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虹：整个世界都着急，而我想暂停

人生有很多东西是大于欲望的。...

▵陶虹 图/李英武

宁浩问她为什么不出去多拍点戏，得到的答复是，“我还有生活呢，生活多重要”。

文 ✎ 崔一凡

编辑 ✎ 方奕晗

出门之前，陶虹偎在女儿小宝床边，看着她。女儿刚睡醒，眨巴着眼睛，拿出童话故事书《罗尔德·达尔》：“妈妈，你觉得我一天能看完这本书吗？”

没等陶虹说话，她接着说：“妈妈，你要不回身把窗帘打开？我要看书啦。”

“那你能先给妈妈5分钟，跟妈妈聊会儿天吗？”

小宝“啪”地把书放下来，“好呀！”

类似的生活片段，被陶虹称为“妈妈的福利”，和女儿在一起的全部时光都值得享受。一个生命和另一个生命的联接透过血脉，轻描淡写地构成生活的张力。

简单安排好接送时间，嘱咐女儿上学要穿的衣服之后，陶虹坐上车，前往北京国贸附近一家酒店。她要在这里化妆，接受4家媒体采访，而后前往附近的影院参加电影《奇迹男孩》首映礼。

她乐于讲述这部电影传递的温暖和力量，就像讲述最普通的日常。

她对细微的善良保持敏感，这是专注于生活的成果之一。转眼间，当年的小龙女已为人母，岁月并没有在她脸上留下太过明显的痕迹，天生的精灵可爱没变，只是不再出挑，与周围环境融成一色，显得愈加质朴可人。

重回大众视线，是因为《演员的诞生》。

陶虹作为飞行导师出场，负责点评选手表现。重头戏是与晋级演员合作表演影视剧片段。那期节目开拍前几天，她才确定加盟，宋丹丹心脏不好，无法承担大强度工作量。身为话剧演员，“救场如救火”是陶虹的本能。

对综艺节目一直以来的抗拒，并没有影响她全身心投入。

与陶虹合作的是演员彭昱畅，两人年龄差了二十多岁。她欣赏他演戏时的灵气。重新编排剧本，时间紧促，来不及解释，故事在陶虹头脑中一成形，便当即投入拍摄。

“现场所有人都不知道她在干吗。她要什么，摄影、灯光、道具就给什么。”经纪人井太告诉火星试验室。

陶虹一边化妆，一边画分镜，将10分钟左右的影片拆解成三幕。台词不多，几乎全是临场发挥，几个场景流转闪现，勾勒出末代皇后一生的悲欣。

陶虹主导影片拍摄，后期也亲力亲为，节目组在北京五环外找了一间录音棚，工作人员陪着她剪片子剪了一整夜，第二天顺利上传给电视台。

有懂行的观众发现，这个小短剧里，陶虹尽可能地帮对手彭昱畅扬长避短，呈现效果极佳。

节目播出后，反响巨大，她随即被贴上证明演技的“老戏骨”标签。而在节目现场，章子怡评价，陶虹家不应该只有一个导演。

朋友眼中，陶虹的功力足以掌控更大的场面。导演宁浩称她是敏锐的、有智慧的人，“有非常好的审美和判断能力，非常适合当导演。”宁浩告诉火星试验室。

与此同时，为陶虹感到“惋惜”的说法也逐渐流行起来。人们似乎无法接受，一个实力超群的女人整日为家务和孩子奔忙。

波澜顿生后迅速归于沉寂，是陶虹的风格，或者说，是她的选择。

面对扑面而来的赞誉，她习惯用另一种视角解读。“这不在于我这东西有多好，只能说市面上的好东西太少了。说到底就是个命题作文，短时间内完成，再好能好到哪儿去呢？”陶虹对火星试验室说。

算起来，陶虹远离聚光灯已有十年。偶有作品面世，叫好声不减。

十年时光并不如想象中云淡风轻，那些潜藏于生活之下，内心深处的暗流曾经搅动她的生命；那些无法解决的困惑，无力抗拒的悲伤也曾让她神伤。时过境迁后聊起往事，所幸往日的纠缠已化成时间的玫瑰。“生命”是陶虹时常提及的词汇，意象宏大，由她讲出却不显得突兀。

她和朋友合办了一家互联网“生命教育大学”，想将这些年的领悟传递给更多年轻人。同所有宽广的概念一样，她想传递的东西很难用一两句话解释。

大约十年前，陶虹父母相继离世，不久之后小宝出生。三四年内，她经历了一轮生老病死，最大的感受是“困惑”。她不明白该如何面对生死，日思夜想，不得其法，精神上的纠缠开始侵扰健康。

那段时间，她每天可以睡十多个小时，喝几杯咖啡，但感觉清醒的时刻很少，只要聊起父母，眼泪就止不住。她第一次体会到浑浑噩噩是什么感觉。

她被很多事情推着往前走。小宝一天天成长，初为人母的陶虹必然要面对如何处理与孩子关系的问题。她读很多书，报名参加各种新手妈妈培训班，但往往各讲一套，让人更加困惑。

她隐约意识到，自己与父母的关系、孩子与自己的关系，都像一枚硬币的两面，问题一以贯之，似乎从未真正解决过。

父母去世带来的打击之所以剧烈，很大程度上源于内疚，她自觉做得远远不够，没能让父母更加幸福。

但只要与陶虹熟识的朋友，都会为这个论断感到意外。多年的好友宁浩记得，每次大家一起出去旅游，陶虹总是带上父母，为父母操心一切她能顾及的东西。有时甚至会让宁浩觉得，她背负的责任太多、太重。

当年拍戏时东奔西跑，无论多忙，每周都会陪爸妈到超市采购；自搬出父母家，买了离他们最近的房子，步行10分钟能到。陶虹觉得这本是生而为人注定要做的事，竭尽所能给父母最好的，是儿女的本分。

她自觉倾尽最极限的努力，尽管这种努力在今天被她形容为“笨拙”和“刻板”，但生活的复杂程度总会超出人的想象。她依然感到与父母相处过程中的磕绊，也一度不理解他们在各种小事上的不满。“我已经做得这么好了，为什么还要这样？”陶虹回忆。

“就觉得跟父母有一些东西没有联接上。”她常常开玩笑说，打小的心愿就是做家庭妇女。自她记事起，便与父母聚少离多，一开始父母工作忙，她被托管在外，长大了参加游泳队，要到各地比赛，后来当了演员更加奔波。

那时，她觉得最棒的生活就是在家踏踏实实待着。现在回头看，年轻时把生活想的太简单，觉得不用训练，不用比赛，没有那些竞争和比较，“以为这就是生活，其实不是这样的”。真当上家庭妇女才知道，这是个“要求更加全面的高难度职业”。

宁浩问她为什么不出去多拍点戏，得到的答复是，“我还有生活呢，生活多重要”。“她特别明白事情的重点是什么，人生有很多东西是大于那些欲望的。”宁浩说。

“只有在认认真真生活，才对生活有所反思。那些本来拥有的东西、可能丢失的东西，不是你忙忙碌碌的时候可以得到的。”回想起小的时候拼命努力，现在拼命放松，“发现连放松都不会，你说让你脑子里什么都不想你做得到吗？”

最终，她决定停下来，把丢失的东西找回。而这时的她已经是名满全国的影视演员，是手握多项大奖的影后。即便拿下了不少奖杯，陶虹却坦陈“一直不是特别有演员的志向”。

她的演员生涯起步于《阳光灿烂的日子》，姜文到游泳队找会游泳的女孩，陶虹陪着队友面试，结果莫名其妙被选中，成了电影里的于北蓓。

后来从游泳队退役，她考上中央戏剧学院，懵懵懂懂，大二时猛然意识到以后很可能要当演员。凭着泳池里磨练出的一股认真劲儿，她把演员这个职业做得得心应手，事业一路走高，片约、奖项不断。

1998年拍《春光灿烂猪八戒》，与徐峥相识，几年后两人修成正果。在外人看来，陶虹的人生顺风顺水到不可思议的程度。

但在聚光灯下待久了，难免有种不真实感，似乎离生活越来越远，让人手足无措。最终让她走出明星角色的是演戏的逻辑。“要像人一样生活，你才能演人，你像明星那样生活，你演的就只能是明星了，还不一定演得像。”陶虹说。

井太对陶虹的称呼一直是“陶演员”，一半是玩笑，一半也是在提醒她，别轻易浪费演戏的天赋。

两个人会有意见相左的时候，井太鼓励她接受一些综艺的邀请，她总是说“算了吧”；为她出席活动准备的礼服，她时常会觉得太隆重、太繁复。“我的工作目标就是慢慢‘腐蚀’她，让她不要越来越佛系。”井太告诉火星试验室。

经常有人评价，陶虹出道时的起点太高。《阳光灿烂的日子》让她从一开始就看到这个行业的最高标准，这对演员来说是取之不尽的财富。

在陶虹眼中，作为导演的姜文特别懂得照顾演员情绪。她从此明白，所有的演员都需要保护，在镜头前最珍贵的不是漂亮的脸蛋儿，或娴熟的技巧，而是那种对于自我的信念感。

和陶虹拍《末代皇后》之前，彭昱畅专门去看了当年姜文、陈道明饰演的溥仪。看完就被吓到了，毕竟是初出茅庐，以前演的大多是蹦蹦跳跳的小孩，忽然要演皇帝，且珠玉在前，实在紧张。

他跑去找陶虹求助，一副愣头愣脑的可爱劲儿。陶虹宽慰他，他们是他们，你是你，表演没有对错这件事，你去复制别人，复制得再好也是赝品，独一无二才是最好的东西。

彭昱畅告诉火星试验室，片子呈现出的效果好，自己“沾了（陶虹）老师的光”。在片场的短暂时间里，陶虹给他讲溥仪是怎样的人，人物的背景和状态，每一个时期都经历了什么。因为彭昱畅还要参加《演员的诞生》后续拍摄，她特意把他的戏份提前拍，“我真的第一次被这样照顾，当时就觉得受宠若惊。”彭昱畅说。

与其说这是职业素养，不如说是生活状态的自然延伸。在宁浩眼中，陶虹从来不是“大姐”，而是“大姐姐”，会照顾人。拍戏的时候她会给所有工作人员买冰棍儿，拍《黄金大劫案》的时候资金不足，陶虹一分钱片酬没要，剧组缺车，她就自己花钱租。

即便如此，陶虹也会为当年的“无心之失”懊悔，直到现在，吴秀波还总说起刚出道那会儿，陶虹如何教他演戏。“油离配合你知道吧，刚学的时候手忙脚乱，等你开熟了，你就根本不会想这件事了，都不用过脑子。”陶虹对吴秀波说。

听者无心，陶虹却为当年的话愧悔。“你看我当年多张狂，肚子里多少墨水，就敢去教人。”陶虹说，过了一会儿，又补上一句，“嗨，人不轻狂枉少年嘛。”不管是成功还是无意之失，她都越来越明白如何接纳。“她是个特别透亮儿的人。”宁浩说。

年龄渐长，她也开始试着接纳和理解父母。即便是那些不太愉快的记忆，理清之后也显得可笑又可爱。小时候她常年在游泳队训练，每周末回家一趟，爸妈知道她爱吃牛蛙，从星期一就开始准备，爸爸凌晨4点去菜市场买。等她周末回家，一桌丰盛的饭菜摆在桌上。就像为了平衡付出的感情，或者维持作为家长的威严，爸妈丝毫不提为这桌菜花费的工夫，更不会讲他们对她的关心和想念，反而一副嫌弃的表情。

“他已经过了温情的那一段，剩下牢骚的那一段给你说。因是什么呢？为什么突然来个果呢？”温暖的部分没有感受到，反倒被唠叨一顿，她感觉莫名其妙，争执也往往因此而起。

记忆中母亲从未表扬过她，不管取得什么成绩，永远是兜头一盆冷水让她清醒。有一次她碰到母亲的同事，聊起来，说你妈当着我们面怎么怎么夸你。陶虹感到惊讶，同时也意识到一个荒诞的问题，为什么爸妈传递爱的方式非要如此拐弯抹角？正如每一个孩子都能感受到的那样，父母带给陶虹很多礼物，最重要的一个是，“我还没为他们做什么，他们就走了，这让我重新看待我的生命”。

陶虹这些年的变化是越来越平和。以前她性子急，听见包里电话响了，恨不得立马把包翻个底朝天。后来想，它响一声跟响两声有什么区别呢？“我们总是很着急，整个世界都着急。”陶虹说。

她常带女儿看电影，对各类动画片如数家珍，出来的时候从不戴墨镜，有时不化妆，被人认出来，女儿便在一旁挤眉弄眼，“妈妈给我签个名呗！”

宁浩问她为何不遮掩一下，她贫嘴：“不戴墨镜被人认出来，‘哎哟，陶虹’；要戴了墨镜被认出来，‘哎哟，陶虹，还挺装的’。”

当然，她依然会为生活的琐屑焦虑。女儿早上不起床，起床了不穿衣服，穿上衣服愣着不去刷牙，都有可能成为点燃怒火的捻子。但她从未因此向往回到之前的生活节奏中。

“这是干吗？逃避吗？家里不如意我就逃到外面去，外面不如意我就逃到家里来？”陶虹反问道，“这是没有意义的，这本就是生命的一部分，甚至不需要勇敢面对，你只需要接受，不仅仅是生活本身，更是接受你自己。”

渐渐地，她与女儿相处，亲近她，观察她，这个过程使她补足了幼时的记忆，同时诸多问题也迎刃而解。“所以一定要感谢孩子。”陶虹说。

她逐渐明白当年父母的“挑剔”背后是什么。正因为太过爱她，以她的幸福作为衡量自己幸福的标准，所以她为女儿“笨拙的努力”感动，但也明白这不是自己想要的。

现在想来，她抽出拍戏的时间跑回家陪妈妈买菜，并不能让母亲真正满意，她害怕女儿奔波劳累，宁愿自己默默想念。

孝字上“老”下“子”，合在一起，意为传承。这是陶虹在《孝经》中读到的，与女儿的相处让她真切地体会到传承的意涵。

有一次她出差后回到家，打开冰箱，看到碗里放着一块歪七扭八的、已经咬了一口的“食物”。那是小宝在手工课上做的蛋糕，舍不得吃，只咬了一口，说剩下的要留给妈妈。她猛然间回想起曾对女儿说过的话——每次做什么东西，都要给奶奶留一些，要先照顾长辈。小宝记住了，之后吃饭都要奶奶先吃才能动筷子。奶奶很受用，夸孙女懂事。

总之，那种无法言明的东西在几代人之间传递，维系它的是生活细节。她陶醉于缀满趣味的生活中，对众人的“惋惜”不置可否。她在一档节目中与李小萌谈子女教育，“每个人都想给孩子最好的，那你为什么不把自己给她呢？你觉得保姆比你好是吗？”

在亲子关系中，母女二人相互学习，通往彼此的方式是真实。以前陶虹难过不想让女儿看到，强颜欢笑，内心的痛苦更加无法消解。况且，“你以为小孩好骗吗，小孩不是用来骗的”。想明白了这个道理，又一次，小宝过来问，“妈妈你为什么哭了？”

“因为妈妈想外婆了。”

小宝摸摸她的脸：“妈妈流眼泪了。”孩子思绪翻飞，进而和妈妈讨论起“死”和“飞天”是否同义。

“那个时候我发现我很快就能跳出来，是真的，没有伪装的。从某个角度讲，孩子一直在教育我，你伤心了告诉她没什么关系，不告诉她是因为你不信任她，我告诉她是因为我相信我们是平等的。”陶虹对火星试验室说。

1月15日是陶虹生日，正在拍电影的徐峥回来陪她庆祝。面前摆着蛋糕和蜡烛，她双手合十许愿，徐峥和小宝亲吻她两侧脸颊。对陶虹来说，许多条路早已在眼前铺开，选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与家人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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