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旗：我们可以踩着高跟鞋拽得优雅，也可以穿着平底鞋大干一场

谁家招聘老板娘？？...

我们学校后勤有两个师傅。一个是有编制的工人，一个没有编制，属于合同工。

即使没有编制，这位师傅也在学校里做了十几年。

学校后勤里大大小小的活都是他们两个在做。比如给教室换灯啊，给老师办公室换锁啊，给学校修理坏掉的桌椅啊，拉横幅插彩旗啊，修理厕所的水箱啊，反正等等等等，所有这些的活，都是他们两个做。

因此每天我在学校里见到他们两个人的次数是最多的，拿着维修工具，来去匆匆，永远是一身工作服，风尘仆仆。

有编制的那位工资大概会高一些，不管怎样，旱涝保收；没有编制那位，虽然我没问过，但我想，工资，也不过是三四千左右吧？也许还没有这么高。

大家干的是一样的活，一样的辛苦，他有没有心理不平衡过呢？

也许从人性的角度来说，心理不平衡，也是非常正常的，若是我，也会有这种感受。

不过人的成熟，就在于怎样面对这种“不平衡”，以及怎样继续面对这个工作。

也许，认命地接受这份不平衡，和继续辛勤工作，就是最好的态度。

在这里我不想追溯人的本性或者探讨出身阶层，因为这些，我们没的选择。对于无法选择的，除了认命和接受，其他做法都是庸人自扰。

我们的心思和精力，实在是应该花在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而变好的事情上。尽管这两位师傅不教书，但我也把他们当作同事。

只是我们可以通过职称的晋级而来增加工资。

但他们不能，尤其是那位没有编制的师傅不管工作多少年，他的工资，也许永远比不上那位有编制的师傅——尽管他干的活一点都不少。

只是他真的从来都是任劳任怨，走路生风，干活麻利，每次见到我都笑呵呵地打招呼。

对他，我只有尊敬，尽管我是站在讲台上的那个人，是赚钱比他多的人，但是对待工作和生活的态度，他比我更加尽力，也更加纯粹。

几年前我在网上买了一个大首饰柜，我看放在家里的它愁了好几天，不知道该找谁来帮我安装，后来我找到了这位师傅。

他带着工具骑着电瓶车跟我回到家，弄了半天才装好，当我打算把学校发的一些年货送给他的时候，他婉拒了。因为在他看来，这个忙，只是举手之劳而已。

对于这样的人，我所带有的尊重，永远比对领导多。

他们勤恳本分，毫不计较，职责内的事情再琐碎也一件件认真完成，职责外的事只要能够帮忙，也不会拒绝。

是的，处于社会中下层，尤其是底层的人，由于知识文化有限，而更加不容易进入高一些的平台，也许他们的视野不够广，思想不够深，但令人尊重的，这些恰恰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大概是在从事最底层的工作时，那用力弯下的腰，和抬起头时流下的汗水，以及很少抱怨，和对所有人的笑脸相迎。那天我走在商业街，见到一家酒店的招聘广告，从上看到下，除了老板娘，就只有保洁员我能做了。

当然，人家并没招老板娘。

一直以来，看到这些从事相对底层劳动的人们，我都会想，如果我不能再做老师了，能不能做他们这样的工作？

我也不知道自己的这份忧患究竟来自哪里，但就是会经常在脑海里出现。

我想，应该没问题。这不取决于自尊和面子，也不取决于学历与学识，而是与性格有关。我恰恰是那个，做什么都会认真去做的人，做得好不好先不去管它，但一定会尽力做——其实这种情况下，想做不好都难。

小时候我在东北冬天的户外劈木柴，一土篮一土篮地扒炉灰；陪我妈卖烤玉米和热豆浆，也陪她卖过家庭快餐；大学时每次大扫除，包干区的厕所，都是我自己将它打扫干净。

所有的化妆品和气派的时装，只是一层表皮。穿上高跟鞋可以走得挺拔，换上平底鞋，粗陋的活也不是不能干。

这是我给自己的定位。正因为此，人生的弹性空间才会很大，心能安放的地方，也会很多。我永远记得莫泊桑《项链》里的一段话：

“路瓦栽夫人懂得穷人的艰苦生活了。她一下子显出了英雄气概，毅然决然打定了主意，她要偿还这笔可怕的债务……她成了一个穷苦人家的粗壮耐劳的妇女了。她胡乱地挽起头发，歪斜地系着裙子，露出一双通红的手，高声大气地说着话，用大桶的水刷洗地板。”

从前教材里有这篇课文时，我都是在违着心讲。

但我也要传递给学生我自己的观点：是的，人要虚荣很简单，但难的是愿意亲手撕下华丽的虚荣，转身投入到尘土飞扬的泥土地里去。玛蒂尔德（即路瓦栽夫人），她做到了。

我真的很佩服玛蒂尔德啊！

所以，如果给我一双高跟鞋，我可以穿得既优雅又张扬；如果只有一双黄胶平底鞋，我也会有勇气弯下腰，撸起袖子在生活的最底层大干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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