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龙致歉“书可求,他们的签名却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要得到的”

 

书籍的传承,也是文化的传承...



文|廖伟棠


虽然身为爱书者,我对签名本却并不趋之若鹜,如果是和人生有交集的作家签名,无论多么冷门或者常见,都是记忆的寄托,见字如面。

如果是无交集者,即使大家也无感,比如说我的签名本收藏最著名者应该是巴金签赠香港一作家的译作:赫尔岑《往事与随想》,背后没有什么故事,就像一块金砖,不如一块墓石。





我手头最惹人感概的一本签名本,是万籁鸣晚年签名《动画大师万籁鸣》(1988年,海燕出版社)。

不是作者彭新琪签名,而是传主。

万籁鸣乃中国动画奠基者、一代宗师,《铁扇公主》影响了东瀛的手塚治虫,《大闹天宫》更是我们60后、70后、80后三代人的童年记忆。

签名时万籁鸣已经88岁,每一笔都在颤抖着,也都在战斗着,像他笔下永不服输的孙悟空。





和我有关的是受赠者,“福强贤侄”,是伍福强先生,即《良友画报》创办人伍联徳之子,《良友画报》来港后的主编。

这里就有我自己生涯一段故事:2005年到2006年,我刚刚从北京返回香港,应聘《良友画报》高级编辑,那是我最后一份正式工作。

加入《良友画报》,是因为慕其名——毕竟是中国第一份摄影画报,感觉自己加入了历史似的。

但现实又不是那么回事,《良友画报》经过两次停刊,再生乏力,投资者也并非杂志中人,年轻的编辑记者于其中不过混饭等死而已——起码离开它的那一刻我是这么想的。

当时伍福强老先生最不舍得我,我只好骗他我是去挪威参与一个艺术计划,计划完了我就回来。

我是去了挪威,一个月后回来香港,竟然是去红磡殡仪馆出席伍先生的葬礼。伍先生仙去后的《良友画报》更加不可能是原来的《良友画报》了,我得以正式断念我的杂志生涯。

这本《动画大师万籁鸣》,就是伍先生得知我热爱动漫画,送给我的远行纪念。

另一本让我感念的签名书,是旧体诗词集《玉尹残集》,郑超麟著,1989.6湖南人民出版社初版,700册之一。

郑超麟是当代史上最著名的特立独行者之一,系狱数十年而不悔,《玉尹残集》多为狱中诗词,如《忆王孙》:"盘旋斗室炯双眸,书报无多足解愁,饭饱衣温弄笔头。思悠悠,六十衰翁何所求。"

事实上他出狱后仍然笔耕不缀,并且长期与广州一位旧体诗人、历史同路人谢山通信谈诗论时。





我这本《玉尹残集》,就是谢山遗孀胡洛卿女士转赠给我的。

十年前,胡女士来港,写成谢山传记,苦于无人推荐出版,一位照顾她的社工想到了我,便托我玉成此事。

胡女士两袖清风,坚决要送我礼物,这本薄薄的《玉尹残集》就是我们友谊的见证,就像它曾见证谢山和郑超麟的友谊一样。

四个诗人之间清贫的礼物,除了诗没有其它事物可以承载这一份高贵的执着。

我亦写有长诗《鹿鸣街》纪念此事,十年后,胡洛卿老人用十年编订《谢山遗药:苦口诗词草》出版,里面除了收录大量谢山与郑超麟的酬唱之作,也收录拙作作为附录,可惜再也找不到谢山与郑超麟签名其上了。



《古龙小启》,刊于1982年4月《时报周刊》第215期第81页
§§
求签名书是对“师父”最大的回馈
文|许骥


在心里盘算了一下,自己还真是有不少作家的签名本藏书。我已经很久没有求签名本了,近年来多是文化界朋友的赠书。

而出了十几本书后,我送出去的自己的签名本,不知比收到的签名本多出数十百倍。

不过当我还不是作者,仍是个普通读者的时候,确是求过一些签名本的。

那时我最崇拜两位作家,一位是台湾的李敖,一位是香港的梁文道——二人的签名本我都有。

收到李敖的签名本,是一份生日礼物。那时我还没有见过李敖,书是网购的。书名叫《虚拟的十七岁》,是本黄色小说。
因为是“批量生产”的签名本,所以只有签名,没有赠语。而梁文道的签名本,则是当面求得。

梁文道后来跟我说过,不理解为什么有人喜欢求签名,但是人既然有想要,也是一种给予,别人开心就好。

没错,拿到签名本的时候,我是很开心的。

2009年,梁文道在内地出版《常识》,一时火爆。当年3月10日,他在上海季风书园开读书沙龙兼签售会。



那时距离我大学毕业还有3个月,便从杭州冲到上海去参加活动。我非常清晰记得那天下着雨,很冷。

我穿着羽绒服,和一群读者站在书店里——因为人太多,根本坐不下,所以大家全都站着,场面比许多大学者举办讲座还要热闹。香港作家马家辉在他自己的《明报》专栏写道:

梁文道前两个月在季风举办过一场签书会,出席群众太多了,从地面排队挤站到三楼,不仅占住了书店的卖书空间,更把书店地板压坏了,热烈情绪跟阿Rain到北京开演唱会不遑多让,粉丝秩序接近失控,把书店负责人吓怕了,担心在此流感恐慌期再聚集人潮,分分钟出事,乃亮红灯,容后再议。



其实,我去梁文道的读书沙龙并非纯粹为了签名书,且有另一个任务。

当时我在杭州枫林晚书店实习,给老板立了投名状,要把梁文道请来枫林晚办讲座。

大学生做事总是自以为是的。

我记得那时候,偷偷自制了枫林晚的名片,还给自己按了个很大的头衔(具体什么已经忘了),在学校后门的打印店,粗制滥造地印了一盒名片。

我甚至记得,那家打印店连切名片的工具都没有,几乎是一张一张裁出来的——因为后来再也没见过类似的做法,因此怎么也忘不掉。

无论怎么说,我这个“骗子”揣着一盒“片子”,就这么去了。

排队的时候,我紧张得手心全是汗。

轮到我时,我抖着双手把名片递过去,跟梁文道说:“道长,雷猴,我都海香港人。”

这是我设计了一百遍的开场白,因为我计算过,自己大概只有3秒钟让道长对我产生兴趣,然后还有5秒钟让他记得我,最后有20秒讲完来意——整个签名过程就结束了——粤语就是我用来吸引梁文道注意力的。

很管用,果然现场暂时还没有人说粤语,他抬头看我。

第二句话我说:“我是杭州枫林晚书店的。”梁文道答:“我知道你们的书店,很有名。”——效果出奇的好啊!

然后,我像背绕口令一样把来意说明白,请他来书店演讲云云。没想到梁文道想都没想便说:“可以。”

直到时候看了签名书,才发现自己紧张到忘记叫他写我的名字,没有写赠语。

此处略去1千字。总之2009年6月23日,梁文道来了枫林晚。轰动杭城!



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我和梁文道的交往还蛮多,在许多文化场合见到他。

每次见面,梁文道总是伸出他有力的大手,老远便喊:“许骥!”而之后他出的一些书,我都有签名本,那便都是有题字的了。

梁文道非常提携我这名后生晚辈,我的第一本书评集,他便帮我作序推荐。

以及2010年我写《同胞,请淡定》的时候,其中一章便专门采访梁文道,请他谈“粉丝”这个题目。

讲起来也是好玩。

我因为台湾的张嫱老师那年写了《粉丝力量大》一书,替她主持了一场读书沙龙,因为对粉丝文化颇感兴趣。
想起看过梁文道在节目、讲座、文章中提及粉丝文化,于是便邀请梁文道对谈这个题目。

但重新来看,我当时对粉丝文化的认识显然不够深刻,聊得很是表面,且囿于从各处看来的一些理论,没能超越或挑战梁文道对粉丝文化的论述。

求签名本的,多数应该都是粉丝。粉丝看偶像,往往是盲目的。但恰恰因为盲目,所以才形成一种力量,我称为“徒弟力”

徒弟之“徒”,意思是光脚走。

怎样引申到徒弟的意思上呢?就是追随者,英文叫follower,网络语言即“粉丝”也。

人要成长,尤其刚刚大学毕业,其实是“校园”和“社会”这两股力量在互相博弈、拉扯。

刚刚毕业时看不出来,同学们似乎都一样的,但是能越快摆脱“校园”进入“社会”的,就越能在之后与人拉开距离

校园”和“社会”是两套完全不同的游戏规则,前者是划线排队的,后者是全面呈现的——没有线,就没有名次,没有绝对优劣

许多“线性”认知模式的人,最后输得很惨,就是这个道理。关键的问题是,年轻人得有人带

有人带,就是follower,就是徒弟。

徒弟之所以成为一种力量,就是那种“马首是瞻”的“服从力”。

很多时候,师父的言行自己看不懂、听不懂、想不懂,但因为认定师父比自己吃的米多,走的路多,于是言听计从——这样反而成长得最快。

反之,用梁文道的另一本书名说,就叫《我执》——自我太强了,偏执太强了,定势太强了,是有碍个人的成长的
当年梁文道谈粉丝文化的时候,持的主要是批判态度。

而如果今天再有机会重新谈一次这个题目,我可能会从这个角度去支持粉丝文化。

诚然,人有抱负便不会永远只做一名粉丝。

徒弟终于是要出师的,要独当一面,继承发扬师父的事业。

从求签名者,到签名者,这是对“师父”最大的回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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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第619次推送,Dong  Dong  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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