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70·教育人类学】张积家,于宙,乔艳阳丨语言影响人格:研究证据与理论解释

 

大量的研究发现, 双语者在回答不同语言的人格测评工具时, 出现了显著的人格差异;作为人格结构的一部分, 认知方式亦受语言影响。...



            张积家教授            
 来源丨作者提供


作者简介】张积家 , 男, 山东蓬莱人, 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教授, 博士, 博士研究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心理语言学与民族心理学。于宙 , 女, 山东青州人, 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心理语言学。乔艳阳, 男, 山西太原人, 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心理学。

摘要】语言能否影响个体乃至群体的人格?这一问题吸引了众多的研究者关注。大量的研究发现, 双语者在回答不同语言的人格测评工具时, 出现了显著的人格差异;作为人格结构的一部分, 认知方式亦受语言影响。研究者提出了三类理论来解释语言对人格的影响:语言关联性假设、文化适应性假设和文化框架转换效应。未来研究应该关注语言对具体人格特质的影响, 扩大被试群体, 关注语言影响人格的调节变量, 揭示语言影响人格的脑机制。

关键词】语言; 人格; 认知方式; 研究证据; 理论解释;

来源】民族教育研究,2017,(04):74-82.
一、前言


不同的研究者对于人格有不同的定义。Funder认为, 人格是个体思维、情感和行为的特异性模式及其心理机制。[1](P.1-2)Coon将人格定义为:一个人独特的、一贯性的行为模式的组成体。[2](P.626)综合各家各派的观点, 人格可以被理解为构成一个人思想、情感及行为的特有统合模式, 其中包含了一个人区别于其他人的稳定而统一的心理特点和习惯的行为方式。人格具有复杂的结构, 包含气质、性格、认知方式、自我调控等。认知方式是个人所偏爱的信息加工方式。自我调控包括自我认知、自我体验、自我控制。从人格测评的角度看, 被测评的是个体相对稳定的行为模式。[3]从内在或外在的特点及能否被观察的角度看, 可以将人格划分为四个层次: (1) 外显行为; (2) 内心情感和体验; (3) 动机; (4) 生理、生化反应模式。[4]被广泛使用的大五因素模型等人格测评工具建立的基础是:与个体的人格特点有关的行为模式能够反映个体的人格结构。人格是相对稳定的。然而, 随着个体的生理成熟和情境的变化, 人格也会发生变化。[5]在影响人格的诸情境因素中, 最重要的是文化。文化通过生活在同一历史时期、能够互相影响的个体在交流中应用的语言和行为模式来传达。[6]

在当代, 全球化浪潮使得移民、留学和海外旅游成为常态, 导致具备多种文化和种族背景的个体数量大大增加了, 许多个体能够熟练地应用不同的语言, 能够方便地接触到两种或多种不同的文化, 从而成为双文化个体。双文化个体是个人的感觉、思想和行为受两个或多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影响。[7]大量针对双文化个体的研究表明, 文化是最重要的影响人格的情境变量。文化特异线索能够引发双文化个体的文化特异的归因和价值观。例如, 采用美国标志 (如星条旗、米老鼠和唐老鸭等) 启动, 中-美双文化者更倾向于做外部归因;采用中国标志 (如龙、长城等) 启动, 中-美双文化者更倾向于做内部归因。[8]激活香港人和美籍华人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时, 被试的自我描述更具有集体主义的倾向;激活他们对美国人的身份认同时, 被试的自我描述更具有个人主义的倾向。[9]

文化对于社会而言, 正如记忆对于个体一样。文化存于人类的社会历史经验之中, 世代传承。[10]文化是一个宽泛的概念, 研究者很难对它做出精确定义。因此, 需要从文化的更具体的内容入手, 发现文化影响人格的因素。语言是文化的核心成分。语言是个体在社会环境中习得的, 是文化的主要载体。文化差异往往是通过语言差异得以体现。[10]双语者往往也是双文化者。语言能够成为激活某一文化认同的强有力的线索。[7]由于人格通过行为模式来表现, 所以个体对不同线索所做出不同的回应, 可以反映出人格的变化。因此, 从理论上讲, 存在着非常合理的语言影响人格的可能性。
二、语言影响人格的实验证据
1. 来自双语者的语言影响人格的证据

在日常生活中, 那些使用两种或多种语言或者方言的人, 被称为双语者。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是, 双语者是否具有两种或多种不同的人格?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将会给语言影响人格的观点提供证据。Ervin通过实验发现, 英-法双语者在应用不同语言时会出现人格差异。他采用主题统觉测验, 要求64名被试间隔6周分别采用英语和法语来描述同一图片, 所有被试均是在到达美国之后才学习英语的。研究发现, 在回答英文版的主题统觉测验 (TAT) 时, 女性比男性使用了更多的野心勃勃的主题。可能的原因是, 比起法国文化, 美国文化更少关注人的社会角色分工 (例如, 家庭主妇角色在法国文化中比美国文化中更加重要) 。他还发现, 相对于英语故事, 在法语故事中, 针对同辈的语言暴力更多。这可能是由于在反抗他人的欺负时, 法国教育更加强调口头上的反击。[11]这表明, 语言是文化的有效启动物,文化影响人格。Oyserman和Lee对文化启动物进行了元分析, 其中10项研究采用语言作为文化启动物。[12]基于TAT测验的结果,Ervin提出, 语言影响人格, 双语者具有两种不同的人格。但是这一研究也有局限性。首先, 从被试选择看, 均选用了在美国生活4年以上的法国人, 虽然被试的英语和法语流畅, 但他们受两种语言和文化影响的时间并不相同, 导致研究结果不能推广到在法国生活的美国人身上, 更不能推广到其他人群中。其次, 从研究工具看, TAT测验本质上是投射测验, 信度和效度均低, 使得研究结果值得怀疑, 同时, TAT测验的跨文化概化性也需要做进一步的验证。

Hull对三类双语者研究发现, 在应用不同语言时, 三类双语者均出现了人格差异。采用加利福尼亚心理调查表 (CPI) 分别研究来自中国、韩国和墨西哥的美国移民, 三类移民均是在移民到美国后才学习英语的。采用被试内设计, 间隔5-15天, 被试分别填写母语版和英文版的CPI。测验结果表明, 三类被试均在英文版和母语版CPI的大多数维度上出现了显著差异。墨西哥被试在回答西班牙文版问卷时, 相对于英文版问卷, 在好印象维度上得分更高。这是因为具有集体主义特点的西班牙文化更加关注人际和谐与取悦他人。在回答英文版问卷时, 相对于西班牙文版问卷, 在智力效率维度上得分更高。这是由于英美文化的特点是个人主义, 更加强调成就感。[13](P.419-434)基于CPI的研究结果支持人格存在跨语言差异的观点, 即不同语言导致了不同人格。但是Hull的研究也有局限性。从被试来看, 英语均为第二语言, 研究结果难以推论到以英语为母语的双语者。被试均在到达美国之后才开始学习英语, 由于双语者习得两种语言的背景不同, 应用两种语言的特点也不同。如果仅关注到达美国之后才学习英语的双语者, 不关注在同一文化背景中习得两种语言的双语者, 也会降低语言影响人格的适用范围。

Ramírez-Esparza等人的研究进一步支持语言影响人格的假设。研究者关注双语者在应用不同语言时是否出现了人格差异, 以及出现的人格差异是否与相应文化背景中出现的人格差异一致。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研究者应用大五人格量表进行研究。首先, 研究单文化的墨西哥人和美国人的人格差异。其次, 对多个来自美国的墨西哥移民和来自墨西哥的美国移民的样本进行了3项研究。结果表明, 在回答英文版问卷时,被试以更为美国的方式反应, 报告自己更为外向、更加宜人、更有责任心, 但更低神经质。这一人格模式与美国人的人格模式相一致。三项研究的结果一致表明, 语言影响人格, 不同语言激活的人格差异与相应文化中的人格差异相一致。[14]

上述研究支持语言对人格的影响, 但也存在局限性, 主要表现在研究方法上, 它们对人格的测评均采用自我报告法。自我报告人格的局限性在于同一个体既是评价者又是评价对象, 而且难以区分语言是影响评价对象的人格特点还是影响评价者的社会判断, 或二者兼而有之。[15]只要人格评价仅采用自我报告法, 上述问题就难以回答, 因为实质变异与方法变异产生了混淆。另外, 行为是人格的外部表现, 自我报告行为与他人观察行为之间往往存在差距, [16]因而难以避免社会赞许的影响和造假的可能性。[17](P.523-542)因此, 要证实语言对人格的影响, 不能仅采用自评法。

Chen和Bond的研究[18]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他们不仅关注语言对人格的影响, 还致力于揭示语言影响人格的内在机制。他们选用香港人为被试, 由于香港的殖民背景和现实状况, 提供了大量的同时接受中西方文化影响的混合双语者。所有被试均来自同一文化背景中, 因而排除了文化背景的影响。研究者首先关注双语者在分别使用英语和汉语时对自身特质和原型特质的知觉。接下来, 采用大五人格量表, 结合被试的自我报告与他评, 测评母语为汉语和母语为英语的双语者在分别采用英语和汉语时的人格差异。研究发现, 被试的确在某些人格维度上出现跨语言的差异:在使用英语时, 双语者更加外向、开放和自信, 与英语背景中的人格原型一致。在控制了文化背景、社会角色、性别、年龄和语言流利度之后,语言对人格的影响在某些维度上变弱了。一个重要的潜在机制是文化适应性。当双语者与不同文化的人谈话时, 会表现出与对方文化中的规范人格相一致的人格特质。语言及其相应文化线索激活了双语者的人格表征, 使他们做出了相应的行为反应。

综合上述研究, 可以发现, 大量有关双语者的实证研究支持语言影响人格的假设。双语者不仅习得了两种语言, 也获得了与该语言的本土语言者相一致的人格表现。总结已有研究, 可以发现, 它们在被试、测评工具、研究程序方面有共同点:采用各种类型的双语者;采用不同类型的人格问卷, 从自评到他评;采用被试内设计, 被试在不同时间进行不同语言版本的人格测验。此类研究成立的基础是:两种语言群体的人格原型确实存在差异, 测评工具具备跨文化概化效度。

2. 来自认知方式的语言影响人格的证据

认知方式是人格的重要方面, 是人格在认知上的表现。认知方式即个人偏爱的信息加工方式。研究表明, 使用不同语言的东西方人的认知方式存在显著差异:东方人的认知方式更加倾向于整体型, 西方人的认知方式更加倾向于分析型。[19]这方面的证据有:

(1) 影响注意模式。研究表明, 与背景信息相比, 西方人更关注目标信息, 形成了场独立型和分析型的注意模式;东方人更关注目标和背景的联系, 形成了场依存型和整体型的注意模式。[19]采用Navon字母判断任务的研究表明, 东方人识别整体字母 (由子字母组成的大字母) 比西方人快,西方人识别子字母比东方人快。[20]美国人在知觉事物时表现出聚焦性的注意加工模式, 日本人在知觉事物时表现出整体性的注意加工模式。[21]在以沉思和忧郁为特点的俄罗斯文化中, 个体对负性刺激图片给予更多的注意, 美国人却未出现这种趋势。[22]

(2) 影响分类方式。对中-英双语者研究发现, 采用汉语问卷, 被试更倾向于基于关系的分类;采用英语问卷, 被试更倾向于基于规则的分类。例如, 对“教师-医生-作业”3个词, 要求分成两类, 东亚人更多地将“教师”和“作业”分为一类, 美国人更多地将“教师”和“医生”分为一类;对“男人-女人-儿童”3个词, 中国儿童倾向于将“女人”和“儿童”分为一类, 美国儿童倾向于将“男人”和“女人”分为一类。[23]

(3) 影响归因模式。对单语者研究表明, 美国人喜欢做内部归因, 中国人喜欢做环境归因。与欧洲人相比, 东亚人喜欢对行为做情境归因, 欧洲人则喜欢对行为做性格或气质归因。改变谋杀者的人格特质, 美国人会降低对其出现谋杀行为的判断;改变环境因素, 中国人会降低对其出现谋杀行为的判断。[24]有研究发现, 华裔喜欢将事件的原因归于环境, 美国人多将事件的原因归于行为者的特质。[25]以汉-英双语者为被试, 启动对美国人的身份认同时, 个体倾向做内部归因;启动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时, 个体倾向做环境归因。[25]

(4) 影响思维决策和解决冲突的方式。研究发现, 东亚人的思维方式倾向于关系型、整体型, 朴素辩证。他们能够从正反两个方面看问题, 容易接受冲突的价值观, 对问题持模糊态度;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倾向于分析型、逻辑型, 观点冲突时立场鲜明。测试发现, 日本人的不决断性显著地高于美国人。[26]Grossmann等人发现, 在解决社会冲突时, 随着年龄增长, 美国人的辩证解决问题能力呈现上升趋势, 而不同年龄的日本人却无显著差异。[27]东亚人由于擅长于辩证思维, 整体加工和融入环境的倾向强, 基于关系的分类多, 注重事物的变化及其关联, 因而更善于解决社会冲突;西方人擅长于分析思维, 分析加工和关注目标的倾向强, 基于规则和属性的分类多, 更注重事物的稳定性、独特性及典型性, 更擅长于从事自然科学研究。[28][29]Chen等人发现, 汉-英双语者在使用汉语时比在使用英语时表现出更强的辩证思维的特点, 而且辩证思维能够预测自我在双语环境中人格的变化。[6]

研究者还关注导致东西方人认知方式差异的机制, 语言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与西方语言重视形式、较少重视语境相比, 东方语言更加重视语义关系与语境。由于对语言背景和非语言线索的利用不同, 导致东西方个体的认知方式存在着差异。在西方, 大量信息通过语言自身来传递, 印欧语系的语言重形式, 像时态、语态、性、格、数等信息都通过词汇本身来传递;在东方, 除语言自身外, 背景和非语言线索在信息传递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因此, 印欧语系语言重“形合”, 东方语言特别是汉语重“意合”。受语言影响, 西方社会是低语境社会, 东方社会是高语境社会。在低语境社会中, 个体的独立性强, 虽然也与他人建立关系, 但保持较大的独立性。由于在社会中信息是成文的、公开的和容易获取的, 个体会更多地关注目标, 忽略背景, 因而倾向于分析型认知方式;在高语境社会中, 个体与他人之间建立长期稳定的关系, 人们重视群体而忽视个体, 在社会中, 信息具有情境性和关系性,个体之间不常进行明确交流, 重意会而轻言传。因此, 与低语境社会的个体比, 高语境社会的个体只有将语言和情境、表情等相结合, 才能够更好地了解说话者的意图, 因而更倾向于整体型认知方式。[29]

综上所述, 目前, 语言影响人格的研究证据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 一是来自双语者的证据, 这方面的证据部分来自于采用不同语言版本的人格测验去测量双语者的人格, 部分来自于采用不同语言启动后双语者产生了不同的认知操作;二是来自对使用不同语言单语者的认知方式考察, 侧重于考察语言对人格的理智特征的影响。
三、语言影响人格的理论解释
目前, 解释语言影响人格的理论主要有以下几种:

1. 语言关联性假设

Whorf在Sapir指导下, 提出了著名的“语言相对论原则” (Linguistic relativity principle) :使用明显不同语法的人, 会因为所使用的语法不同而有不同的观察行为, 对相似的外在的观察行为也会有不同评价, 因此势必产生在某种程度上不同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是朴素的、未经概括的。人们可以对孕育了这种世界观的基本语法模式进行更高层次的概括, 从而由每一种朴素的世界观发展出一种清晰的世界观。现代科学的世界观是根据西方印欧语言的基本语法特性概括而成的。他认为, 每一种语言都包含有独特的、与其文化组织相类似的逻辑, 这些逻辑约束、影响着讲话者的思维过程。换言之, 处于同一语言族群中的人, 可以通过共享语言经验, 获得习惯的思维方式, 这种思维方式影响认知。[30](P.219-234)后人在此基础上, 概括出语言关联性假设:语言决定认知, 是思想的塑造者。具体包括: (1) 语言决定论:语言决定讲话者的非语言认知过程, 习得一种语言会改变人的思维方式, 讲不同语言的人具有不同的世界观。语言是世界观的体现, 是民族精神的体现。 (2) 语言关联性假设:不同语言有不同的决定认知的方式, 不同语言的讲话者以不同的方式来思考。[31]

然而, 随着研究的深入, 这一假设已经不能容纳现有的研究成果。[31][32]研究者对语言关联性假设做出进一步的扩展:语言塑造大脑, 语言影响认知, 语言构建民族。语言不仅影响记忆, 也影响知觉与思维。语言通过语言标记、范畴与原型、参考框架的选择、图形与背景的关系、认知凸显性、对数量和材质的强调、隐喻和语言象似性影响认知。语言影响认知方式、认知的途径和过程、认知策略和认知结果。[33](P.26-29)[34]

实证研究的结果支持这一理论。语言可以通过语言标记影响认知, 不同的语言启动不同的认知方式, 被试对同一人格问卷或情境做出不同的编码和反应, 导致自评和他评的结果发生了变化。[14]语言通过范畴和原型影响认知。研究者先测评某一语言的人格原型, 发现被试的人格变化与语言变化一致, 即讲话者使用某一语言时, 人格会向着使用这一语言群体的人格原型的方向变化。[30](P.219-234)总之, 语言影响个体对所处情境、人格问卷的认知, 导致个体做出不同行为, 对不同语言版本的人格测评工具做出不同反应 (图1) 。
图1 Whorf假设的解释


2. 文化适应性假设

文化适应性是指当个体处于某一情境时, 会以一种适应或迎合当前文化的方式回应。[35]语言是文化的有效启动物。[36]语言可以有效地启动双语者的文化特异的价值观、归因方式和记忆, 进而影响行为。[18]研究发现, 个体会基于群体间的文化差异, 改变沟通行为以适应外群体。[37]文化适应性也表现在个体的自我建构中。[38]在人格测评情境中, 当双语者回答母语问卷时, 能够反映与母语文化相关的价值观和归因;当回答第二语言问卷时, 会偏好与第二语言文化相关的规范和价值观, 进而影响其对问卷的回答。

将文化适应性用于解释语言影响人格, 不仅表现在双语者在移民到新地区习得第二语言后人格会更接近或符合第二语言文化背景中的社会规范, 更表现在语言影响个体的社会判断上。即, 不同语言会启动不同文化, 不同文化的社会规范导致个体对自身或他人的行为做出不同评价。在填写不同语言版本的人格问卷时, 个体会选择更具有文化适应性的选项来描述自己或他人。在自评或他评中出现的跨语言人格差异,反映与特定语言相一致的文化的人格差异。因此, 文化适应性假设可以简化为:语言启动文化, 文化影响行为及对行为的判断, 进而导致出现了人格差异 (图2) 。
图2 文化适应性的解释


3. 文化框架转换效应

语言影响人格还可以采用文化框架转换效应 (Cultural FrameSwitching, CFS) 来解释。[8]文化框架转换是指某些个体具备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框架, 这些文化框架受不同情境因素启动, 个体可以转换至与情境因素相关的文化框架中。[39]香港人和美籍华人的双文化个体同时具备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两个文化框架, 每一文化框架均单独地被相应标记或启动物激活。[8]个体基于情境内在的文化相关线索, 做出与文化情境一致的反应, 文化特异线索能够引发文化特异的归因和价值观。香港双语管理者在填写英文版问卷时, 相对于填写同样内容的中文版问卷, 表现出更为接近美国管理者的价值观。[40]当双语者从一种语言切换到另一语言时, 很可能经历了文化框架的转换。毕竟语言是强有力的文化相关线索。

大量研究结果支持文化框架转换效应。研究者采用不同种族的被试、[41]不同类型的启动材料 (如语言) , [42]均验证了文化框架转换效应。文化框架转换效应除了表现在归因上外, 还表现在自我评价、自我刻板化及对诚实和友谊的态度上。[42]总之, 不同语言启动个体的不同文化框架, 导致个体出现不同的行为 (见图3) 。具体到人格测评的情境中,不同语言的人格问卷启动了个体相应的文化框架, 个体基于不同的文化框架给出了不同答案, 因而出现了人格差异 (图3) 。
图3 文化框架切换的解释


上述三种理论分别能够对业已发现的语言影响人格的实验证据做出合理的解释, 但侧重点不同, 对不同实验证据的解释力也不一样。语言关联性假设能够更好地解释语言对认知方式的影响, 文化适应性假设和文化框架转换效应能够更好地解释对双语者的人格测验的结果和语言启动实验的结果。语言关联性假设更适合于解释语言影响人格的长期效应, 文化适应性假设和文化框架效应能够更好地解释语言影响人格的即时效应或短期效应。很有可能,语言对人格的影响既包括使语言使用者的认知方式和人格特点发生了长久性的改变, 也包括使语言使用者的文化适应性增强了, 使语言使用者所拥有的文化框架增加了, 因而将上述理论结合起来, 就能够对语言影响人格的现象做出更合理的解释。

上述理论只回答了语言是如何影响人格的, 却没有回答语言为什么会影响人格。笔者认为, 语言所以能够影响人格, 关键在于语言是个体出生后面临的最重要的客观现实之一。语言与文化关系密切。人是文化动物。语言既是文化的载体, 也是文化的核心成分。列维-斯特劳斯认为, 语言是文化的一个结果、一个部分、一个条件。他说:“从历时性方面来看文化的条件, 因为我们学习我们自己的文化大多是通过语言。”[43](P.72)语言中有人格原型、人格理想、人格特质词、对不同人格的评价、人格形成的途径, 等等。例如, 在不同民族的语言中, 有不同的人格原型 (如“君子”与“小人”是汉族人的人格原型) , 有不同的理想人格 (如“中和”“圣人”“大丈夫”是汉族人的理想人格) , 有不同的人格形成途径 (如汉语中的“习与性成”和“孟母择邻”) , 有不同的人格结构 (如“君子”是品德本位, “自我实现者”是能力本位) , [44]有不同的人格标准 (例如,儒家的积极人格特征是仁、义、礼、智、信, 西方积极心理学的积极人格特征包括自我决定性、乐观、成熟的防御机制和智慧) 。由于在语言中沉淀了不同文化有关人格的概念和理论, 个体在掌握某种语言时, 也就掌握了该语言代表的文化有关人格的理论和看法。双语者在讲不同语言时, 不同语言中所蕴含的人格概念与理论就会被激活, 个体的人格表现就会朝着该语言代表的文化的人格标准变化。我们通过眼动研究发现, 用蒙古语启动时, 蒙-汉双语者更容易注意到蒙古族的人格原型 (蒙古族杰出人物的名字) 和反映蒙古族人格的人格特质词;用汉语启动时, 蒙-汉双语者更容易注意到汉族的人格原型 (汉族杰出人物的名字) 和反映汉族人格特征的人格特质词。
四、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1.探究语言对具体人格特质的影响

除了语言对认知方式的影响以外, 现有研究主要关注语言对人格整体或宏观的人格特质的影响。因此, 未来研究应该关注语言对具体的人格特质的影响。已有研究采用自评、他评等人格测评法, 关注语言对人格整体或宏观人格特质的影响, 发现语言影响人格整体。但是, 基于现行的人格理论, 每一宏观的人格特质均可以分为更窄的人格特质。[45](P.102-138)如外向性包括热情、乐群性、独断性、活力、寻求刺激、积极情绪等。有研究发现, 中西方人格差异不存在于宏观人格特质的水平上, 而存在于具体的人格特质或具体行为的水平上。[4][46]因此, 应该关注语言对具体人格特质 (如攻击性、竞争性、合群性等) 的影响,以促进对语言影响人格的机制的理解。

2.扩大被试群体

现有研究更多地关注汉-英双语者、西班牙语-英语双语者, 未来研究应多关注其他语种的双语者, 扩大语言影响人格的范围。不仅要关注不同国家的语言对人格的影响, 也要关注不同民族的语言对人格的影响。不同民族的典型人格并不相同, 语言是民族人格的载体。[47][48]我国有56个民族, 通用普通话, 存在大量的少数民族语言-普通话双语者。研究发现, 不同民族语言对不同民族的认知有重要影响, 影响不同民族的颜色认知、空间认知和亲属关系认知。[49-51]对于民族语言是否影响民族人格的问题, 需要给予回答。未来研究不仅应该关注双语者, 也应该关注双言者。双言是指讲话者使用同一语言的两种不同变体, [52]如既能讲粤语又能讲普通话。研究发现, 双言影响双言者的记忆、[53]时间推理[54]和语言加工。[55]基于语言关联性假设对语言影响人格的解释, 可以假设, 双言通过影响讲话者的认知模式进而影响人格。不过, 对语言影响人格的研究必须建立在人格的确存在跨语言差异的基础上。因此, 未来研究需要关注两种语言的人格原型是否相同, 在此基础上, 再研究双语者或双言者的人格差异。

3.关注调节变量

未来研究应该关注语言影响人格的调节变量。例如, 语言流畅性、对第二语言的态度、双文化认同整合 (bicultural identity integration, BII) 等。研究发现, 语言流畅性影响评价者对个体行为的知觉, 进而影响对人格的评价。[56]因此, 在采用他评方法时, 应该关注个体的语言流畅性对评价的影响。对藏-汉-英三语者的研究表明, 第二语言 (包括第三语言) 熟练程度影响双语者的语言表征、语言联系和语码切换代价;[57][58]汉-英双语者无论在汉语启动下还是在英语启动下均在竖直方向上表征时间更为容易, [59]第二语言熟练程度亦影响汉-英双语者的场景知觉。[60]因此, 应该采用更精确的语言流畅性指标。语言态度亦可能调节语言对双语者 (或双言者) 人格的影响。研究表明, 内地被试对普通话讲话者的评价比对方言讲话者高, 广东以粤语为母语的被试对普通话讲话者与粤语讲话者的评价却无差异。[61]很可能, 对第二语言的积极态度有利于语言影响人格。双文化认同整合是指个体如何组织协调其对两种文化的认同。高BII意味着较低水平的文化冲突和文化距离知觉。[17](P.523-542)[62]BII对文化框架转换起调节作用, 基于文化框架转换对语言影响人格的解释, BII是影响语言对人格影响程度的调节变量。[63]未来研究还需要关注更多的可能影响语言对人格影响的调节变量。

4.重视揭示语言影响人格的脑机制

目前, 对语言影响人格的研究主要以行为研究居多, 较少采用脑科学的研究范式, 亦少有人研究语言影响人格的脑机制。然而, 只有提供语言影响人格的脑科学证据, 揭示出语言影响人格的认知神经机制, 语言影响人格的观点才能建立在更加坚实的基础之上。可以预言, 在不远的将来, 这方面研究会取得较大的进展。

来源】民族教育研究,2017,(04):74-82.

人类学乾坤


主编:徐杰舜、彭兆荣、徐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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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菲、林敏霞、王华、小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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