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忘九一八：日本何以走上“法西斯”之路？

铭记历史，勿忘国耻。...

那是一幕两万日本关东军凶残扑来，三十万中国东北军仓皇逃跑丢掉东北国土的荒唐场面，是落后挨打时代的中国，血性尊严几乎丢尽的耻辱一刻。无论过去多少年，依然值得警钟长鸣，更应该被铭记的是：纵是那般沉沦的一刻，中华，尚有英雄在！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阿信常常会想：日本——我们的东洋邻邦，只不过区区一座弹丸小国，何以在从明治维新到二战前的短短几十年里，膨胀为一个“帝国”？作为一个从中国吸收接纳政治模式、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儒家思想超过千年的东亚国家，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根源是什么？

美国历史学家安德鲁·戈登，在他的经典著作《现代日本史》中，对德川幕府以来的现代日本进行了方方面面的翔实研究，透过他的眼睛，我们能看到20世纪的日本，如何一步步走上歧途。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日本经济史和社会史的基本特征是多元化及充满矛盾。改革和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了空前的繁荣，但随之而来的是漫长的战后衰退。工业领域与农业领域、技术先进的大财阀企业和生产力低的小公司之间，存在着天差地别。在社会阶层上，富有的资产家与工薪阶层、事务员组成的新兴中产阶级、大地主与佃农之间，更是过着判若云泥的生活。



▲在全国各城镇的所谓“旧中产阶级”，其较为底层的部分是数以千百计的小型家庭企业，它们包括零售、批发和小型工厂。图中的玩偶店便是个典型，照片摄于1920 年，店主及其女儿坐在紧靠街道的店面里，正在招呼一对顾客母。

由于日本金融体系长期不完整，在1927年爆发重大银行危机。日本的银行数量众多，但规模小，易受挫，使他们很难及时消除战后不景气留下的坏账，而政府又没有立法保障存款人的权益——1927年春天的危机如同将火种扔进干柴里，引爆了整个国家。

在这场危机中，财阀成为批判的主要目标。从明治维新时期开始，三菱、三井等财阀势力逐步形成了一个个无孔不入的商业王国。而财阀集团在很多方面相互支持，排斥外人和小企业。一般认为，在1927年银行危机的时期，大财阀掌握了国家经济与政治，才使日本走上歧途。

使情形雪上加霜的是，随着纽约股市在1929年的大崩盘，全球经济进入危机的寒冬。而这是日后日本政治变化的主要催化剂之一。世界陷入不景气的同时，日本刚好推出新的金融政策，给国家经济造成重大打击。另一个深刻的原因是日本在明治维新革之初建立起的不健全的“民主”政治。

首先是1889年颁布的明治宪法，这部宪法的实质重点是强化国家权力，减少人民的干涉。事实上，明治政府在1886-1887年已避开民众的眼光、秘密地进行草拟宪法的工作。从文字上看，它是天皇给予其总理大臣及人民的恩赐。由于天皇手握大权，内阁成员对天皇而非对国会负责。

其次，内阁体制从建立开始始终未能完善，在20世纪初的头二十年里，日本的内阁政治充满了密室权谋的党派斗争，各党派你方唱罢我登台，却又普遍采用国会议员和官僚、军人谈判、妥协的方式，一步步攫取权力。



▲图中为1926 年五一劳动节集会中被捕的演讲者。针对这个工人运动的年度庆祝活动，当局监控甚严，参加庆祝活动的人亦心知肚明，他们正游走在法律边缘，随时有被捕的可能性。

这很可能要归咎于日本议会建立的目的：政党领袖与非政党精英之间沟通及妥协的场所，首要任务是维护天皇的地位；而军人与官僚无需对国会负任何责任。

另外，体制外的不稳定因素也可随时爆发：由政治界的“元老”们始终拥有超过议会的权力；而潜伏在社会低流的政治恐怖主义是另一个因素，一位美国记者称20世纪初的政府为“暗杀而成的政府”。行刺者多为反对右翼和天皇体制的社会主义者，社会舆论也倾向于暗杀者。但是频繁的恐怖活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议会体制的政治合法性。

二战前的日本政治，维护的是政党间共通的社会关系，他们彼此交换经济利益，政治上官官相护，只有意识形态上还算接近——一定程度上接受民主，但必须维护天皇制度和大日本帝国­­­­，这就是实质上为军队和官僚控制的”帝国民主主义”。在明治维新后的几十年里，“文明开化”是日本成为现代国家的重要诉求。戈登认为，这股力量不但改造了日本的文化面貌，也深刻的影响了其政治和经济体制。

从19世纪70年代起，日本就如火如荼地提倡全盘近代化。比如由于所有西方军队都有军乐，日军也迅速发展处一套西式军乐，后来成为日本军人的新传统。同样的，传统的戏剧、音乐和绘画，在国家的支持下被急遽改造。不过如今的世界却将这些改造过的形式视为“传统”，代表日本。实际上，“独特的日本性”是一个被创造的、却又非常值得怀疑的全新概念。

在日本的教育界，学校一方面提倡儒家忠孝、恭顺友悌等价值观念，一方面接受德国顾问的建议，加强德育教育，强调忠孝对于国家的重要性。“教育敕语”的诞生——学生不能完全理解这些文言，但能明白一个基本信息，那就是天皇制度与众不同，人民应该感谢权力者，无论是父母还是天皇，他们都应该尊重。▲艺术家笔下日本20世纪初恭读教育敕语的情境，一个小学校长恭捧敕语，高声朗诵。天皇肖像则供奉在讲坛中间，深挂在帷幕之后。这个仪式完全模仿1889年的颁宪大典，当时天皇把宪法作为“恩赐”，亲自交予首相及国家

在宗教方面，为了应对其他宗教进入日本的情况，政府创立了第一个全国神道组织，1871年政府正式规定神社为国家机关，扮演“国家宗祠”的角色，同时将神道和战争牺牲关联在一起。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进一步建立天皇的合法性。经济上的极端不平衡、政治上的权谋交易、文化上宣扬效忠天皇的思想钳制、以及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冲突，这一切的影响都在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之后表露无遗。整个社会陷入混乱与痛苦，不仅反映在统计数据中、反映在文学上，也反映在对外政策中。

在经济危机中，首先打破瓶颈的是军官组织及其民间右翼盟友。20年代末，很多军官对于日本的内政外交感到挫折，不满于政党的协调外交，认为这是懦弱的表现。政府削减军事预算、裁撤军队，最终将危及他们在中国东北与华北的霸主地位。而在国内，他们认为军队士气不振，是因为青年士兵的家庭日益贫困，而政党与财阀相勾结，使军人成为资本主义的牺牲品。



▲1927年金融风暴之际，有37家银行倒闭，存款人蜂拥到银行提款成为司空见惯的事。图中是1927年4月，男女群众正焦躁地在东京储蓄银行外等候，希望能及时取回他们的存款。（每日新闻社提供）

于是，这些想要在国外寻求“新出路”的军人，用个人军事行动抗议，最终改变了日本的整个政治生态。

中国东北关东军，成为军人骚乱的温床。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的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的部队，炸毁了南满铁路在沈阳以北的路段，并声称这是中国军队所为，以此为借口，关东军全面进攻东北地区。

在侵略东北的同时，日本国内的经济出现急剧飞升。日本制造业商品大举进入亚洲和美国市场，加上当时的大藏大臣高桥是清实行脱离金本位政策，使日元大幅贬值，使得30年代初的出口产品争取到更多新市场。不过欧美国家的批评日本的社会倾销，建立在低廉的工资之上，因此纷纷提高对日商品的关税。可这在日本人眼里，这些抗议恰巧印证了军方长期以来的观点——世界是相互敌视的，日本必须建立起一个自给自足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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