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尔克·海登赖希:中国洗衣房的秘密

 

贝尔纳先生是一个身材矮小、说话啰里啰嗦的老头儿,长着一只大而塌的鼻子。他一直独自和他的爱犬波多生活。波多长得虽然丑,脾性却很温和。它很老了,总是慢腾腾地跟在主人后面。...

贝尔纳先生是一个身材矮小、说话啰里啰嗦的老头儿,长着一只大而塌的鼻子。他一直独自和他的爱犬波多生活。波多长得虽然丑,脾性却很温和。它很老了,总是慢腾腾地跟在主人后面。贝尔纳先生牵着绳子走在前面,他的体力也不比当年,无论散步还是出门办事,也总是慢悠悠的,这样波多也不用气喘吁吁地跟着他。他俩一边走,一边聊着天。贝尔纳先生感慨世道人情,波多就竖着耳朵听。

贝尔纳先生的妻子去世几年了。妻子在世时,贝尔纳先生喜欢和她说古论今。而现在,她却静静地躺在了中央公墓里。他最喜欢在瓢泼大雨的天气里去看望妻子,因为这个时候没人会注意他带着波多一起来。中央公墓是禁止狗进入的。贝尔纳先生站在墓前,和妻子说上好一阵子话。如果周围人多的话,他们默默无语地交流;等到没有人时,贝尔纳先生便出声地和她说话。

贝尔纳先生勉强还能应付一个人的生活。他能给自己煎土豆,知道怎样调制沙拉,房间里也收拾得井井有条。

唯一令他感到困难的是洗衣服。当然,对他来说,开动洗衣机不是难事儿。困难的是,他一直不清楚哪些衣服可以放在一起洗,哪些得分开洗,也不知道哪些衣服必须甩干,哪些根本不能甩干;而且更麻烦的是,他完全不晓得怎样熨烫衣物。可是,贝尔纳先生偏偏对穿着很讲究,尤其注重自己能穿着洗得干净、仔细熨烫过的衬衫。所以衣服的事儿一天料理不好,他就觉得一天浑身不自在。在十月里一个下着大雨的日子,他又站在妻子墓前,向她诉说这个困难,后悔以前她在做这些活儿时自己没有在一旁仔细看,末了请求妻子道:“埃尔弗里德,帮帮我,请给我一些指示吧,我该怎么办呢?”

墓地里一片沉寂。贝尔纳先生只好牵着波多蔫蔫地往回走。波多斜眼向两边看,它嘴唇耷拉着,细细的口水不时拖到地上。它的长相实在不怎么样,很丑。不过在贝尔纳先生的眼里,它是忠诚的波多,它的美显然在它的品质里。“我自己长得也不帅,”过了漫长的七十五年,有时贝尔纳先生惊讶地端详着镜子里自己的大鼻子,心想:“又能要求一只狗怎么样呢。老天爷造人也有心情不好的时候啊。”

那天雨下得很大,贝尔纳先生没有像往常那样,沿着施瑞伯花园走那条风景秀丽的林荫道,而是穿过老城几条昏暗的小巷子走了近路。平日里他总是避免走小巷子,因为波多也不喜欢走石子路。而就在这条路上,似乎贝尔纳夫人给了丈夫一个迟到的指示——贝尔纳先生此刻正经过一家中国洗衣店。店门上闪烁着漂亮的汉字,贝尔纳先生并不认识。下面蓝色的霓虹灯照着德语字母:“中国洗衣店”。透过蒙着一层雾气的窗玻璃,贝尔纳先生看见里面穿白褂、白T恤和白裤子的男人们在忙碌着。有的把衣物叠好,再用雪白的纸包起来;有的在宽大的熨烫机边熨平床单;而有的则在一个怪物般的衬衫熨烫机前把皱巴巴的衬衫熨得平整服帖。窗边柜台上,洗好的衣物堆得高高的,等着顾客来取走。贝尔纳先生饶有兴致地欣赏着这一切。这不就是办法吗?这家中国洗衣店可以帮他解决所有洗衣和熨烫的麻烦。为什么以前就没有发现这个神奇的小店呢?他打心底里非常感激去世的妻子,是她温柔地把他引到了这里。他果断地踏进洗衣店,又暖又湿的空气迎面吹来,立刻闻到一股洗衣粉、水蒸气和干干净净的味道。他身旁的波多打了一个很响的喷嚏。

一个和蔼亲切的中国小伙子立刻上前招呼贝尔纳先生,询问能为他做些什么。贝尔纳先生详细地了解了店里的服务标准、送衣物的时间和洗烫价格。他吃惊地发现,一切是这么简单,价格又这么低廉。“早上送来,晚上就好”是这家店的口号,而价格跟自己在烫衣板上花费的气力和辛苦相比,简直不算什么,更不要说因为用错洗衣粉或者让藏在衣服里的黑袜子而洗坏衬衫了。而且,贝尔纳先生一直在寻找可以和波多一起散步的新路径和新目标,到了这儿也许还能顺便闲聊一会儿。这条通往中央公墓——那里他无论如何是经常要去的——的老城巷子里,有一家如此干净、整洁的洗衣店,对他而言难道不是一个天赐良机吗?他想把心里头这些兴奋的想法一股脑儿说给年轻小伙子听,可是对方总是亲切地点点头,微笑着,没有一句回应。最终贝尔纳先生忍住了,没有说什么关于袜子、衬衫还有他去世的女人的事情,出了店门往家走。走之前,他没有忘记向小伙子保证说明天一早就带一包衣服来,说届时大家会相处愉快,并道声晚安后才离开。

第二天清晨,贝尔纳先生把脏衣物塞了满满一大塑料袋:一条床单、四条毛巾、几条内裤和五件衬衫。他费力地把这些东西提到洗衣店,不过将来,如果经常光顾这家洗衣店,一次就不用提这么多了,他可以分配得更好些。

那个穿白褂子的中国小伙子又走上前来——或者是另外一个?贝尔纳先生分辨亚洲人的面孔并不在行,在他看来,他们看上去都很像。出于谨慎,他这回详细地向小伙子解释了自己寡居和洗衣、熨衣的困难,并表明多亏他们的洗衣店,一切麻烦将永远解决了。小伙子接过了他的一袋子衣物。贝尔纳先生说:“我叫贝尔纳(注:贝尔纳,德语:Berner。)。奥特·贝尔纳。”他估摸中国小伙子把他的名字写下来可能有些困难,因为就他现在所了解,对方还不能正确发出“R”这个音。也许他应该干脆简单些说“我叫贝尔勒尔(注:贝尔勒尔,德语:Belnel。)”?然而,这个把笑容牢牢刻在脸上的年轻小伙子看上去似乎没有遇到丝毫麻烦,他用一支小小的笔敏捷、迅速地用汉字把贝尔纳先生的名字写在一张小纸条上,接着用别针别在了衣物包上。

贝尔纳先生心满意足地牵着波多来到中央公墓,向妻子说起了中国洗衣店,安慰她说现在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她可以安息了。

第二天,贝尔纳先生来店里取洗好的衣物。他鼓足勇气,打算这次耐心地拼出自己名字的每个字母,如果需要的话,也可以说“我叫贝尔勒尔”,免得这位可爱的小伙子在写有顾客名字的一堆纸条里,为翻找他的名字多花气力。

可是,贝尔纳先生和波多刚跨进店门,小伙子已经从洗熨后预备顾客来取的、小山样的衣物包里,抽出了他的那份,麻利地推到了他面前的桌子上。速度之快,令站在他对面的贝尔纳先生惊讶万分!小伙子认出了他,而且显然知道贝尔纳先生的名字——尽管他才当了他们一天的顾客!想到一个遥远东方国家的人能关注到自己,贝尔纳先生心里非常高兴,他暗暗地把中国小伙子与超市里总是满腹牢骚很不耐烦的德国收银员作比较。他明白,这里顾客就是上帝,这里他——贝尔纳先生,显然是一位受到特别尊重的顾客,他注意到,亲切的中国小伙子飞快地瞅了波多一眼。他尊重他俩,能立刻认出他俩。他开心极了,生活里如此令人振奋的时刻,可谓少之又少啊。

回家路上,贝尔纳先生悄悄地撕开包着衣物的雪白的纸,想看看是否真的是自己的衣服。不过,他立刻为这种怀疑感到惭愧。当然到家以后,将如他深信不疑的那样,一切都会完全正常,甚至更好——简直完美无缺、无可挑剔。衬衫熨烫得服帖、挺括并平整地叠好了,床单洗得雪白,毛巾柔软、干净并角对角地折好了。一定是这样,而且以这个价格——贝尔纳先生欣喜得忍不住又要抽烟了。不过妻子临死前他答应她把烟戒掉,因为烟雾会把家里的窗帘熏黄。要是现在又抽上了,妻子地下有知,她在坟墓里也不会安宁的。当然他相信,即使窗帘被烟雾熏得黄黄的,中国洗衣店也会把它洗得干干净净的。不过那样做也不好,毕竟对身体不好,于是他放弃了抽一支烟的念头,心满意足地把他干净、几乎崭新的衣服放到柜子里去。

几个星期过去了,贝尔纳先生每个星期都会光顾中国洗衣店一次,送去脏衣物,取回洗干净的衣物。每次只要他一踏进店门,柜台后的中国人就立刻从一大堆洗好的衣物包里准确地翻到他的那包,接着迅速地递到他手里,从来没有错过。与此同时,贝尔纳先生也吃惊地发现,其实每次接待他时都换了一个人。他们中有的稍胖些,有的瘦些,有的年龄稍大些,有的还很年轻,他们在收件台、收银台、自动熨烫机、熨衣领和袖口的烫衣板边交换工作。可是无论谁为贝尔纳先生服务,显然每个人都能立刻认出他,清楚地知道:噢,是我们的贝尔纳先生来了!(或者:噢,是我们的贝尔勒尔先生来了!)然后毫不迟疑地递给他衣服包。对此,贝尔纳先生感到满意极了。他觉得他们重视他、尊敬他,像上帝一样待他,觉得自己成了一个重要人物。而且,波多走进洗衣店也早就不打喷嚏了。

圣诞节的前一天,贝尔纳先生又去取他洗好的衣物。他迫切地想向这些亲切的中国人表示谢意,在圣诞节给他们一个惊喜。尽管中国人也许不过基督教的节日,但是他们对他总是那么友好,那他也要对他们表示友好。于是贝尔纳先生在一袋德国榛子小甜点上用一个绿色的蝴蝶结系了一张五欧元纸币作为小费——他们可用来喝咖啡,哦,不,更可能是去喝茶。站在前台的中国人又一秒不差地从一堆衣物包里抽出他的那包,迅速地送到他手里。贝尔纳先生把准备好的礼物递给他。他先是一脸惊讶的神色,不愿接受这份微薄的礼物。可是贝尔纳先生坚持着:“圣诞节,”他说,“要过圣诞节了,请接受它吧。”为了表明心意,他又补充说:“我非常满意您的工作,特别惊讶您能那么快学习并记住我的名字。真是了不起啊!”中国人疑惑地看着他。“贝尔纳,”贝尔纳先生有些糊涂了,“我是贝尔纳先生,您这里所有的人都认识我,能立刻找到我的东西,而且从来没有弄错过。我非常满意啊。”

“哦,”中国人说,不过,他看上去并不像是真的明白了。他从衣物包上把那个用别针固定写着漂亮汉字的纸条取了下来。贝尔纳先生请求说:“能把它给我吗?作为纪念?我想回家慢慢欣赏我的名字是怎样用汉字写的。”

他想到了老朋友马丁。马丁以前是汉学家,现在生活在老人院。要过新年了,他想再去看望一下老朋友,顺便可以给他瞧瞧自己名字奥特·贝尔纳的中文写法。

亲切的中国人呵呵地笑了,把纸条递给贝尔纳先生,收下了甜点。洗衣店里所有忙碌的店员都冲贝尔纳先生点点头,鞠躬,他们热情的感谢方式几乎令他觉得有些尴尬,后悔当时没有在袋子上系上十欧元的小费。不过,明年过圣诞节他会记住这事的。

平安夜清晨,贝尔纳先生和波多搭公共汽车到城市的另一头,去拜访老朋友马丁。马丁坐在轮椅里,脑子还很清醒,思维也灵活,就是自从楼梯上摔下来以后身体太虚弱了,一个人不能行走,也照顾不了自己。贝尔纳先生把外头发生的一切都细细地说给他听。马丁开始时还在仔细地听着,当贝尔纳先生开始没完没了地嘟囔垃圾费又涨了,抱怨城市电车不准时时,瞌睡的马丁在说话中间甚至打了个盹。接着他俩玩了一局牌。窗户外,波多舒服地躺在马丁的羊毛地毯上。最后,贝尔纳先生从口袋里掏出他从中国洗衣店要来的纸条,得意洋洋地递给老朋友,说道:

“你还能认得这个吗?你不会相信这上面写着什么的。”马丁擦擦眼镜,拿起纸条,盯着看了好一会儿。贝尔纳先生有些不安了,担心快八十岁的马丁早已忘了中文,不认识这些芝麻点大小的汉字了——他需要这么长时间来认。马丁抬起头来,忧虑地看着贝尔纳先生,说道:“你从哪儿拿来的?”

“一家中国洗衣店,”贝尔纳先生骄傲地说,“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了:这是我名字的中文写法,奥特·贝尔纳。在所有的衣物包里面,他们总是能立刻找到它。”

他轻轻地用手指点着纸条上的字,一脸拥有者的自豪神色:“贝尔纳先生,”他说,“这上面写着呢。”

“哦,不,”马丁说着把纸条还给了他,“不是这个。上面写着:‘丑狗、啰嗦大鼻子老头①’。”

①编者注:显然,贝尔纳先生因向读者证明了自己确实长着一只狗鼻子而感到自豪,并为自己能够结交像马丁那样“识”汉字的人倍感骄傲;为方便读者理解和充分体现原作者的幽默感,故编辑时认为本文标题更应译为:猪是如何做翻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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