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批评家，向理想而去（李敬泽） 评论

假设每个批评家的心中有一个王国，很多人的王国乱七八糟，是个杂货铺子。而云雷的王国一开始就是秩序井然、目标朗然...

假设每个批评家的心中有一个王国，很多人的王国乱七八糟，是个杂货铺子。而云雷的王国一开始就是秩序井然、目标朗然。

作为批评家，李云雷清晰、坚定。所谓清晰，说的是，几乎从批评生涯的一开始，他就自知，他的立场何在。他之所在，正在这本书的题目里，是的，是“中国”，作为历史的、实践的、价值的和审美的主体的中国。

“中国”作为立场、观点、方法，近些年来已成普遍自觉。在文学中，这种自觉既取决于一般历史条件的变化，也是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主流文学观念的反思。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在这条思想之路上，早行人中有一个云雷。这本书里，作为书题的一篇《如何讲述新的中国故事》，发表于2006年，其中不仅使用了“中国故事”这个概念，而且在他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问题意识正在面向中国主体性的建构和创生：“中国作家能否在瞬息万变的现实中，书写出独到的中国经验与美感，不仅是作家个人能力问题，同时也是一种‘文化政治’。这涉及到一个民族是否具有自我认识、自我表述的能力，并能在文学中加以表现的问题。而在这样的表述中，我们是将自己的故事融入西方文学的叙事体系中，成为一个补充或附庸；还是别开生面，寻找到一种新的叙述艺术，充分表达中国人的情感？”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作家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保持文化的自主性？如何让价值的、伦理的、日常生活世界的连续性按照自身的逻辑展开，而是又一次被强行纳入一种世界文学主流的话语和价值体系中去’（张旭东语）。”

“文学上的‘中国道路’，正与社会现实中的‘中国道路’一样，既应该突显自身的独特之处，也应该对世界秩序造成根本性的挑战，使之更趋公正、合理，而不应该以既定的西方标准来加以衡量。但在这里，我们并非是简单地以‘民族性’来否定‘普遍性’，而是希望在‘民族性’的现代化转型中，能发展出自己的‘普遍性’，这既不同于传统的‘民族性’，也不同于现存的‘普遍性’，而是一种全新的创造，是在‘民族性’与‘普遍性’的相互融合中，创造出多元文化中的一种。这是一个全新的‘中国故事’，也需要新的讲述‘中国故事’的方法”。

——大段照抄，因为这些写于十多年前的话至今大致有效。云雷所提出的问题、他所怀的期待如果说在当日还显得寂寞清冷，那么从那时起到现在，风云默运，已是大势昭昭。从那时起，云雷几乎没有什么改变。我回忆了一下，2006年我应该见过云雷，却想不起第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和什么情形。总的来说，很长的时间里，我的印象是，这个年轻人身上竟有一种凛然，一种硬度，这使他在同龄人中间特立独行。凛然不是狂傲，我当然见识过年轻人的狂傲，但云雷凛然只是天性端方，他的话不多，亦无攻击性，对他来说，与人争论很可能是一件不得不为的难事。当然，我的印象也许不可靠，他或许只是在年长者面前存着礼貌，但读他的文章，也能看得出，云雷厚道，他对很多作品直言批评，但从来都是诚恳的，没有炫耀和傲慢，我想，即使是被批评者也不会从他的话中感到恶意，他只是坦诚，说真话，讲道理，而且他总是在更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寻求理解而从不简单地对作家个人横加判断。

这样一个人，他的凛然和硬是一种精神气质，他真的相信自己之所说，在很久之前（在这个时代，十余年前就是很久了），他已经选定了自己之所信，而且这份信有着坚实的历史和理论根基。假设每个批评家的心中有一个王国，很多人的王国乱七八糟，是个杂货铺子。而云雷的王国一开始就是秩序井然、目标朗然。其中包括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元素：对中国现代以来历史道路的认同，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认同，对中国新文学传统和左翼传统的认同，相应的，他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主流文学观念持反思和批判的立场，他坚信文学对现代民族国家所负的责任，他把这视为文学的光荣，他对作为历史和实践主体的人民和民众抱有信念，对现实主义抱有信念，他坚信中国在全球化世界中必须建构和创生自身的主体性，所有这一切，使他心中的“中国”和“中国故事”成为社会和美学理想，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更重要的是面向未来，敞开着新的广阔可能性。

——这一切，十多年来都没有什么改变。他如此清晰和坚定，这使他成为了站在这个时代思想前沿的一个批评家。

云雷必也时时感受着理想和现实的落差。他的关于“中国故事”的论述包含着对这个时代复杂经验的充分理解。是的，他不是一个封闭于抽象理念的人，他忠实于现实和真实，而且他确信，抵达这现实和真实必须付出艰苦的努力，必须有勇气，有强大而审慎的思想能力，还要有改变世界的行动激情。但读完这本书，我还是觉得，他可能一直苦于没有足以与他的理论相匹配的作品。他走在了时代的前边或后边，在后边使他具有历史感，由历史感而生的现实感使他走在前边。他为自己确立了一个理想向度，也同时是一个批判立场，在这个视野中，一切作品皆处于残缺的、未完成的状态，所有的一切都是某种中间体，是向着一个可能的理想状态的过渡。

——这恰是一个目光高远的批评家注定承受的。正是这种中间、过渡，使他获得批评的自我意识，使他坚定、清晰。

重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其中一段话，在新的阅读中忽然产生了新的意义，纷至沓来：“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

（这个时代的作家正在惊叹，真实超过了虚构，现实胜过了小说。多么天真可爱：什么时候，文学竟可以大过人类的社会生活了？）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

（可以而且应该，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

“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

（“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学将社会的无意识唤醒为意识，把很平淡的、到处存在着的“事实”呈露出来。）

“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

（“日常的现象”，隐没于生活世界的现象，“矛盾和斗争”，恩格斯所说的“隐秘的结构”，把它典型化，化为被意识的对象或“事件”。）

“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

（惊醒或本雅明式的“震惊”、感奋，团结、斗争，革命美学中内在地具有实践向度，它导向主体的觉醒，导向历史的创造，导向改造自身与环境或世界的斗争。）

——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下，作为社会、精神和美学的革命的文学，这段话说得如此凝练而彻底。

抄下来，与云雷共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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