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省青年在上海——“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城市是时间的容器,乡村是时间本身。”...

“北纬31度14分,东经121度29分。上海,地处长江三角洲前缘,东濒东海,南临杭州湾,西接江苏、浙江两省,北界长江入海口,正当我国南北海岸线中部,交通便利,腹地广阔,位置优越,是一个良好的江海港口。”

2017年,上海的圣诞节已过;12月30日,下午三点已过。这是一年中最好的时候,也是最坏的时候。

一个傍晚,上海之巅观光区一角
上海中心大厦卫星地图
站在一个制高点看上海
“城与年”是作家宁肯的微博昵称。他曾写道:城市是时间的容器,乡村是时间本身。尽管“北上广容不下肉身,三四线放不下灵魂”,但家乡与城市似乎不再呈现二元对立的紧张关系,人与城的共生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当愈来愈多的外省青年涌入,以迥异的方式燃烧灵魂,我们有理由相信,有些东西注定不会因为这城市过于耀眼而黯淡无光。
(本故事据真人真事改编)


陈奇沿着博物馆的台阶向下走,上海的年末,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寒冷。没有暖气,一切都湿乎乎的。他时常怀疑,头顶上空的这个太阳,和家乡那个到底是不是同一个。

塔城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西北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中部,有5个县(市)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接壤。“一个小城市,我见过最小的城市吧。一个半钟可以步行走完整个市区。”上大学以前,陈奇曾和伙伴数次涉足边境线,太阳以西的俄罗斯元素,在国界民族的交互往来中渗入他的青春。

塔城的历史博物馆叫红楼,一百多年前,由一位来自俄国喀山的塔塔尔族商人建造,先后被用作贸易中心、医院和历史博物馆。旧苏联风格外观,铁锈色红砖,伫立在一片低矮谦卑的泥土屋中,红楼以沉默诠释它的绅士风度。那是陈奇幼时最爱去的地方,陶壶、浮雕、铜像、野生动物标本……红楼里的文物连同它的一草一木一起,带他穿越一座城市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塔城红楼博物馆
今年6月底,上海博物馆大英博物馆百物展免费开放,陈奇起了个大早,乘三站公交倒两趟地铁,再骑行一公里,抵达上博时上午九点刚过,展馆门口早已排起长龙。在他前面大约有五六百人,后面又有更多人加入队伍。临近正午,陈奇几乎是被人流裹进了展厅。随后,“参观人数已满,谢绝排队”的告示牌很快立起。身后一张张脸孔,夹杂着焦躁、急切与期待,在确认期待落空后,不得不败兴而归。
上海博物馆门前排队的人群


参展之前陈奇做足了功课,他知道展览的主题叫“浓缩的世界史”,有100套文物234个单件,其中有9件来自中国,从古埃及到2005年的深圳太阳能充电电灯……当历史以器物的形式展现,他忽然感到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正在与成长经验巧妙地发生互文——广袤的北疆大地,全木式俄式小楼,精雕细镂的水泥柱,神秘阴翳的室内风格……摆出的展品,同家乡的山河湖海一样,刺激着他关于历史、人类和世界的想象;不同的是,前者是单调而匮乏的,后者却是真实而具体的。

“我小时候有些特别的生活,叫‘勤工俭学’。从小学四年级开始,每年大概有一到两次,花一周到一个月的时间下地干活,帮附近的农户收庄稼。”掰玉米,摘啤酒花,挖甜菜根,踢大瓜,串烟叶子……陈奇的同学有回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达斡尔族、锡伯族的,还有在新疆出生,父母来自五湖四海,仍然操着一口乡音的小伙伴们,在那里,他们都是新疆人。

大学毕业后,他的发小和伙伴们或前往北上打拼,或返回祖籍地发展,更多的则去了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城市化改变着家乡的面貌,尤其是“到世界去”的中青年,他们纷纷迁徙,从山村往附近城镇流动,从县市往首府乌鲁木齐流动,再从乌鲁木齐往内地城市流动。他那些驻守家乡的同学,现在绝大多数供职于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其实也只能如此,因为没有其他的选择。”
新疆首府——乌鲁木齐


某个冬天的早晨,塔城的阳光干净、热烈,陈奇随父亲一道行走在那条最熟悉的马路上。上午十点,整座城市才慢慢活动起来。半个小时内,他们便碰到了十几个熟人。那天黄昏,陈奇独自驱车驶往记忆的边境线,短短二十分钟路程,他却好像做了一场梦。

他忽然想起,这么多年过去了,上海的地铁已经陆陆续续修建了近20条线路,而自己的家乡塔城,却只多了一座民用机场,兴许还有几个汽车站,且仍然没有一条铁路。



2016年对25岁的陈奇而言是非常特殊的一年。四年前,高分子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出身的他从广州某理工大学毕业,在深圳做了一段时间的药物研发,而后毅然“背弃”了理工男的职业理想,转向新媒体。从门外汉到小组负责人,2016年,他终于在这个行业里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更重要的是,一个同样来自异乡的女孩开始走进他的生活。

6:45起床,做早饭;19:30到家,做晚饭。每天来回3小时的通勤,是每个外省青年在上海的生活日常。事实上,陈奇租住的居民区附近有很多便利店,他也曾在新品上市的时候去买上一盒,尝一尝。全家的店员常常有着矫枉过正的热情,自动门每开启一下(有时没有客人,但只要身体靠近,自动门就叮咚作响),他们便出于本能地说上一句:“欢迎光临全家”。刚开始陈奇视之为城市文明的现实一种,后来是异化或规训,再后来他竟生出两种极端的情意来——下雨的时候,朝水汽氤氲的玻璃望上一眼,咽下一口过度加热的蔬菜,整个人的神经好像得以短暂麻痹,不致使孤独一同入喉。

那天晚上,陈奇打开电脑,收看一档名为《日食记》的美食节目更新。视频里的“怪蜀黍”姜老刀收养了一只流浪猫,在自己的工作室制作料理,同事也因此成为首轮食客。火锅的香气仿佛溢出屏幕,钻进他的每个毛孔。他这才发现,原来自己真的很饿,身体的角角落落都饿。

“有一天在地铁上,特想吃鸡,然后就买了半只,结果根本不知道怎么做,只好打电话给老爸,让他教我。那时候做东西总是失手,不过还好,做大盘鸡没失手过。”
大盘鸡


陈奇的女友来自宁夏,祖籍温州。二人相识之前,女孩对于食物几乎没什么挑剔和讲究,直到陈奇为她做饭,才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中餐西餐烘焙烧烤,二人先后从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少男少女,变成一对对于吃有着无限探索欲的亲密恋人。无论是凉皮、羊杂、揪片(一种面食,拿羊肉炝锅,搭配西红柿、土豆、胡萝卜,煮面片),还是花蛤青口三丝敲鱼,只要女友爱吃,他就为她做。“做久了,刀工突然变好,复刻出妈妈的味道,还是很感动的。女友也感动哭好几回,其中一次是做出了她妈妈的味道。”

今年情人节,陈奇做了一桌菜,土豆泥莴笋培根卷搭配略焦的小牛排,酸菜鱼和粤式煲汤。做新菜令人兴奋,做家乡菜,则会从人的心底升腾出一股踏实稳妥的暖意。陈奇说,自己还有很多不会做的新疆菜,于是做菜为他和父亲的沟通又开辟了全新的空间。
陈奇做的情人节午餐


你难以想象,当其他男女穿梭于各大商圈千篇一律的网红饭店时,这对情侣正在菜市场和水产市场到处转悠。这是独属于他们的“小情趣”。等到华灯初上,夜幕低垂,关于庸碌的一天正要结束,关于食物的一天才刚刚开始。

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女孩的体重,上涨近10斤。“不知是福是祸啊。”



“你焦虑吗?”

“当然。房租的焦虑伴随我很久了。”

“想过怎么解决吗?”

“钱的问题,只能靠赚钱解决了。”

“办理居住证”五个字,是横在外省青年面前绕不过去的一道难题。几年前,办理手续繁杂,首先要提供各种大大小小的证件,然后还要去街道办、居委会、税务局等机构开具证明,这当中不仅涉及积分和五险一金的缴纳,还需面对工作人员的质疑、拖沓和互相推诿。陈奇为此前前后后跑了许多趟。那段时间,想要“离开”的心情吞噬着这个年轻人对城市的最后一丝幻想。
 
上海市居住证


“一开始房租超过工资的一半,后来刚好一半,现在,终于接近工资的三分之一。”陈奇明白,没有人能真正逃离北上广。他去到女友的家乡,那是一座煤矿城市,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人在煤矿公司工作,靠煤矿生活。可随着环保意识抬头和新能源的产生,煤矿业正步步走向枯竭。产业濒临末路,整座城市也变得死气沉沉。

几年间,他眼看着身边的朋友带着一腔悲情离沪,企图在三四五线城市找寻自我存在的价值。他们中有些真的安顿下来,更多人则为小城市的沉闷窒息所压抑,感到恐慌,又带着更多的不适和挣扎回到北上广。他想起自己当年以一个游客的身份来到上海,误打误撞找了一份不好不坏的工作,边玩边干,也曾以为自己可以“想走就走”。然而上海的文明、友好、自由和不可抗拒的活力,早就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一个青年人的精神气质。留下来,意味着有更多向上的、跃进的可能。

“有了女朋友,两个人在一起以后,生活变得稳定,想想觉得这几年有个小窝也挺不错,虽然不是自己的。”

而在这之前,陪他度过漫漫长夜的,是忙碌复杂的工作,他必须榨干自己所有怀疑人生的精力,才能获得一点点归属感。但是那种归属之意并不来自城市的抚慰,而是自我对“活着”的认同。他比旁人更切肤地懂得,安全感只有自己能给,归属感,则是没有义务也没有权利拥有的。

陈奇的父亲是四川人。他告诉我们,在新疆,真正意义上的原住民很少很少,父辈从全国各地来,他们在那里出生。等父母老去,回故乡养老,他们通常也会跟着回去。大城市未来世界的版图上,似乎没有外地人的位置。我们看到,在“清理人口”的背后,他们好像一锅夹生饭。城市既不能提供充足的养料供给他们成长,却也委实抹煞不了一粒粒尘埃于夹缝中求生的渴望。
 
城中村一角


想到这里,他的眼前自然而然地,浮现出广州城中村的场景:白领、农民工和毒贩共居;死亡、病痛与理想并存。就像麦高登在《重庆大厦:世界中心的贫民窟》里描绘的那样,藏污纳垢,鱼龙混杂,到处都是后现代语境下的流光溢彩。

生存还是毁灭是哈姆雷特的问题,留下还是逃走是当代外省青年们的问题。可倘若真的要走,又该往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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