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岁的老人与70岁的老店

 

老爷子坐在火炉旁,放下搪瓷缸子,点上一支“红梅”。没人陪他聊天的时候,他就这样看着自己的小店,慢慢把烟抽...



老爷子坐在火炉旁,放下搪瓷缸子,点上一支“红梅”。没人陪他聊天的时候,他就这样看着自己的小店,慢慢把烟抽完。他并不像一个富态的北京老爷子,一米六多,有些驼背。脖子上的皱纹和青筋,如同枯树上攀着的藤条。



今年,他已经80岁了。与他相伴17年的,是这个“西砖胡同副食店”。这是个诞生于抗战时期的小店,今天也70多岁了。

1965年,38岁的金老爷子随着支边队伍到了新疆,这一去就是20多年。1992年他回到了北京,北京的南二环已经初具规模,但那个时候,“超市”对北京人来说还是个相对陌生的概念,虽然已经有了几家,但生活中的副食品大多来自自由市场和副食店。从杂货铺4米来长的柜台和宽阔的货架上,隐约看到了当年杂货铺生意兴隆的样子。

而今,这个杂货铺的商品,只剩下了不到十种,有香烟、啤酒、饮料和卫生纸。口香糖的罐子仍然摆在柜台上,里面剩下的只是空气而已。



在生活资料匮乏的年代,它是远近几条胡同唯一的杂货铺。烟酒糖茶,油盐酱醋,牙刷牙膏,针头线脑,臭豆腐。脸盆下面的塑料大桶,是卖散装黄酱的桶。



秤盘在5年前的一天,称量了桶中最后的一点黄酱后,便和大桶一起光荣退休了。金老爷子从小在这条胡同中长大,解放初期,店里有五六个售货员,都是附近的老太太。店的经营属于“牛街联社”。

老爷子说,上个世纪90年代,牛街法源寺附近只有这家店有供应副食品的资格,一天卖四五箱啤酒、饮料和五六十卷卫生纸是常有的事,每天流水1000元以上,上货要靠自己去拉。当时店里还有一个店员和一个会计。



21世纪很快就来了,牛街周围开了不少大超市。从老爷子到小店算起,十多年后的今天,物价和工资都上涨了许多倍,小店的房租却下降到了600元。因为这个小店的流水,每天只有几十元了。虽然上货已经简单到打一个电话,但用老爷子的话说,“挣出房钱,没自己的了,留出自己的,交不起房钱了。”好在,老爷子每月还有800元的退休金,吃喝不用愁,乐得开个小店,和邻居们聊聊天,也算是守住了自己的事业。



正和老爷子聊着,一位身穿红色连衣裙的年轻姑娘走了进来,“给来包红山茶。”把一张5元钱递了过来。

老爷子起身,“没有红山茶,只有红河,行吗?”说着走向柜台里面。可是姑娘没回答,走了。

小店衰落了。可至今,老爷子仍然晚上10点熄灯睡觉,早上8点打开店门,迎接着买烟、换啤酒的邻居们。一个“老”售货员的乡土情结,就是他身旁最好的闹钟。

聊着聊着,老爷子从落满油泥的窗台上拿起一个纸袋,那里面装着1张光盘和5张照片。“外国人都来我这里照过相。”而对纸袋中圆形的、反着七彩光芒的薄片,老人似乎并不关心那是什么东西。“要不是摄影爱好者们,我都记不起有多少年没照过相啦。”而谈起一次次在镜头前面的自己,老人眼中有种久违的光芒。每次摄影爱好者把照片送来给老爷子,老爷子笑得仿佛回到了40年前。

70岁,对于一个小店来说,意味着什么?

就快要拆了。

那么,对于一个城市来说,2000多岁,又意味着什么?



北京建城已经2000多年了。时至今日,北京已经划定了大面积的胡同风貌保护区。不拆100年的老胡同和老房子,并不意味着人们就要忍受落后于时代的生活。路铺平了,车开进来了;腌菜的大缸少了,美国的可口可乐来了;小胡同中的早点铺子前,蒸包子也得用英语标出来。虽然衰落的西砖胡同副食店要拆了,狭窄破旧的民居拆了,可是古老味道保存完好的赵府街副食店成了怀旧的年轻人的乐土,一片片胡同,仍然像细胞一样,充斥在城市的血脉中。

别再拆了,谢谢。



在新与旧的交替中,在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中,北京一步一步往前走着。在数不清的胡同里,老钱庄、老酱园、老当铺都仍然在默默为新一代的北京人服务着。去里面看看,在不止百年的外表之下,在枯朽得似乎要倒塌的木楼梯旁,微波炉、电脑、洗衣机,现代化的生活用品,一个都不能少。哦,对了,还有那个拿着数码相机,却被眼前那历史与现代融合的北京而惊诧,乃至忘记按下快门的你和我。



(注:本文和照片均完成于6年前和8年前,金老爷子已于2010年春节前去世,由其妹妹将其收敛。)(转自:猫儿胡同)


    关注 内人北京


微信扫一扫关注公众号

0 个评论

要回复文章请先登录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