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称三大困难制约中国海外就医热

蜂拥赴美看病，《纽约时报》如何看这些中国患者？...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深入推进，中国资本和商品“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快。与此同时，中国病人“走出去”赴海外就医的人数也增长迅猛。这一现象过去国内媒体已经反复报道，现在连海外媒体都开始关注这一现象和其背后的产业。5月29日，《纽约时报》对中国愈发火热的海外就医现象做了专题报道。它们是如何看待愈发庞大的赴美就医人群和背后的产业？

根据携程旅行网的统计数字，去年中国公民赴海外医疗旅游共计约50万次，比前年增加了5倍。携程目前在其网站上就提供医疗旅游服务。尽管中国人赴海外就医的主力军是整形手术和常规体检，但是很多医疗旅行代理机构都有一个共同感触，那就是赴海外就医的危重中国病人正在不断增长。

梅奥诊所负责高端医疗和国际事务负责人Stephanie L. Hines说：“中国是近年来我们所看到的（病人来梅奥诊所就医）增长最迅猛的国家之一。”

为吸引更多的中国病人，美国一些知名医院使出了不少招数。比如，麻省总医院（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帮助病人解决旅行和住宿等方面的问题，麻省总医院、梅奥诊所和波士顿儿童医院还提供翻译服务。

北京厚朴方舟公司（Hope Noah Health Company）表示，去年公司共帮助1000多名中国病人赴海外就医，这一数字是前年的两倍。厚朴方舟公司主要是提供赴美国、日本就医服务。一旦病人抵达上述外国机场，就会有公司员工接机并乘车前往租住的公寓。病人前往医院时，会有1名厚朴方舟公司译员陪同。

北京盛诺一家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蔡强表示，去年公司客户数量增加至约1000人，而2011年时仅有2人。吸引越来越多中国病人赴海外就医的一个原因是，西方同中国在医疗质量和就医体验上的差异。

现年63岁的郭（音译）姓胃癌患者，是一名房地产开发商。在中国两家医院历经手术、化疗和放疗后，癌症重又复发。后来，郭先生赴美国波士顿丹娜法伯癌症研究院(Dana-Farber Cancer Institute)就医。在那里接受新型免疫药物“Keytruda”治疗。该药尚未在中国上市。到今年4月份，郭先生赴美治疗近4个月后，他体内的肿瘤缩小了，而且体重回升。郭先生在谈到两国医疗方面的差异说：“当我到达医院后，我就能感受到差距有多大。”据悉，中国癌症病人5年存活率为30%左右，而美国这一数字为大约70%。



来自中国的患者郭先生在波士顿治疗期间租住在当地公寓中，图片来源：《纽约时报》

在上世纪70年代，中国医疗卫生体系还在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医疗保障服务。但是之后实施了大规模的医改计划，中国公立医院仍不堪重负，床位和医生严重短缺，难以提供西方多数国家习以为常的医疗服务。《纽约时报》引用了2015年《柳叶刀》杂志根据联合国标准开展的一项研究发现，中国的医疗服务在188个国家中排名第92，位列古巴和墨西哥之后。而在上个月《柳叶刀》刊发医疗可及性和质量指数的全球排名中，中国最新排名为第82位。尽管20多年以来，中国医疗事业的进步得到全球认可，在相关排名上进步幅度位列全球第三，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医疗发展水平在全球看依然只是堪堪中流。



从《柳叶刀》的排名可见，中国医疗依然处于全球中等水平，落后于约旦、波黑等国家

中国政府增加了医疗卫生开支，并且鼓励民间投资，以应对医疗资源供给不足的问题，但是却任重道远。在中国一线城市的顶级公立医院，人们从半夜起就开始排队挂号。最好医生的门诊号在天亮前就被一抢而空。对于那些不堪忍受这份煎熬的人，只能从黄牛那里高价买号。

与之相对，郭先生表示其在丹娜法伯癌症研究院的就医体验“更为人性化”。医生与他说话交流、充分沟通，食物和饮料很方便购买，在候诊区还放有沙发。在一些细节方面患者的感受尤为深刻。郭先生对《纽约时报》表示：“在中国，我们能得到的最多是一把冷冰冰的金属座椅。甚至打一杯热水都不方便。”中国病人“走出去”赴海外就医潜在需求巨大。比如在事关生死的癌症治疗方面，根据中国的媒体报道，在中国2015年共确诊430万癌症病例，相当于每天约1.2万例，而2010年共确诊240万癌症病例。但是，《纽约时报》特别指出，中国病人“走出去”看病仍面临不少困难挑战。

困难挑战一：医治效果延续性问题

在美国医生和医疗机构看来，这是排在第一位的问题。麻省总医院特殊服务中心负责人Misty Hathaway说：“我们碰到的最大挑战是，如何确保病人返回中国后医疗服务的延续性。”

专注于海外医疗服务中介的瑞弗健康管理（上海）有限公司（Ryavo Health Management of Shanghai）创始人Oscar Zhou表示，已开始着手将公司业务转型为帮助客户在港澳地区找药买药，同时找寻国内能诊治相关疾病的医生。

Oscar Zhou说：“赴海外就医导致了许多问题。许多病人出国看病，一待就是好几个月，好是好。但是等他们回到国内，如果后续治疗跟不上，那就一点用都没有。” Oscar Zhou表示，他认为纯粹从医疗旅游角度出发，业务前景有限。

困难挑战二：就医理念冲突性问题

盛诺一家的蔡强被业界公认为中国海外医疗产业的先驱者，他的一个重要工作内容是试图缩小中国客户同美国医院之间的文化差异。蔡强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说，一名中国病人曾“擅闯”医生诊室去咨询问题，当时该医生正在为其他病人看病。结果这家美国医院专门联系蔡强，召开“紧急会议”。蔡强说：“在中国，我们没有隐私的概念。”自此之后，盛诺一家公司专门设立了“病人教育”部门，讲授在国外医院的注意事项。“错不在病人，而在我们。”

困难挑战三：医疗开支花费大问题

在《纽约时报》看来，医疗卫生是体现中国巨大贫富差距的一个方面。新生代中国富人可以去私立医院或国外医院就医，而余下的中国人只能在国内医院忍受漫长的排队等待，发现国内医疗水平的全方位差距。

赴海外就医的确花费不菲，只有一小部分人才能负担的起。比如，郭先生赴美国达纳法伯癌症研究所治疗癌症，共花费22万美元，且全部自掏腰包。

去年11月，在中国南京工作的桥梁设计人员、31岁的赵晓卿（音译）带5岁的女儿科菲（音译）去德国埃森大学医院(Essen University Hospital)为其女儿的脑瘤接受质子治疗。虽然上海也有自己的质子重离子医院，但规定儿童只有到14岁以上才能接受这相关治疗。赵晓卿带女儿去德国看病共花费约14万美元，一大半是从亲戚那里借来的。科菲的脑肿瘤缩小了。赵晓卿很满意，说再多花一倍的钱也愿意。她说：“出国后，就会发现中介并没有夸大。事实上，中介所告诉我们的，与我们所亲身体验的，相较而言甚至还有所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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