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集萃】吴建中：古丝绸之路上，交换的不只是商品

古丝绸之路起始于商品交换，而商品交换的背后是文化沟通。...

在丝绸之路文化交流史上，除了印刷术和造纸术以外，中国文化在西方一直具有较高的地位。以“中国风”为例，500年前，欧洲大批传教士来华，回国后他们向欧洲人传播了中国文化。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欧洲又掀起了一场“中国风”，既包含了琴棋书画等修身的艺术，又泛指一种东方神韵，渗透到建筑和瓷器等外观设计里。

“一带一路”强调共商、共建、共享，文化的维度不可或缺。事实上，当我们今天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丝绸之路从一开始就是一条文明交流之路。古丝绸之路起始于商品交换，而商品交换的背后是文化沟通。古代中国许多物质文化和发明创造通过丝绸之路传到西方后，对促进西方近现代科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近代西方天文学、数学和医学等知识，也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中国。

今天，挖掘、研究曾经在中西交流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文化遗产和案例，不仅有助于深化“一带一路”的文化内涵，而且有利于增进我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民族的理解和交流，进一步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今年是欧洲宗教改革500周年。历史学家在谈及这场改革的背景时，常常会提及古腾堡，称古腾堡活字印刷革命有力地支持了宗教改革运动。其实，中国早在11世纪就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但个别国家的研究者对中国的这一首创权提出挑战。为此，我们有必要对造纸术和印刷术通过丝绸之路传到欧洲的历史作一回顾。

造纸术西传没有很大争议。很多文献表明，在蔡伦发明造纸术后的1000多年，欧洲才建立了造纸厂。英国学者李约瑟认为，早在公元650年，造纸术就已经传入中亚的撒马尔罕。西班牙最早的造纸厂1129年建于克萨蒂瓦，但一开始基督教世界对此并不欢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于1221年发布一道敕令，称所有写在纸上的公文都无效。直到15世纪中期欧洲印刷业兴起后，欧洲人才逐渐改变对纸张的看法。

活字印刷术发明于中国。据《梦溪笔谈》所述，北宋毕昇成功研制了泥活字。1193年，南宋名臣周必大用泥活字排印了《玉堂杂记》。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近用沈存中法，以胶泥铜版移换摹印，今日偶成《玉堂杂记》二十八事。”其中所记“沈存中法”，即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法。之后，元朝王祯制作木活字三万多个，并于1298年试印自己编修的《大德旌德县志》。



那么，活字印刷术是如何传播到西方的呢？李约瑟认为，如果印刷术由东方传到西方的过程中有那么一个中间环节的话，既熟悉雕版印刷又熟悉汉字印刷的维吾尔族人，极有机会在这种传播中起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在史金波、雅森·吾守尔所著的《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西夏和回鹘活字印刷术研究》一书中得到了证实。该书介绍了西夏和回鹘文活字实物。

据考证，回鹘文已有以音节、语音为单位的、介于语音为单位的活字和汉字活字之间的中介类型活字，其中蕴含了西方字母活字形成的原则，是我国活字印刷术向西方传播的中介类型活字。这些回鹘文木活字大部分藏于巴黎吉美博物馆，年代在12世纪到13世纪上半叶之间，早于古腾堡使用金属活字。这就从事实上否定了“古腾堡第一个用字母活字印书的观点”。

英国学者弗朗西斯·培根则认为，中国发明的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是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期间由阿拉伯商人传到欧洲的。1620年，培根还在《新工具》中进一步指出：“发明的威力、效能和后果是会充分看得到的，这从古人（古希腊人）所不知且来源不明的俨然是较近的三项发明中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这就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这三种发明曾改变了整个世界事物的面貌和状态，第一种在学术上，第二种在军事上，第三种在航海上，由此又产生了无数的变化。这种变化如此之大，以致没有一个帝国、没有一个教派、没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能比这三种机械发明在人类的事业中产生更大的力量和影响。”

活字印刷发明于中国是有说服力的，但为什么人们把古腾堡活字印刷称为一场革命呢？原因在于，它在当时欧洲社会革命中扮演了大众传播工具的角色。我国专家也承认，欧洲使用机械铸字和印刷，大大提高了活字印刷效率，使活字印刷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应该看到，发明权与传播力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普及化是传播力的基础和前提。其实，在蔡伦之前已经有了造纸术，但正如刘光裕所说：“以麻类纤维为原料并非蔡伦创造，以废弃麻类纤维和谷树皮为原料乃是他的创造。”蔡伦在传播上的贡献在于，他用了更廉价、更易普及的材料。在丝绸之路文化交流史上，除了印刷术和造纸术以外，中国文化在西方一直具有较高的地位。以“中国风”为例，500年前，欧洲大批传教士来华，回国后他们向欧洲人传播了中国文化。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欧洲又掀起了一场“中国风”，既包含了琴棋书画等修身的艺术，又泛指一种东方神韵，渗透到建筑和瓷器等外观设计里。

西方为什么会在那个时候兴盛“中国风”？有学者提出，莱布尼茨经过对中国文化的初步考察，认为东西方文化之间没有本质的差别。中国的儒家思想正是西方人迫切需要的一种精神：自然神学，即根据自然理性来想问题，而不应裹在圣经和神学的章句、概念中走不出来。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西方人都把“中国风”视为一种高尚。早期的几届世博会虽然中国政府尚未正式参与，但都设有中国馆或中国风格的庭院。1889年巴黎举办世博会的时候，中国人在园区里造了一个中国风格的亭子，世博会结束后法国人把它买了下来。上海世博会的时候，法国人曾问我们能否找到该亭子的主人，可惜最终没有查到。

“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新一轮开放和“走出去”的重要举措。它不是古丝绸之路的翻版，而是要真正实现“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

由此可见，“一带一路”不仅与经济发展有关，其文化价值和意义可能更为深远。通过不同文化和民族的相互尊重和认同，可以在平等互利基础上构筑起一个文化对话平台和交融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吴建中曾在东方讲坛·迎世博系列讲座上做题为“世博文化解读”的演讲，本文摘自吴建中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图片选自网络）

作者简介



上海市政府参事，上海图书馆原馆长，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兼学术研究委员会主任。1978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1982年获该校文学硕士学位。1992年获英国威尔士大学哲学博士学位。2002年1月—2016年9月任上海图书馆馆长、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所长。曾任国际图联管委会委员（2001-2005）、上海世博会主题演绎顾问等。出版有《21世纪图书馆新论》《国际图书馆建筑大观》《世博会主题演绎》《转型与超越：无所不在的图书馆》《人的城市：世博会与城市发展》《知识是流动的》等著作20余本，论文3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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