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仑：过年那些事儿

回复“对联”，获得冯叔手写对联。...

又过年了，北京成了空城，所有人都回到他们出发的地方，回到父母亲人的身边。城市的所有喧嚣都停下来了，一切似乎都归于宁静和停滞。

我一直觉得自己不怎么会过年，和过年的习俗也好、气氛也好，总有些隔膜。或许这和社会的变化、我个人的际遇都有些关系。小的时候，我对过年印象最深的事情就是排队。那时物资极端困乏，什么都要票要证，肉一个月配发一次，米也是配额供应。所以过年最让人兴奋的一件事情，就是可以有好东西吃，但是要想吃到这些好东西，就需要排队。

那时候，我住在西安的一个大院里，里面有一个小卖部。每到过年，这个小卖部门前就排队。一般要从早上三四点钟开始排，一直排到天亮才能买上几两黄花菜、几两木耳、一些糖果和点心。似乎只有这件事情大功告成之后，过年才有了着落。

另外就是等待我父母的单位分肉，其中会有羊肉。我平时不吃羊肉，每次闻到羊肉的味道我总有些抗拒，但父亲会非常高兴。

除了“排队”和“羊肉”以外，几乎没有什么过年的仪式感，也没什么特别热闹的事情，那时所有的习俗都被作为“封建的东西”压制、清洗掉了。



▲ 不知道的还以为在打群架中学以后，我每年过年都要很认真地去记录自己的心情，同时展望一下自己未来的一年，这个习惯一直延续至今，也算是给自己的一份小小的新年礼物。

印象最深的是1975年。那时候我看了很多书，以为自己甚是了得，就想要写一篇“特别大”的文章，讲讲国际关系，讲讲中美苏之间的三角关系，以及如何借鉴三国的智慧“联吴抗魏”。

我记得那是在年三十的早上，是一个大雪天，当时那篇“特别大”的文章已经写好了，大概有六七千字，我想把它打印出来。我趁着大人都在忙，自己去了卫生所，想借刻钢板的蜡笔、蜡纸、油印机。

到了卫生所，我发现那个医生病了，他歪着脑袋坐在那里，脸颊和眼窝深陷、目光呆滞，身体瘦得就像一条线。我几乎被吓到了，我跟他说了我要借的东西，他只是轻轻摆了摆手，让我自己取。我拿了就跑。

这一幕在我脑海中停留了很久，直到我把写好的文章用蜡版刻出来，自己推油墨把文章印了几十份，才感觉有些缓过神来。

第二天一早，也就是大年初一，我去卫生所还钢板和蜡笔的时候，看到门口围了一些人。别人告诉我，这个医生已经去世了。我也记不清最后那些东西我是扔了还是还了，总之我很快离开了那里。

回来以后，我就把这些文章分别寄给一些当时在我看来很了不起的人。但是没有人理我。因为通常来说，没有人会注意一个15岁的小孩写的一些不着边界的东西，或者去关心这个小孩的想法。但我觉得自己花了这么大的力气去做这件事，还脑补了一个自己奄奄一息的老人形象，最后居然没有任何人给我一点回应，我就很失落。事后，我就淡忘了这件事。

大概几个月之后，我居然收到了一封信，这封信是北京大学的周一良教授写给我的，他居然认真看了我的文章，而且给我写了大半篇的回信，鼓励我继续研究下去。这么有份量的一个专家，居然能够给我回信，这让我特别兴奋，觉得自己做的事情很有意义。这是我少年时一个特别的记忆。



▲ 那时候都是根红苗正的有志青年这一年过去之后，我到北京读书。那时候改革开放，过年的时候，所有人都轻松下来，脸上越来越多出现笑容，吃东西似乎也不需要排队了，平时言行也不需要那么拘谨了，以前过年时感受到的压力也慢慢消失了。

这之后，生活越来越好，人也越来越自由，我对过年的记忆就变成“坐火车”了。因为我在北京读书，毕业以后也留在北京，所以过年的时候就要往西安跑。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么好的交通条件，一定是坐火车回去，于是坐火车成了我回家最大的压力。

当时坐火车的条件很差，人又非常多。我体验了各种坐火车的方法：能站着回去都算是非常幸福的了；挤在火车的连接处，也算是幸福的。最闹心的是在行李架上面吊着；或者拿两张报纸垫着，人就缩在硬座的座椅下面，座椅下的空气非常污浊，要憋一晚上才能到西安。

这就是我对过年的印象。但是我觉得自己真的不懂怎么过年。我们家先从浙江迁到了西安，我自己又从西安迁到了北京。我们家就像没有根的浮萍，因为没有一个在传统社会中长期稳定的历史传承，所以造成了传统习俗的断档。

在西安，父母偶尔会遵循一些浙江人过年的习俗，但是并不刻意，因为周围都是西安当地人；但是他们也融入不到西安本地的习俗中去。我在北京一晃也待了三十多年了，除了在电视上看别人过年以外，自己对过年似乎没有什么深切的感受。



▲ 想回家，身段要好所以，我对“过年”几乎没有任何记忆，它只是传统仪式和习俗演化成的对我的约束，我必须要按照这个约束去完成一些规定动作，比如“拜年”。

我记得改革开放之后的几年流行电话拜年，因为之前家里能装电话的都是特别大的官、特别牛逼的人。大概到了90年代初，突然掀起了家家户户都装电话的潮流，于是打电话拜年就代替了上门拜年，一下子就把过年的仪式简化了。

这样流行了几年之后，手机出现了，于是又出现了一阵“短信拜年”的狂潮。短信不仅可以一对一地发，还可以群发。这样一来，人和人之间的联系，似乎是变多了，但是更淡了，通过短信拜年只是走一个形式而已。过完年之后，也记不得哪些人给你拜过年。

现在可好，又有了微信，大家可以在群里互相拜年了。这更加是一种“批发式”的拜年，可以一对多、多对多，让以前仪式性的拜年变成了一种娱乐活动。

线下的过年少了，线上的反倒多了。这样一个急速的变化，让人在应接不暇的同时，又觉得有些茫然，并突然生出一种无力感，不知道该怎么过年。



▲ 红包当然也不会放过春晚

对于在都市里生活的人来说，“过年”是一个特别隆重的假期，这个假期让整个社会都放慢了节奏，每个人都不得不停下来，只做一件事——回家，回到亲人身边。和家人一起过了年三十、年初一之后，接下来多数会选择出去旅行。最近十几年来，我每年过年都是这样，所以没有一次过年是老老实实待在北京的。旅行去了异国，就更没有过年的感觉了，甚至忘记了是在过年，只觉得是一个假期。

网络上流有一个段子说得很有意思：因为过年，本来在都市中的各路名媛、贵妇、白富美都现出了原形，不管平时有多国际范儿、多上流、多大气，不管是低胸低到肚脐眼，还是开岔开到胳肢窝，不管是不是全身装备着GUCCI、LV、香奈儿、爱马仕，还是经常混迹于M2、苏荷、皇家一号、五星级酒店——到了年关，都要回县城、回山里、回村里。而名字也从Anna、Monica、KK、Angela变成了翠花、小芳、二妮、狗剩子。

如果是在都市中过年，各种商家又会通过花样百出的推销手法，硬把过年包装成一个商业的庆典。这样一来，当你安排去旅行、或者去商场的时候，你就离传统的过年越来越远，和自己的亲人相聚的时间变得短暂，和远方朋友的联系反而密切了。

我曾经连着三年都在台湾过年，因为我觉得那儿应该会保留很中国式的过年传统，所以我去观察和体验他们是怎么过年的，希望借此能找到一些依循传统方式过年的方法。

但实际上，到了台湾以后，我仍然没有学会怎么过年。台湾的大都市台北，到了过年的时候，也和北京一样，几乎是一座空城，所有人都去外面旅行。只能在电视上看到台湾中南部或者是稍微乡下一些的地方，还保留着过年时候特别传统的习俗。



▲ 台湾人民的春节，守着庙的可能比守着电视的多

他们过年最热闹的地方是庙，大年初一“抢头香”这件事情让我觉得不可思议，他们认为只有抢到头香，今年一年才会有好运气。于是，天还没亮，大家就在庙外等着，庙门一开就跑，甚至不惜摔倒。电视上也会报道各个庙“抢头香”的情况，现场人越多，摔得越惨，人们越是认为这儿的香火旺，抢到头香的人一定会有好运气。

除了“抢头香”以外，还有两件事情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一件事情，是马英九发红包。马英九当政八年，每年过年要到马家庄去，给所有排队的普通民众发红包，虽然这个红包好像只包了一块钱的硬币。他以一个领导人之尊，还能这样虔诚、这样恭敬、充满诚意地给大家新年祝福，我印象很深。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大家在百货公司里抢福袋。每个百货公司会把一些礼品放在一个“福袋”里促销，价格很便宜，就会有很多人到百货公司去抢。

这三件事情，我一件也做不了，而且台湾的传统和大陆的传统也衔接不上。所以，我过中国年的能力，并没有因为去台湾过了三次年而有所提高。

不过今年，我要带我的父母一起去，第四次到台湾过年。在我出发以前，我突然想起台湾有两个歌手的歌，都是关于都市化以后，失去传统的台湾的。

罗大佑唱过一首《鹿港小镇》，“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鹿港的街道 鹿港的渔村／妈祖庙里烧香的人们”，“台北不是我想象的天堂／都市里没有当初我的梦想”。歌曲的最后，讲了都市的变化已经让人无法辨认台湾的面目，这个城市已经不是自己当时熟悉的城市了。

郑智化在《星星点灯》里也唱过，“现在的一片天 是肮脏的一片天／星星在文明的天空里 再也看不见”，“天其实并不高 海其实也不远／人心其实比天高 比海更遥远”，也是觉得城市化的发展扭曲了人的情感，消除了过去人们在一起的紧密联系，淡化了人们心中的乡土情结。不会过年，也仍然要过年。毕竟家人在一起，亲朋好友在一起，整个中国人在一起，这是一个和乐融融的时光，也是一个情感交融的时刻，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了期待和憧憬。

所以在这里，我也要给大家拜年：新年好，祝大家新年快乐，合家幸福，健康美满！

照理来说，我在出门以前会放一副对联，所以今天也放一副对联出来，与大家一起共度新年，让我们一起迎接春天带给我们的美好的期待和美好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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