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on Musk——硅谷重生的凤凰，他坚信自己的责任是改变世界

在西方神话中，凤凰有不死鸟之称。满五百岁后，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鲜美异常，不再死。而硅谷的许多创业故事也遵循凤凰的救赎模式：一位天才儿童，经历一次冒险之旅，熬过一段黑暗时期，最后迎来一次关键转折（pivot）。...





就像之前的伟大创业者一样，Elon Musk 的传记读起来也像虚构小说一样。或者也许想读一本漫画书。他少年老成，天资过人，以啃百科全书为乐；不出意料，别人不断地找他的茬。小混混有一次把他推下了楼梯，还有一次把他打到住院。

但即便还是小孩的时候，他就对拥有更美好的未来这一愿景感到着迷，坚信他必须努力拯救人类。最终他找出了对人类这一物种的 5 大生存威胁并且下定决心要解决这些问题。在他看来，最有可能被解决的，是可持续能源再生的需要以及备份计划—比方说百万人殖民火星的需要。

2000年 代早期，他开始认真着手实现自己的愿景，用卖掉PayPal得到的 1.8 亿美元创办了一家私人火箭发射公司SpaceX 。几年后，他又砸了几百万美元到 Tesla 做电动车。汽车制造商和搞技术的人都嘲笑他这个造高性能豪华电动车（最终做出的是便宜的大众市场版本）的计划。当 SpaceX 首次发射爆炸时其他人都取笑他，但噩梦并没有终止，接着又有了第 2 次，第 3 次。

到 2008年，随着全球金融市场的坍塌，他通过开明的创业精神拯救地球的计划也来日无多。Tesla 的车已经落后进度几个月，剩下的钱只够再发射一次火箭。如果这次火箭还是炸了，如果车还不能上市，如果投资者熬不下去了，游戏就结束了。他所有的生意都会泡汤，而他本人的财富都会蒸发掉。



Musk 说那时候他的精神已经濒临崩溃，但突然之间一切都峰回路转：火箭发射成功了，NASA 给 SpaceX 一笔丰厚的合同，电动车也终于交付，时至今日，Musk 经营着两家开创性的公司，每一家都价值数十亿美元。现在是 Elon Musk 的世界。我们就生活在这上面—直到我们搬到火星。

这段日子在硅谷你要是没失败过的话就不算真正成功，或者至少要非常接近失败过。失败—或接近失败—已经成为了骄傲的象征。失败还是一种谈资，一出待上演的故事。当初创企业犯错或者失败时（大都最终都会如此），公司创始人经常会详述自己为什么会失败以及如何失败。

实际上这已经成为了一种惯例。创始人会说伟大是或者将从磨难中来的：更深刻的理解，新的决心，以及对什么东西重要有了更好的把握。

硅谷是沐浴在阳光下的金钱乌托邦，是世界的主宰。技术创业者的名字家喻户晓。那为什么人们会钟情痛苦的故事、痴迷于那些黑暗时间呢？为什么大家还沉浸在 Musk 的濒临失败，即便他们崇拜他目前的成功呢？创业者在不知不觉间已经接受了我们文化最具张力的故事之一：逆境与救赎的生命叙述。



关于自己的生活，我们每个人都有要讲的故事，都有建构过去的方式，并且都会把事件融为一体，构成连贯的叙述方式。真实的生活是混乱无序的，是生命叙事赋予了它意义和结构。叙事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认为，我们讲述的这些故事不仅仅是为了描述过去的便利：我们表达自己故事的方式同时也塑造了我们是什么样的人。

对于美国人来说，救赎的叙事方式是最常见、最吸引人的生活故事之一。逆境在这种生活故事当中不是需要避免或者忍受的毫无意义的苦难。逆境拥有变革的能力，是个人成长与自我实现的必经之路。

过去 15年 西北大学的心理学教授 Daniel McAdams 一直在研究这种叙事方式，他发现这种故事一般分为 5 个生活阶段：（1）从小多少有点与众不同感（2）强烈的道德使命感以及最终（3）经受可怕的折磨考验但（4）被转变成为积极体验，以及（5）热心于改善社会。

当然，这种序列未必反映出讲述者实际的生活事件。这只是大家对所发生事情的解释方式—有要强调的东西，还有被忽略的。

经过多年对 157 位成人的深度访谈，McAdams 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发现，那种人往往很有生产力，也就是说，这些人往往是很慷慨、有责任心、有建设性的成人。这些人非常关心未来，他们是认真的导师、教师以及父母，他们可能会参与公共事务。他们会考虑自己的名望，希望解决世界的问题。不过有生产力的人未必是温文尔雅的空想社会改良家。相信自己肩负解决社会问题的使命，有道德权威以及有这么做的能力也需要有自我重要感甚至还有有一点自负感。

这种救赎的叙事方式在硅谷如此流行不足为奇，Musk 生活在创始人讲述的故事脚本中总是反复出现。硅谷版的救赎故事已经采纳了 McAdams 提出的格式，技术创始人讲述的故事总有着三个篇章：第一章，精彩之旅，第二章，关键转折（Pivot）以及第三章，让世界更美好。





创始人的故事往往从有趣的事情开始—疯狂的工作，破产的威胁，以及至少要经历过一次漫漫长夜的灵魂洗礼，让创始人在几乎被摧毁的质疑中重生。在技术文化中，这被称为是 “精彩之旅（一路上学到了许多东西）” 以及不分昼夜的疯狂工作。

精彩之旅相当于经典叙事的“道德挑战”。通过复述英雄的磨难来显示他的决心。McAdams 是这样描述这个主题的：“我是一位杰出的冒险家，一头扎进一个危险的世界。”这个阶段遭遇的逆境就是后来打开胜利之门的钥匙。对于创业者来说，这些不只是菜鸟的失误，还是成就日后伟大的苦楚的宣泄时刻。

不过首先应该是关键时刻。认为硅谷喜欢令人丧失信心的失败体验是一种误解。因此对初创企业在什么地方出问题以及原因的事后剖析并不是中立的。他们要宣扬的是失败乃成功之母的说法。

这就是为什么技术创业者把失败叫做 pivot 的原因。“pivot” 这个词最初是通过《精益初创企业》这本创业指南流行起来的，现在这个词已经带有最终审判时刻、放弃某套计划时刻的味道。

在商业计划显然太过复杂，永远看不到发展苗头，没有潜在客户或者就是个糟糕主意时，大家往往就会 pivot。但是技术领域跟其他领域不一样，想法被证明的确糟糕后并不会消失得无影无踪。Pivot 意味着失败后重新再来。Pivot 把失败变成重生，过去遭遇的艰难挫折将赋予愿景的一个更强、更好的新生。这不是修修补补的渐进性改进，而是一次变革。凤凰浴火重生，大门开启，新的愿景从旧愿景中隐隐浮现。在此救赎时刻，一切都将从头再来。

但显然这只是个神话，一种展望而不是针对事实的中立表达。实际上，在斯坦福大学研究创新史的历史学家 Leslie Berlin 指出，就经验而言，失败乃成功之母是错误的说法。哈佛商学院一项对数千家获风投资助的公司的研究中发现，那些第一次取得成功的创业者更有可能在第二次取得成功。而那些失败过的更有可能第二次再度失败。“换句话说，尝试和失败并没有给创业者带来任何东西—就好像他们从来都没有试过一样，” Berlin 在纽约时报是这样写的。但是 pivot 的叙事机器支撑的是希望而不是这一残酷事实。

尽管对这种 pivot 的信仰也许只是一种妄想，但却是有价值的幻觉。McAdams 发现，当大家把自己的不幸视为改变人生的机会时，他们就获得了一项优势。“失败成为了这一宏大的叙事过程的一部分：‘那是必然要发生的事情，我需要那种挫折，否则就不会有这个发现。’”，通过这样来保持士气高昂。它培养了决心和毅力。讲述这些故事的人往往更容易满足，能够感受到自己的生活是协调的、是有意义的。接受 McAdams 采访的人说，他们要么把坏事变成了好事，要么发现了自身具备的新优势。这种心态能够激励韧性，而后者正是每一位创业者都需要的东西。



在这种救赎叙事中，坚定不移地经受各种考验的回报是行善的良机。受访者告诉 McAdams 说他们打算为自己的家庭、社区或者整个社会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听起来觉得有点熟悉？因为技术圈的自负已经成为一个流传很久的笑话。HBO 的《硅谷》第一季里面，一位初创企业创始人在试图说服投资者给自己的秘密项目投钱时屡屡会抛出这样的口头禅。例子：“我们正在通过端点间利用标准的数据模型进行通信来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这个玩笑一击中的。iPhone 的口号是 “改变一切（This changes everything）”。Google 的招股说明书 S-1 文件中用了一整段的文字来解释如何 “让这个世界更加美好”。

Elizabeth Holmes 只用两句话就完美捕捉到了这种心态。Elizabeth Holmes 是前硅谷宠儿Theranos的创始人，后者正在开发改良的验血技术。这家公司最近的估值曾经超过 90 亿美元，但 2015年 却因为大家发现它的技术尚未成熟而突然失宠。Elizabeth 在 CNBC 上露面时对技术的救赎做出了完美的注解：“当你努力做出改变时这就是会发生的事。他们先是认为你疯了，然后个个都反对你，再然后突然之间你就改变了世界。”

诚然，这听起来有点狂妄，甚至也许还有点假。通常的假设是，当搞技术的讨论像这样改变世界时，那只是为了引起注意。这是因为硅谷有着自私自利的名声，大部分财富都落在 CEO 和创始人的口袋而不是施舍给博物馆或大学—不要把改变世界放在心上。

但是救赎叙事的关键点在于，通过这种讲述，它宣泄出改变世界的真诚渴望—在技术圈的情况下，它催生的是一切皆有可能的信念。

所以也许我们对技术的理解全都错了。按照救赎叙事的逻辑，当 Musk 说他打算让世界用上太阳能、在火星建立殖民地时，他完全是真诚的，尽管想法听起来很疯狂。按照救赎的叙事模式，在商业上取得成功的意愿与改变世界的渴望是完美匹配的。



实际上，通过做好生意来行善的想法早已有之。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家 Fred Turner 在《从反主流文化到网络文化》中阐述了 1960年 代后期这一系列想法的起源。对于属于这个世界的人来说，技术创新者也能解决社会问题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大家都已经认可企业家主义是通往更美好未来的最快路径。

所以在接下来的 10年 时间里，当今日的技术巨头人近中年，到达生命当中最具生产力的阶段时，看到他们推动一波前所未有的慈善浪潮是有可能的。这些乐观主义者，在手上累积的巨额财富以及对自己解决问题能力的坚定信心刺激下，可能会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成为世界的建设者。我们已经看到这方面的一些迹象：比如盖茨夫妇基金会消灭疟疾的努力，比如扎克伯格改善学校的努力，比如 Sean Parker 捐献了 6 亿美元用于癌症、疟疾等疾病的研究工作等。

Musk 甚至走得更远一点，他的希望是殖民外星球来避免人类灭绝。实际上，SpaceX 的成立可以视为人类繁衍的终极行动。Musk 说他成立这家公司时就知道自己没有多少胜算。风险太高了。“植入的病毒，核战争，疏忽大意制造出的微型黑洞，或者某种尚未知道的技术都会要了我们的命，” 他在 2008年 写道：“我们迟早都必须到这颗蓝泥小球以外的地方衍生生命—否则就会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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