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转型路径存巨大分歧，煤炭能否继续担当主体能源是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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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能源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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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o记者 赵希

“主力就是煤。”

近日，在山西太原召开的2017年资源型地区能源转型发展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倪维斗指出，按照中国的自然禀赋，煤炭仍然是未来能源结构的主力。

在同一场合中，中国能源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国家发改委能源所原所长周大地则对eo记者强调，即便实现清洁、高效利用，单位排放降低，但总量仍不容小觑。要实现能源转型的大目标，煤炭不能成为主要的能源支柱。

今年7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支持山西省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的意见》，给山西提出了“健全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机制，打造能源革命排头兵”的任务。煤炭资源丰富的山西如何能源转型，各方专家都为能源转型开出不同的药方。虽然各位专家都认可能源转型“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大目标，但对于具体的转型路线却针锋相对。而对于煤炭在多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是主力能源，学界也分歧巨大。

煤炭清洁化是转型根本VS煤炭不能成为主要支柱

“中国的自然禀赋是富煤、少气、少油，应该说以煤为主是符合资源禀赋的，是不可改变的事实，其他替代能源只能作为辅助能源，而不能是主力。”倪维斗说。

他的测算是，假设2030年中国的人均能源消费量为4吨标准煤，人口为14亿，则2030年中国的能源需求为55亿吨标准煤。到此时，中国能使用的天然气、核能、石油、水能都有各自的极限，风电、太阳能占比也不会很大，经他测算，即便其他能源都被尽可能地利用，仍难以满足中国的能源需求，到2030年中国仍有一半多的能源消耗得依靠煤炭，而山西、内蒙一带储存的大量煤炭才是根本保障。

基于中国的自身情况，倪维斗认为要实现中国能源清洁、低碳、高效的目标，其他的工作一定要做，比如核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但煤炭作为中国能源供应的主体，解决好煤炭的清洁化才是实现能源转型目标最根本的方法。

基于中国煤炭消耗总量之大，周大地指出，即便实现清洁、高效利用，单位排放降低，但总量仍不容小觑。另外煤炭的利用效率较低，即便现在最先进的技术发电效率也不超过50%，而天然气发电机组可轻松地超过55%。因此要实现能源转型的大目标，煤炭不能成为主要的能源支柱。

另一方面，周大地认为未来，清洁能源、低碳能源的技术发展可能会使煤炭比例下降速度超出人们习惯性的设想，比如近十年中国光伏产业的爆发性增长就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并且随着节能技术的发展，能源更加高效利用，以及全民节能意识的提高，周大地认为，未来中国的能源需求不一定会大幅增长。因此，他提出“山西一定不要继续走依靠煤炭的发展道路”。

周大地表示，不依靠煤炭并不意味着让山西马上放弃煤炭，山西煤炭的发展主要还是得在存量上下功夫，去产能得继续，并且低价倾销的模式是不可行的。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周大地表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煤多、油气少，全世界的煤炭总量可以用2800年，石油天然气可以用200-300年，两者储量是成十倍的关系，所以中国的自然禀赋并不特殊。事实上，以前世界各国的能源供给都以煤为主，但煤炭生产带来的大气污染、生态破坏、水资源破坏、土地塌陷等问题推动了各国以非煤为主的转变，世界能源结构从上世纪70年代告别了以煤为主的时代，变成油气为主的时代。

周大地认为中国以前依靠煤炭更多是由于经济上的制约，而随着中国近些年的发展，适量的进口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但仍需要发展本国的油气，以及其他能源如核电、风电、光伏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史丹对于天然气进口的看法较为谨慎，她认为中国的能源转型，若要走从煤炭到油气再到可再生能源的路径不大可行。据史丹分析，中国的能源结构若从煤炭转到天然气，则对外的依存度会非常高，将影响中国的能源安全，并且这一过渡过程，会形成路径依赖。所以，史丹建议“尽量一步跨越到可再生能源，这就是中国的能源革命。要尽早跨入以可再生能源为主，这样才能实现我们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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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继续立足煤炭VS煤制油气不宜开展

对于山西省的能源转型具体路径，倪维斗认为，以煤为主的山西省，目前最需要在煤的清洁高效利用上多下功夫，主要的技术路径有三：一是先进的燃煤发电技术，二是整体煤气化联合产（IGCC），三是煤基多联产能源系统技术，即煤生产电的同时也能生产化学品。

中国工程院院士谢克昌也十分赞同倪维斗对煤炭清洁化利用提出的三条技术路线，并指出“实现清洁高效利用的煤炭也是清洁能源。”谢克昌认为山西作为煤炭大省，首先需要立足煤炭，科学用煤。

但是对于煤基多联产能源系统技术的发展，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高级顾问杨富强持有不同意见，他认为特别是煤制油、煤制气项目需要停止。中国能源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周大地也认为煤制油、煤制气这些耗资巨大的煤化工项目，在全球低碳化的背景下，前景十分不明朗，不宜开展。因为全球石油、天然气市场受到低碳约束，正在萎缩、降价，煤化工产品很难有竞争力。

此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能源政策研究室主任洪涛指出，在山西发展煤化工还有一个很大的制约因素——水，因为煤化工对于水的需求量很大。洪涛指出中国水的安全问题远比能源安全更严重，毕竟水不可能靠进口解决，在发展能源的时候也要考虑区域流域的特点。

潞安集团副总经理刘俊义也认为，从未来市场竞争、产业效益的角度考虑，煤制油、煤质气产业不易继续发展增量。刘俊义指出，潞安集团对于集团已有的煤化工存量项目，目前采取的是“走高端化、差异化的路线”，即通过煤化工生产一些高端化工产品，再利用山西离终端市场较近的优势。

除了大力发展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技术，煤炭科学研究总院煤炭战略规划研究院战略所所长任世华指出，山西目前迫切需要关注的还有煤炭的一体化开发。任世华解释，随着山西煤炭资源越采越深、也会越采越差，可能一个区域有几十个，小型煤矿，如果任由这些煤矿独立发展，则整个生命周期效率较差，若能区域一体化发展，则可以总体提高对外供应的质量。

虽然认可煤炭清洁利用对山西能源转型的重要性，谢克昌还指出，山西需要做好非煤的文章，即发展新型产业，如制造业、物流业、旅游业、新兴产业等，还要降低煤炭的比例，开发新型的能源。此外，谢克昌建议建立山西的能源大数据库，他认为在大数据的时代，在做能源行业重要决策时需要充分利用能源行业的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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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场决定观点VS跳出旧思维和利益羁绊

对于煤炭是否还将占主导地位的不同意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能源经济研究室主任朱彤认为这是由于不同人所处领域不同所致。

“化石能源领域的人会有意无意低估新一轮能源转型对化石能源的影响”，朱彤解释，这是因为他们仅仅关注技术创新这个单变量，而很少考虑其他影响因素，比如未来能源转型中多元化的商业模式反过来对技术的驱动。朱彤指出，以储能为例，美国通过承认储能在能源系统的价值，设计了竞争机制，使储能在新的能源市场中获得回报，反过来促进了其技术进步。

但另一方面“能源革命者也会有意无意高估新能源转型的影响”，朱彤认为，倡导清洁低碳的能源新品种的一方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忽视了现有能源系统转型的难度，以及现有体制的僵化性与韧性。

通过梳理历史上的能源转型，朱彤认为这一次的能源转型除了需要技术的创新，还需要注重能源系统的转型，而能源系统的转型除了包括一些有型的转型，还包括一些无形的转型，比如各种标准、组织方式以及思维模式的变化。

以集中式向分布式转变为例，朱彤认为这一转变不是简单地把电源从生产侧转到消费侧的过程，它背后隐含着生产思维模式向服务思维模式的转变。“因为面向服务侧很多东西要跟用户打交道，一定要有服务客户的理念，然后倒推商业模式和服务模式，最后再想用什么样的技术来满足用户服务，这背后思维模式是最重要的”。朱彤认为面对能源转型，跳出旧有思维和利益羁绊，弄清改革的目标和对象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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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式发展VS集中式发展

国家能源局信息中心副主任何勇健同样强调，需要站在整个能源系统的角度考虑能源转型。何勇健指出，目前中国的风电、光伏装机还不到3亿千瓦，就已经出现了大规模弃风弃光的现象，如果不解决这一问题，未来若要发展到超过20亿千瓦，可能会出现更严重的问题。

何勇健认为风电、光伏现在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价格高只是其中之一，但并不是主要矛盾，随着技术进步今后电价降下来完全没有问题。他认为，新能源面临的最关键问题是，如何减轻新能源自身的间歇性、不稳定性给整个电力系统带来的调峰压力，以及如何解决自身的低密度特性与高密度的用电需求不匹配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何勇健指出，一方面需要新能源更贴近用户，发展个性化的应用模式，同时发展多能互补以减轻上网压力。另一方面也需要整个电力系统做出更多改变，尤其是在储能方面发力，比如现阶段需要发展抽水蓄能，未来将电动汽车作为特殊的储能方式也很必要，以及需要在更长远的将来发展氢能。

何勇健指出中国的新能源发展会有多个阶段，初期是以集中式发展为主，在三北地区搞“三峡”；中期是集中于分散并举，而“十三五”就是过渡时期，将更多的增量转到中东部，使得中东部的新能源增量占到全国增量的60%；第三阶段才是分布式能源为主。

但何勇健表示，分布式还不能解决中国的能源转型需求，因为东部发展新能源将受到空间的制约，若要实现中国新能源装机从10亿千瓦到20亿千瓦的跨越，还是需要回到风光资源更好的北部。到时，更大规模的电力需要如何运输、配送？何勇健认为将电转化成氢能，再将氢通过天然气管道或者液态储能车的形式传输出去，或许是一个比化石能源调峰更可行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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