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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回报比或可高达3200%！...

题图：卢迈先生（左二）调研云南南涧儿童教育情况。

我今年70岁了。我成长的年代，恰是中国社会经历诸多变革的时代。我对中国农村的感情很深，20多岁的时候上山下乡、80年代在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在农村做了许多社会经济的改革试验。现在，我是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秘书长，我们关注的问题也大多集中在中国农村。在与农村密切联系的这50年里，我看到改革开放以后农村日新月异的变化，但也能深切地感受到仍有一部分中国农村，仍存在城市人无法想象的贫困，并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承受着经济和社会关系的撕裂。

在基金会成长的20年里，我们始终致力于通过研究和社会试验，为政府政策制定和实施提供科学依据。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愈加意识到关心社会底层、促进社会公平在这个时代的紧迫性。在对贫困问题的研究中，我们注意到中国儿童贫困问题的严重。儿童贫困发生率高，贫困影响到他们人力资本的形成，造成贫困的代际传递，将会影响经济和社会的长远发展。而对贫困儿童在教育和营养方面进行有效干预，是一项回报率极高的公共投资，也是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

2013年的数据显示，我国约有4000万贫困儿童生活在国家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因为年龄尚幼，他们很难向社会表达自己对教育和营养的渴求。在家长眼里，儿童是长远投资，对于收入微薄的贫困家庭，儿童的营养和教育投资往往被更加燃眉之急的生计问题所取代。为了给每个孩子一个公平的起点，我借鉴年轻时在中央农研室的工作经验，尝试使用社会试验的方式，探索我国儿童发展，特别是贫困地区儿童发展的有效方案。这些年来，通过多次社会试验和政策倡导，基金会逐渐形成了从母亲孕期到孩子就业，关注营养和教育的一系列干预措施。

我经历过三年困难时期，对饥饿有很深的记忆。基金会自2006年在校学生营养改善的试验后，逐步加大了对贫困地区儿童营养改善的关注。针对贫困地区6-24个月的儿童，基金会在疾控中心老院长陈春明教授的带领和指导下，率先开展了儿童营养改善（即营养包）试点。2009年，基金会率先在青海乐都的9个乡镇开展营养包的社会试验。项目实施之前，青海乐都县2岁以下婴幼儿贫血率达到54%。我和疾控中心的陈春明教授一起到地方调研多次。陈院长是营养包研制、试验、推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关键人物。青海乐都试点的时候她已年届80，仍然坚持同我们一起入户、家访，细心地教导家长如何喂食营养包。她的精神一直鼓励我们坚持做好营养包的试验和推广。

我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试验之初给孩子们体检的时候，家长们带着孩子早早在村卫生室门口排队的景象。这里的孩子因为贫困，长期缺乏必要的营养补充，幼小的身躯被父母、祖父母抱在怀里，张着怯懦的眼睛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我和家长们交谈，发现他们都特别盼望着孩子能健康长大。但是家里没钱，这些家长也没有营养补充的意识和必要的知识。甚至在2009年，很多青海乐都农村的老人仍然认为鸡蛋是发物，仍然有家长把家里的新鲜鸡蛋拿到小卖部换凤爪、火腿肠这些零食给孩子吃。问起原因，家长们都回答是孩子爱吃这些有味道的零食。

同年，基金会在云南寻甸也开展了营养包项目，云南寻甸离昆明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却有人想象不到的贫困状况，项目实施之初这里2岁以下婴幼儿的贫血率高达71%。六个月大的孩子因为没有单独的营养补充，和家中的大人吃一样的食物。

贫困家庭的孩子营养不良，整日无精打采，状态令人心疼。我们发放了营养包后，大部分家长很欢迎，觉得孩子终于有营养品可以吃了；但是也有一部分家长担心免费营养包的质量问题；还担心项目是不是商业行为，以后还要向他们收取费用。这些都是项目之初我们没有考虑到的情况。随着项目实施的深入，很多起初担心营养包质量问题的家长，看到邻居的孩子吃了营养包后，生病次数少了，贫血率降低了，脸色明显地看到红润起来，也开始主动地找村医询问、领取营养包，主动要求定期给孩子体检。2016年，基金会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营养包跟踪调研，同事们整理了大约150篇关于营养包的案例，其中大部分都提到，营养包是调研家庭中孩子唯一的营养品。带给孩子的是实实切切的帮助。

基金会在发放营养包的同时，也在当地开展了一系列针对农村看护人的知识培训，并在青海乐都开办了“妈妈学校”，组织乡镇卫生院妇幼专干，定期开展孕妇和婴儿母亲的营养健康培训。为了鼓励这些妈妈积极参加培训，我们还采取了“有条件的转移支付”方式，给这些来上课的家长、看护人提供一些交通补助。城市里的妈妈对孕期课、亲子班习以为常，但对山区的妈妈（大多数情况下是爷爷奶奶）来说，这样的上课机会，是他们需要翻山越岭，甚至走上大半天的路才能得到的。

营养包的实施，不仅仅是孩子营养的改善，也是贫困家长养育观念的转变、养育知识的升级过程。

2012年，原卫生部妇幼健康服务司充分肯定了我们在青海和云南开展的营养包干预试验的效果，在多方推动下，我国首个针对儿童营养改善的重大公共卫生项目开始实施。中央财政支付1亿元，营养包在集中连片贫困地区100个县首先推广。截至2017年，国家营养包政策已覆盖341个县，有211万儿童从中受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詹姆斯·海克曼（James Heckman）教授对儿童早期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分析，表明对儿童早期每投资1美元，未来可带来7-16美元的回报。

一天一包营养包，掺入水或大米粥、面糊、玉米糊中，让孩子们在食物单一的情况下也能补足营养，从而拥有健康的身体。基金会对营养包成本做过测算，每袋营养包的购买和运输成本加起来是0.7元，村医发放和家庭指导宣传成本约为0.3元，所以每袋营养包的总成本是1元。

按照海克曼教授的计算，我们现在为每个孩子每天投入1元的营养包，保证了他们需要的营养摄入，降低了他们患病的风险，未来可以获得每个孩子7-16元的劳动力市场回报。这个投资，比绝大多数资本市场的投资都划算。我们也有坚实的研究数据支撑：青海乐都县的营养包干预，2009年-2016年间进行了四次跟踪调查。结果表明6-24月龄婴幼儿儿童贫血率从营养包干预前的54.3%降低到2016年的24.6%，生长迟缓率降低近三分之一。

在国际层面，由中国疾控中心开发的营养包也被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纳入全球“生命1000天”倡议中最主要的干预措施之一。2016年针对营养包的大规模评估让我们看到，营养包虽然在全国扶贫工作和贫困地区儿童发展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仍然还存在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

首先，目前国家的政策共覆盖了341个贫困县，仍有50%的贫困县没有覆盖。且覆盖县因为政策指标的限制，仍只有一部分比例的孩子能吃到营养包。比如在贵州毕节七星关区，实际应该享受营养包政策的孩子约为4万人，但却只有4500左右的孩子领取到营养包。这一方面需要国家政策进一步扩大，中央财政进一步支持，另一方面，虽在政策酝酿期，但是孩子的未来是等待不起的。

第二，营养包在招标、储存、发放需要更科学的方案，让贫困家庭的孩子能够及时获得可口、高质量的营养包。

第三，社区大众对营养包及儿童营养问题的了解和支持仍然较低，需要通过创新宣传方式提高。

基金会作为一个全国性、公募型基金会，希望通过腾讯99公益日，鼓励企业、社会组织、个人积极参与“一元营养包计划”公益筹款行动。让我们联手一道让每一个贫困地区的儿童都能及时获得可口、高质量的营养包，给他们一个公平的起点。如果你希望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让每个孩子都有一个公平的起点。你读到的只是冰山一角，读经典老文章，点击菜单或发送 m 至后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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