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珊：石鼓文考證

秦文化专辑

最近拿到徐寶貴先生贈閲《石鼓文整理研究》（中華書局，2008年1月）一部，非常感動。我自從1992年在吉林大學隨劉釗先生、何琳儀先生學習，就在他們那裏得知有這麽一位徐先生，甘貧樂道幾十年，對於學術研究矢志不移，孜孜不倦，樂而忘憂。後來老師們便介紹我與徐先生相識。我曾和徐先生一同出差到北京，送《甲骨文字詁林》書稿至中華書局，事後又同去拜訪裘錫圭先生；後來徐先生和我又有過多次懇談。現在回憶起來，許多場景仍歷歷在目。轉眼已十餘年過去，徐先生無論境遇順逆，都十分樂觀，這也深深感染了我，總是激勵我在學術研究的道路上，要向徐先生看齊，不必去計較個人得失，只要專心從事自己的工作就好了。

自從認識徐先生那時起，就知道他是石鼓文研究專家，積稿盈篋，著述等身，但因生活的顛沛，社會的偏見等種種原因，未能及時出版，就正於學術界的機會也不多。現在，徐先生以堅忍不拔的毅力，終於完成了手中部份稿件的整理，由中華書局出版爲煌煌兩巨册，這真是一件有益學術的大好事。

我迫不及待地瀏覽了一遍徐先生這部大著。書前所列裘錫圭先生賜序，說：這已是很高的評價。在此，我想再次以我的閲讀體會，向大家介紹這部書。

其上册“研究篇”，就石鼓文的版本方面的種種問題，作了極爲詳盡的考察，他在這方面所下功夫之細緻程度，恐怕在很長一段時間之內，難有人能出其右。這種研究在某些人看來，似瑣碎而無謂，我認爲其實不然。許多問題的解决需要依靠版本之校勘，徐先生犧牲了他自己的時間，以最誠懇、平實的態度，提出他的真知灼見，爲我們今後的研究廓清了許多障礙和迷霧，以後的研究者都將從徐先生的這些基礎工作中受益匪淺。

徐先生自己對石鼓文的年代、次序、內容、價值等諸方面研究的見地，在該書的第七、八、九章得到充份的表現。例如關於石鼓文的製作年代，目前大家多傾向於在春秋戰國之間（或表述爲春秋晚期，或具體說為秦景公之時）的看法，這固然因爲有馬幾道、陳昭容、王輝等先生討論在先，但最終能論定，很大程度上是得益於徐先生所製石鼓文字形與其他時代秦系文字的對照表。

尤其值得向讀者推薦的是該書第十章“石鼓文字考釋”。該章從前人浩繁的研究中，綜括其正確的、有道理的説法，又常常出以新意，其所談諸問題，能够切中肯綮，要言不煩；又能多聞闕疑，時有“某説法優於其它説法”之類的話，而不做武斷定評，其態度謹慎，可以說是目前最好的考釋石鼓文之作。

不能免俗，也指出該書的兩個缺點。

下冊“資料篇”第一“歷代有關石鼓文研究資料、論著目錄、及引書目錄”中，頗列一些抄本甚至稿本等副本稀少的善本書，但有些沒有標註文獻收藏地點，這就讓想看此書的人很難找尋。此外，還有少部份出版物的著錄格式不甚統一，也較難索引。我想，這恐怕與徐先生作研究歷時太久有關，許多文獻已較難回溯。

該書上半部份是徐先生自己多年研究的心得結晶，其重點介紹他認爲正確的或有道理的講法，第十章“石鼓文字考釋”不太涉及或較少介紹不同的意見。這固然是一種簡便的做法，但我覺得，這對於不瞭解石鼓文學術史的學者來説，是不大方便的。因爲如何裁剪衆説，隨個人的見解高低而不同，也可能不自覺地就包括了不客觀的好惡在裏面。爲了學術能有良好發展來考慮，總結前代各家之說仍是必要的。從資料篇的“論著目錄”來看，徐先生已經編纂《石鼓文詁林》（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希望能够儘快看到這部大書的問世，以解决上述問題。

從我對徐寶貴先生其人其書的瞭解來看，我認爲，這部書充份體現了“書如其人”這句古訓。不但字如其人，著述亦一如其人。不是徐先生這樣性格誠懇的人，實難完成這樣一部豐富扎實的大書。

我近年在閲讀石鼓文時，曾積累過一些想法。由於各自奔忙，我與徐寶貴先生已經多年未曾謀面，這些想法也就一直沒有機會請他當面賜教。今讀徐先生大著，又給了我不少啓發。所以,我一鼓作氣把這些想法改寫出來，謹向徐先生及學界請益。

首先說明幾點：1、十鼓的次序、行款、缺字及斷句，徐寶貴先生用力最勤，所論都比較合理，本文以其所論爲准；2、本文寫作目的是通讀十鼓，並提出一些新看法，對於沒有甚麽意見的字詞或徐先生已經做出正確按斷的，大致據徐寶貴先生所按斷來括注，不多涉及；3、本文引述各家説法，已見於徐寶貴先生所著書的，皆不出注，請參看徐書；4、石鼓文研究文獻浩瀚，而我所見甚少，這裏所談的某些看法，或許前人已有類似的觀點而我未讀到，歡迎大家為我指出，也原諒我的孤陋寡聞。

綜合上述，本文所論與前人不同之處，是指出石鼓文提到六馬與四馬兩個等級的車制，認爲參加者田獵有周天子和秦公兩方。下面想綜述十鼓之內容，來討論石鼓文的年代。

裘錫圭先生認爲，“從字體上看，石鼓文似乎不會早於春秋晚期，也不會晚於戰國早期，大體上可以看作春秋戰國間的秦文字”，又指出：“按照石鼓文稱天子、嗣王等內容來看，其年代必須合乎兩個條件：一、在當時秦應與周有密切的關係。二，當時的周王應該剛剛即位不久。郭沫若主要就是根據這兩點把石鼓文的年代定為襄公八年的。”裘先生因爲同意石鼓文的字體晚而內容早至襄公，所以倡導羅君惕所提出“石鼓文所刻之詩是早於石鼓文時代的作品”的想法，以調合石鼓文“內容與字體的矛盾”。

按照裘先生的看法，石鼓文內容的年代與字體的年代，應該分作兩個不同的問題來研究。這一點我完全同意。所謂內容的年代，仍可再分爲兩個問題：1、所記事件發生的年代，這關涉到歷史事實；2、作詩的年代，這關涉到詩作所反映的語言和詞彙。所謂字體年代，是指刻石年代。以上三者的發生順序依次是：游獵、作詩、刻石。

學界的研究現狀，可按這三方面倒過來説。刻石年代，從馬幾道、陳昭容、王輝、徐寶貴等先生所列石鼓文與各時代秦文字字體對照表來看，已經基本可以肯定爲春秋晚期，這是游獵和作詩的時間下限；詩作的語言和詞彙，有唐蘭先生指出其中第一人稱代詞“吾”以及語助詞“殹”的時代特徵較晚，王輝先生根據唐蘭說“吾”已屬較晚的語言現象，又指出石鼓文中的稱謂“公”應指刻石之時的秦公，難以指秦襄公[ii]；石鼓文所記這場游獵的年代，在研究者中間尚未達成一致，裘錫圭先生主張內容與字體時代相分離，其所記事件時代從郭沫若說定爲襄公；而王輝先生則主張內容與字體的時代相統一，其所記事件的年代最可能在秦景公時。

王輝先生認爲，《而師》“天子□來”是指周天子來秦，石鼓所記是秦公與周王同獵。這一事件雖然不見於文獻記載，但他舉出了秦公一號大墓出土編磬銘文中的“天子匽喜、共桓是嗣”句及紀年“四年八月初吉甲申”，證明當時秦景公曾燕喜來秦的周天子。我同意王輝先生的意見。下面按照我的理解，列舉出石鼓文自身的證據，將王先生的部分看法重新論證一遍。

1、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上册，中華書局，2004年，226頁。

2、陶榮《甘肅崇信出土的秦戳記陶器》，《文物》1991年5期，90-94頁。

3、《說文》“乍，止也。一曰：亡也。从亡、从一。〔小徐本作：从亡、一。一，有所礙也。〕（徐鍇曰：出亡得一則止，暫止也。）”

4、按：“由與”即“猶豫”，《孟子·萬章下》“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

5、參看董珊《越王差徐戈考》，《故宮博物院院刊》2008年第4期。

6、參看趙平安先生《試論銘文中“主語＋之＋謂語＋器名”的句式》，《古漢語研究》1994年第2期，46-48，轉88頁。但趙先生不同意“之”訓“所”的看法。這個問題涉及語法史，比較複雜，另詳。

7、參看董珊《新蔡楚簡所見的“顓頊”和“雎漳”》，簡帛研究網，2003年12月7日。

8、陳劍《據郭店簡釋讀西周金文一例》，原刊《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中心集刊》第2輯，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4月，收入《甲骨金文考釋論集》，綫裝書局，2007年4月，20-38頁。

10、參看楊寬《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738頁。

11、陳劍《柞伯簋銘補釋》，原刊於《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9年第1期，收入《甲骨金文考釋論集》，綫裝書局，2007年4月，1-7頁。

12、參看董珊《晉侯墓出土楚公逆鐘銘文新探》，《中國歷史文物》2006年第6期， 67-74頁。

13、參看《馬王堆漢墓帛書[三]》，文物出版社，1983年，18頁注[四]。

14、見董珊《略論西周單氏家族窖藏青銅器銘文》注釋19，《中國歷史文物》2003年4期。

15、裘錫圭《關於石鼓文的時代問題》，《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5年，第一期，47頁。

16、王輝《由“天子”、“嗣王”、“公”三種稱謂説道石鼓文的年代》，《中國文字》新二十期，臺灣藝文印書館，1995年，135-166頁。以下引用王輝先生說，均出自該文。

17、黃奇逸《石鼓文年代及其相關諸問題》，《古文字研究論文集》，四川大學學報叢刊第十輯，1982年，成都。

18、按“天子適諸侯曰巡守”語見《孟子·梁惠王下》、《孟子·告子下》、《晏子春秋·卷四·內篇問下第四》“景公問何修則夫先王之游晏子對以省耕實第一”

来源：《石鼓文考证》首发于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09年4月29日，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776

秦文化专辑组稿：史党社

编辑：陈运影

董珊先生照片來自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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