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为什么写乡镇的作家最成功 许知远对谈路内

我对80年代的作家们有一种很强的逆反心理——好像我们所有作家都在描绘自己的那点乡村经验、城镇经验。...

在香港书展上对谈的许知远与路内 拍摄：兰达

7月19日，2017香港书展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开幕。次日下午，作家许知远和路内以“个人书写与时代精神”为题，在书展的“名作家讲座”上分享了各自创作的心路历程。

在这个对谈中，两位作家追溯了自己最初写作的精神渊源，探讨了个人经验与时代背景的关联，并提出要重新审读文学传统，从新的角度探索被压抑的叙事。以下为对谈内容，因篇幅原因，部分内容有删节。

到现在为止，写乡镇的这批作家是中国最成功的

许知远：最初阅读的那些作家会奠定我们的性格。20岁出头时，影响我的是海明威、乔治·奥威尔这样的人。他们介于新闻记者和作家之间，跑到巴黎去描述什么，跑到西班牙内战去干什么，这样的生活对我们最初有一种强烈的吸引力，（让我们想）去过旋风式的生活、冒险的生活，去描述那样的变化的生活。

我当时对80年代的作家们有一种很强的逆反心理——好像我们所有作家都在描绘自己的那点乡村经验、城镇经验。我特别渴望中国出现那种Cosmopolitan（世界性）经验（的作家）。过去可能就林语堂这样的人有这种精神，后来我们所有的写作慢慢缩回到千篇一律的小镇经验、乡村经验。因此我那时候有很强的逆反心理，想拼命跑到外面去，看看外面世界是什么样子，来冲破这种过分强的乡土性。

我那时生活在北京，我们读的是《纽约书评》、《新共和杂志》，是纽约那批知识分子在读的东西，还有1950年代以后在美国兴起的一批纽约知识分子的作品。他们怎么去理解美国二战后大众社会的形成，他们怎么对抗大众审美标准，他们如何寻找一种新的语言方式来描绘一个社会的变化……回忆起来，是这些东西奠定我最初对中国、对世界的看法的。

我好奇的还是精神渊源：是什么原因最初塑造了我们的成长？什么奠定了你最初的性格？哪些作家激发了你写作的欲望？

路内：我觉得我们这批人，包括你在内，1990年代末到2000年代初，最大的一个共性就是“嚣张”。看现在的青年作家，我会疑惑：为什么你们不嚣张呢？你们应该嚣张一点，无所谓一点。现在好像他们很沉默，性格很文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文学本身而言，上一代作家对青年作家既有扶持，也有压制，全世界都这样。我们说的文学浪潮、文学革命，会不断产生。

我当时还看互联网上的地下文学。所谓地下文学，是文学意义上的地下文学。五湖四海都有，也有小镇出来的，也有一些从美国回来的小孩写诗，谈论他们的各种经验，还有台湾的作家。当时有一个台湾中学老师写诗写得很好，他在台湾根本没有名声，就在大陆的论坛上面发发诗，有很多女粉丝。

但你又会发现一个问题：到我们现在，写乡镇的这批作家是中国最成功的，不知道为什么。相对偏西方的那些作家，我觉得他们的经验在中国似乎没有办法拓展开来。虚构作品大家跟随的都是电视剧的审美，而不是小说的审美。

“我特别期望中国能出现爱德华·吉本这样的作家”

路内：我经常在一些文学活动中，听到有作家这么说：“写作跟这个时代是没有关系的，是一个相对比较自在自为的事情。你写得再精彩，也比不上社会新闻。”这在我看来，可能是作家自我认知的问题。作家没有必要把自己的经验跟写社会新闻的人放在一起谈。

1990年代末新闻的蓬勃影响了非常多的青年作家和文艺青年。很多作家都是从文艺青年里面出来的，很多媒体从业人员本身就在写文学作品，现在还在写。不能轻视新闻和文学之间的关系。在中国，新闻是走在前面的，文学其实是紧跟在后面的，它会产生不同的价值认知。

从1990年代末到2000年初产生了一批作家。包括我们说的80后作家，他们也借助媒体，让自己获得文学和社会的认可。反过来，我们那代作家也会从新闻中间重新寻找文学的价值。

我写《少年巴比伦》是在2006年年尾。当时编辑说：“你为什么要写工厂，这个东西不会有读者。你要写都市男女。”我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写，从我直观的感受上来讲，我现在写这个东西是有意义的，也许过十年再写，它会失去意义。什么时代出什么作品。

许知远：我昨天从飞机上下来，坐出租车穿过维港，看见前方的香港国际金融中心，我就在想，香港这样一座城市，其实是作为一种方法或经验的存在，是一种非虚构的方式。我觉得整个非虚构这种背景的写作，在中文世界被大大地压缩了，我们对非虚构的写作就变成记者式的。

我特别期望中国能出现爱德华·吉本这样的作家。爱德华·吉本写罗马帝国的衰亡，托马斯·卡莱尔写法国大革命，艾默生写美国精神的崛起，这类能寄托巨大的时代精神和历史背景的东西，好像在现在的中文世界里是一个被高度压缩且消沉的部分。

所以在香港，我就想起了这个城市的过去。在过去一个多世纪中，这个城市充满崭新的地方，比如当年康有为在这里发现了灵感，1879年第一次来香港时，他被这些楼惊呆了，因此要去改变古老的中国。另一方面，它也是通往过去的，1948年、1949年，钱穆先生跑到这个地方，在桂林街开创了最初的新亚书院的雏形，他在那里建构了一个巨大的中国传统。

我现在特别着迷的是从19世纪到现在这一世纪中国怎么发展的。你提到非虚构小说，现在大家一提文学就是小说。为什么它叫“小说”？因为它最初不高级，是一个非常边缘化的文体，所以梁启超要专门写文章，说小说是很重要的。但梁启超当时那个要文以载道的传统，在现在的中国反而消失了。

我在想，我们这代人，要如何重新让书写变得辽阔化起来，重新对着更广泛的世界发言。当然，个人经验非常重要。两者如果能重新形成张力的话，会更有意思。

人到中年，你又被传统重新拽回去了

许知远：年轻的时候，我很西化，对中国传统很不屑一顾。过去几年，我突然对中国历史，尤其是从近代引发的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兴趣。我以前从来读不下去的人，比如钱穆，突然对我产生了特别大的吸引力，我觉得他们可以释放我很多现实中的紧张感。

让我感伤的是，我尽管一心想逃离传统，但人到中年后，你又被那个历史重新拽回去了。这个世界以前跟我从来没有关系，现在突然对我产生了一个巨大的诱惑，它能给你慰藉。

比如出生在1873年的梁启超。这样一个19世纪的70后年轻人，一开始受的都是充满束缚的教育，四书五经。他慢慢成长，去赶考。他的人生节奏是根据考试的节奏来的，去广州书院考上举人，再去北京考上进士。最后碰到中国发生巨大变化，他一开始不知道这个巨大变化发生，突然到上海，发现世界是这个样子的，遇到康有为这样的人讲世界是另外一个样子的。他年纪轻轻就卷入到百日维新戊戌变法之中，卷入到巨大的舞台中央。这时候好几个同伴死了，他一个人逃亡，逃到日本使馆躲起来，在天津的军舰上转去日本。在日本展开了一个新的世界，日本提供了一个近代样板，他拼命学日语，在那里办报纸、办杂志，把这些再传回到上海，在上海分发到芜湖、镇江……影响了一代人。

1912年，他流亡14年回来之后，发现他做的所有事情无意中推行了一场智力上的革命，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到1929年他去世时，又一个新时代到来了。

路内：19世纪末中国面临的问题确实很复杂，太多太多问题了，内忧外患。那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时代。那个时代是现代文学的开端。

其实那时有很多想为这个国家做点什么的人，但留下的一个最经典的中国人形象叫阿Q。作为一个小说作者来看，这首先是一件很吊诡的事情，其次，它似乎决定了写作者的命运，让你看到一个更低位的东西。那个更低位的东西所谓的文学光环，忽然一下子，超越了那个时代真正有光环的人。

现在我不能说中国文学遇到了什么难题，这个话题太大了。一说中国文学遇到什么难题，（人们）首先说这个时代很浮躁。但作家就是一个个体，再遇到一个浮躁的时代，你还是能写下去。

我自己遇到的问题，就是我觉得我视野窄。当你写到一定程度，觉得自己视野窄的时候，个人的压力和外部世界的压力都会对你产生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束缚，你能力有限，摆脱不开。但是有眼界的、能力强的作者，是可以摆脱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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