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余杂谈】巧言与巧笑（孔夫子及冯小刚）

 

 

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鉴貌辨色，孔子的麻衣相法学的好，从一举一动看人品行，归为君子小人。孔子忙的是秩序建构，不犯上作乱就是好同志，琢磨了一套绑定人的办法，精义全在一“孝”字，“父母在，不远游”，“不见可欲，使心不乱”，假使父母活个百二十岁，这孩子只好娱亲目下，走不出大山去看海了，小和尚也没机会见老虎了，当然这并不影响他自己有空见见“南子”，周游列国。



“巧言令色”，“令”字解释存在分歧，个人以为以并联词组来论则“令”大约也同于“命”，所谓“令指颐使”，可见其神色俱厉，我们看惯官员嘴脸，巧言于上，令色于下，自是常态，从这点上我们与孔子一致讨厌憎恶。



而说话往往就是用来讨巧的，冯导的片子里演绎的最好，从指天画地到应风咳吐，那个劲显而易见。退一步讲，老子具体：“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质量和包装相反，成本转移，可惜我国审美后来一直在巧拙间纠结，方略上更倾向于拙，讲大朴不雕，这一点特别的不好， 儒道两家引入的道德伦理使巧拙成了相反的理念，而难找到弥缝的办法。更多的人懂得以拙行其巧的道理，你一定遇到过自称是“我是个粗人”的朋友，表面看来这位同志纯朴可信，实际上是自置于道德高地了，只有王朔出来骂“流氓假仗义”。书法中的丑书的道义思维也是这种逻辑，傅山、赵之谦等等皆以丑自信，怎么会认为用丑书来表达丑态呢？不过装出来的粗朴就是丑态了，也是“流氓假仗义”。



古人用词中有“以直售奸”，审美上有“以拙售巧”，动了机巧之心，一例皆巧，以此来说巧言，才是诛心之谈，加上令色，令色就是不商量，我说你去做，不同处境不同表现，搁到一块看，才有意思。



巧加于笑之前则意义大变，“巧笑倩兮，美目盼兮”。顾盼之间，无限轻盈伶俐，加诸异性青年，简直是满目含情，多少人能经得起“临去时流波那一转”。柳永《洞仙歌》“倾城巧笑如花面，恣雅态，明眸回美盼”一见，则“翻恨相逢迎晚。”后来，巧笑与娇颦联系，变作美人代言，一扬一抑，随附着而生发出种种褒意，明郑琰诗云“似我盘跚非故步，逢人巧笑效初颦，”则此一笑颦则着以机心，是着意之笑，强饰之态，变作无底气，甚至谄媚，官场中往往充斥了这般笑意。



巧之意也大矣，而我们的文化对此一字大有防范之心，眩奇弄巧，在审美伦理中往往鄙夷和排斥，这是傅山“四宁四毋”得以认同的基础，傅山以道、佛家的思维，说过更醒目的话，如“渐积胜业，陶冶粗鄙”等等。而显然与民俗之所崇尚相违背，世俗之好工喜巧，具有直观性，直至中古时期，“工”“巧”互训。



前数日太原晋宝斋“三余堂传拓展”有一汉镜铭文作“尚方作镜真大工”，经姚强先生训释，以为此“工”即本作“巧”，跋语有合理的诠释，所以“巧”本身就是“工”，谈巧则言工，以工见巧。所以从文化沉淀的实物来看，我们的工艺设计趋向背离的两极，一是繁文缛节，二是大朴不雕。越到近现代，越近于世俗，我们看到晋商门楣中的木雕、砖雕，乾隆家的瓷器、玉器，都一例增加工艺，而孙过庭的《书谱》显然愿意磨合这一背离，意欲达到“智巧兼优，心手双畅”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