跪着爬，一边想着说，生动形象又具体可感地完成了整个表演，职业精神教闻者动容，见者敬佩，最后还得了个奖。

一次是小范围的个人巡演。当时在张主任的陪同下，以联欢会压轴的高规格，席卷了各大班级教室，博得场下观众的一致认可。当时的表演项目是天津快板书男声独唱，以郭冬临冯巩的春晚相声为蓝本，结合本地特色Free style，颇具民间曲艺小明星的风范。

回头想来，内向的人一旦豁出去都是挺可怕的，高中时和人排《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即兴话剧，大一时能一时兴起地表演唱儿歌，能在台上戴假发演小品，这些事儿，都算是少年时代的表演欲后遗症吧。

思想者

星苑时期，外表上是我长得不好的一生里，长得最好的一段了。

内在上也是我沉郁顿挫的生命中，奏得最昂扬向上的一段了。

只不过，从那时起，每次一毕业要写同学录的时候，很多人好像对评价我难以措辞，费尽心力地憋出了“有思想”几个字。“嗯，你真是个有思想的人。”说起来总感觉是在骂人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