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鲜速递-典型研究】​​​吴海红​“过更好的生活”:新生代流动女性的职业经历和自我建构—以皖中陶镇为个案 2018年第1期

 

从日常生活的社会学视角出发,本文呈现了一群主要是90后新生代流动女性的职业经历和主体体验。...



摘要:从日常生活的社会学视角出发,本文呈现了一群主要是90后新生代流动女性的职业经历和主体体验。在漂浮-锚定的职业化成人历程中,新生代流动女性不断逃离、转换,经历学习和重组,其中家庭责任感作为重要的动力机制帮助她们进入一种职业下的发展和进行自我身份的转换。然而,新生代流动女性对“更好的生活”的期待以及独立平等的个人价值观的追求极易为个体主观性因素以及持续存在的制度性隔离所阻碍,二者的互相因应使她们很难冲破劳动力市场分隔,建立起明确的职业规划以及通过职业向社会和自我进行认同。这给新生代流动女性的城市融入和人格自立带来困难,体现为她们城市化过程中的风险性因素,长远看必将影响国家新型城镇化的质量。

关键词:新生代流动女性;职业经历;自我建构;主体;个案

一、问题和背景


2010年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一次将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定义为新生代农民工。随着时间推移,流动人口快速经历着世代轮替,1980年前出生人口已成为老生代,1980—1990年间出生人口日渐成为中生代,而1990年后出生人口成为真正的新生代,构成了流动群体中的生力军[1]。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报告显示,流动人口总数的60.1%年龄在30岁以下,47.9%为女性[2]。据此测算,目前流动女性的数量已达1亿以上,30岁以下也就是在1990年左右出生的流动女性约为4000万[3]。从时间上看,90后流动人口是流动人口中真正的二代,他们的城市融入不仅是衡量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关键指标,也是社会公平、和谐稳定、持久增长等社会问题的重要表征。

在中国特殊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下,只有女性群体的流动,才是最终彻底割断进城农民与土地联系的关键所在[4]。与第一代相比90后流动女性人力资本更高,对社会和自身发展的期待更高,流动目的多元而流动模式个体化。她们的城市融入却依然“一低、一浅、一窄、一强并一弱”,面临比1980年前以及1980—1990年间出生的流动人口更大困境[5]。只有解决流动农民工的职业化问题,才有城市融入的必要条件。职业化因此是我国新型城镇化的现实选择[6]。由职业化决定的主体位置不仅影响着社会分层、社会流动,更加决定着特定的主体经验和表达,决定着主体融入的必要条件和可能。90后新生代流动女性是否仍是新型城镇化最积极的推动者?在结构性制度、文化以及资本等因素制约下,新生代流动女性的工作体验与职业经历如何?她们如何通过与职业相关的劳动参与构建自我身份及认同?与城市女性及第一代流动女性相比较,这种职业化经历存在何样不同?应当如何理解和评价这种不同并且提出针对性策略和建议?

十八大提出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人的主体性体验是这场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进程最不应该忽视的所在。文学理论家葛雅特里·斯皮瓦克曾针对第三世界的“下属群体”下过一个著名的论断“:下属群体不能说话”。“如果说在殖民主义的语境中,下属群体没有历史,不能说话,那么女性下属群体就更是处在浓重的暗影中”[7]。在有关女性职业生涯发展的微观研究中,以高学历女性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超过人力资本存量低的女性(如农民工女性)[8],有关新生代流动女性的研究更少。这与90后流动女性在城镇化当中的位置不相匹配。本文聚焦于她们职业化过程中的主体体验,或为揭开暗影的一种努力。
二、文献回顾和研究方法


与90后流动人口面临的城市融合困境相一致,这个庞大群体的职业化进程很不理想[9],近年来在一些地区出现的“民工荒”以及青年农民工的“短工化”就业行为可以视为这一困境的表征[10]。这不仅是劳动力的市场分化以及供需结构、企业用工制度与管理、城市工资水平和劳动条件、户籍区隔造成的社会保障与城市权利缺失等结构性因素影响的结果,也有劳动力主体基于既有认知建构起的对城市世界与城市生活的憧憬与现实城市务工、生活遭遇之间产生偏差的原因[11]。与男性青年农民工比较,新生代流动女性是城市社会中的“双重弱势群体”[12]。新生代女性农民工不仅工作时间长、休息时间短、工资低[13],并且出现中等程度的职业倦怠[14]。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是其自身所拥有的人力资本、社会关系网络以及相关的各种社会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15]。尽管有研究证明新生代流动女性的工作满意度总体水平在中等偏上[16],表现为频繁的水平和向上流动,并且新媒体赋权可能为她们的职业发展带来新的实现途径[17],但“辍学(初中毕业)—打工—返乡—结婚”仍是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共有的人生轨迹[18],难以实现从“流动”到“留住”的转型。

有关新生代流动女性职业流动的研究多以问题为导向,导致不同观察视角下对研究对象事实判断的含混。比如,强调结构性因素的研究往往看到了“新生代打工妹”在国家、资本与社会的合力下如何被建构成为生产领域“廉价、卑微、次等”的生产主体[19],从打工者自我评价的工作压力以及心理适应水平又发现她们其实职业适应水平整体较高[20]。事实上,与职业流动相关的个体经历不仅体现为结构性、宏观性、集体性的一面,更是在日常层面发生的与社会化紧密相关的自我建构历程,具有过程性、动态性、日常性的一面。与上述研究不同,何明洁的研究发掘了工作对于青年女性农民工日常生活的意义以及职业认同在沟通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中的桥梁作用[21]。何的研究发现了为定量研究无法支撑的作为自我转换机制的劳动和其意义,却并未深入过程性、动态性的职业经历和生命历程中探究意义赋予的主体性内在经验和表达。

意义并不在经验本身里,相反,“被反思地理解的经验是有意义的”[22]。现象社会学和常人方法学都重视日常生活的研究,将日常实践活动看作社会生活的自我构建过程,由参与创造它们的人进行例行式解释和描述。不同于胡塞尔的作为常识超验还原的“生活世界”,舒茨用“常识”经验构建的“日常世界”来详述社会行为的意义,而工作世界在日常实在中具有优先地位,“日常生活中的工作世界就是我们对实在的经验的原型。其他所有的意义域都可看作是对它的修正。”“只有执行中尤其是工作中的自身才对生活抱有完全的关注,并且,尤其是工作中的自身全然关注生活,因此是广泛的觉醒。它生存于它的行动中,它的注意力全都集中于去执行它的计划并获得效果。......工作自身将自己经验为进行中行为的发起人,并因此而经验为不可分割的完整自我”[23]。

舒茨将工作世界理解为由最高水平的关注张力所标记的社会实在(工作状态),其特征在于其最高水平的关注张力。在广泛觉醒、正在行动及正在工作主体的生动在场中,行为经验才形成一个整体。这体现在具体的工作状态中,也体现在从一开始寻找工作,经历职业探索和建设,最终锚定个人生命意义的整个职业经历和生命历程。职业经历尽管弥散在日常世界并表现为一个纵向发展的过程,但在这个过程中每个决定都和以前的决定有着密切的关系[24]。必须经由行动主体的充分在场和广泛觉醒,个体才能够从异质、漂浮和弥散的职业经历和生命体验中明确自我的位置和方向。现代社会,尽管存在着多元的认同路径,经由职业身份确定的社会认同却是最主要的认同方式。职业认同由于沟通着社会和自我认同的基本路径而对两者影响重大。Gottfredson认为自我概念在职业抱负的发展过程中起重要作用。自我概念不仅要回答“我是谁”的问题,而且要回答“我希望我将来是谁”,不仅包括心理层面(如价值观、人格、对家庭的计划等),而且包括社会层面(如性别角色、社会地位等)。从童年开始,个体就依次通过将工作理解为成人角色、性别类型、社会声望,最终进入自我导向阶段。这个过程伴随个体不断的范围限定和妥协,以及不断的自我确定和自我创造,最终缩小生活选择并开始与他人不同的生活[25]。

与第一代流动女性的职业经历明显不同,90后新生代们从学校离开后直接面对工作。由于家庭以及个体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限制,新生代流动女性在毕业时常常是被动放在某一个职业岗位上,极少一开始就从自己最喜爱的职业干起,因此新生代的职业探索将更多体现出预期性妥协,即个体根据自己对现实的知觉,意识到最喜欢的选择不可能实现,于是调整自己的希望。不规范的城市用工环境往往加剧个体在认同过程中的迷茫和痛苦的感受,增加盲目流动甚至职业化停滞的风险。除非个体准备好接受这种痛苦,并且通过自己的学习和坚持努力克服,真正的职业建设才可能开始。这个过程一般体现为个体通过学习职业知识、技能,遵守职业规范和道德,确立社会经济地位,成就个人理想和价值的职业社会化过程,也表现为个人积极活动,通过切身体会与实践,把已有的社会经验和社会观念进行再生产和再创造的过程[26]。这一过程也体现了她们不断成长、不断充实的一种人生经历,一种完整自我的经验历程。

与男性流动人口相比较,新生代流动女性除了一样面对户籍、劳动力市场分化等制度性阻碍,还要处理市场化带来的职业的性别隔离、传统的性别文化对女性的角色分工等对女性不利的情境。由于婚后从夫居的传统,新生代流动女性从工作到进入婚姻的历程往往经历了一个职业生活的停顿、调整,然后以家庭决策的形式继续或中止的过程,直至个人身份在新的生命历程中重新落定和安排。这个过程由于跟个人对婚姻的选择完全结合在一起,因而给新生代流动女性的职业经历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

本研究调查的陶镇地处中部省份的一个县级小城,清代以“桐城派”名震文坛,至今文脉延绵。镇辖3个居委会,21个行政村,1998年年末人口3.9万。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实施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陶镇女性在家庭资源分配中的地位获得“意外”提升,加上1999年以后大幅提高的高考升学率,年轻女性在学历上有了很大提高。在笔者以滚雪球的方式访问的16位新生代流动女性中,3人初中毕(肄)业,12人专科,1人为本科学历。人力资本的提升对新生代的职业化以及城市融入无疑影响深远。除此之外,陶镇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形成了自觉的出外打工的传统,以男性为主,主要在家具建材装修业经商或打工。这对于主要出生于1990年之后的新生代女性的影响主要体现为留守的经历和家庭经济状况的极大改善。陶镇女性流动自2010年之后急剧增多,新生代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她们的母辈由于已经将孩子抚养长大也开始以家庭成员形式跟丈夫一道外出。本研究从2016年寒假开始对她们进行个人民族志观察,包括16人中9人的母亲,方法上包括面对面的深度访谈,到其中2人的工作场所进行参与式观察,通过电话、微信的聊天互动以及朋友圈的长期关注。新生代受访对象中仅一位出生于1987年,其余为1990年之后出生。她们中未婚11人,已婚5人,其中3人各有1名2~4岁的孩子。
三、漂浮:新生代流动女性的职业探索


案例1和2:纹纹,26岁,妹妹莹莹,21岁。纹纹初中毕业,已有近十年的流动经历,做过工厂工人、酒店服务、美甲、销售等四五个行业十几份工作,最近刚辞去金融销售工作。由于姐姐毕业家里无人照料,莹莹刚进初中也被父母接走开始打工。因为换过太多工作,莹莹不记得第一份工作是什么,只知道做过最长的是餐饮管理。

案例3:郑捷,26岁,毕业于一家三本院校的设计专业。毕业两年多,郑捷辞了4家公司,现在合肥的第5家公司从事网上域名销售。

案例4:鸿艳,23岁,职业学院毕业一年,电脑专业。先后在重庆父亲托人介绍的公司做仓储和网页编辑。回老家后,鸿艳不再出去。先后在老家的制刷厂和饭店打工。

案例5:芳芳,25岁,职校毕业。在读期间由学校安排到新加坡工作两年,提前十个月回国后一直在家里帮父亲经营在西宁的家具店。芳芳提前回国的原因是她觉得她在那边的工作没有上升的空间,加上新加坡对国外劳工的限制。

案例6:小丽,24岁,某职业学院会计专业毕业两年。第一份工作是保险电话销售,现在上海一家网贷公司协助催贷。

1.“随便”:新生代流动女性的职业选择

对于初入社会的新生代流动女性来说,从学校到工作的转换带来普遍和持久的感受是茫然。由于结构性要素和自身人力资本的限制,陶镇新生代流动女性的职业大部分限制在较为低端的服务业、办公室文员、销售等行业。实际的用工环境与她们当初对城市生活的期待形成较大的心理落差,一旦落差超过自我设定,辞职便会成为她们最经常的选择和抗议方式。“随便”就职和因“不喜欢”而辞职频繁发生在她们的职业历程。

(第一家)常州的那家公司,就是一个广告公司嘛,老板很年轻,经常拖欠工资。因为他们整个接触的都是中年男人嘛,然后抽烟啥的,环境不好。而且那时候有个同事跟他闹掰了,我那个时候正好心情不好,然后我也就辞职了......然后去我爸那边。刚开始找了一份婚纱摄影的工作。也是搞平面设计嘛,结果做了一个星期我就走了。(笑)因为那个时候刚毕业嘛,经常觉得这个不爽那个不爽啊,然后就走了。他那个公司就是那啥呢,不是我喜欢的公司。我转正那天晚上,开会开到十二点,就是很奇怪,我们不知道是五点半还是六点下班的,下班之后他们上层领导才开会,然后九点多我们员工才开会。然后很无语,就是说了一些这个不许、那个不许的东西。我就觉得很那个啥,然后我就走了。那个时候完全就是玩的那种,没有找一份工作的(意思)。(大笑)接着去了一家家装公司。我去待了大概半个月,然后又走了,他把我辞掉了。他们那装修公司主要是室内设计,平面设计很少。我去了正好是前一个人辞职刚走了嘛,事情都做完了,我又没有业务做,天天在那玩,老板就把我辞掉了。我还哭了,跟我爸说,明明是他们叫我来上班的,现在又不要我做。我爸就说,算了算了,你就不要做了,你就在这玩。对,然后就没找工作。玩了三个月吧。(ZJ170415-1)

按照Gottfredson的理论,职业选择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不断限定范围(circumscription)的过程,我们可能在完全了解职业之前已经限定了选择的范围。能力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或社会阶层对范围的限定有重要影响。陶镇的新生代流动女性一方面不断在选择她们想要的工作,包括所在城市、所属行业、工作环境、薪资待遇、个体发展空间等;另一方面,因户籍和城乡隔离形成的身份和工作市场的区隔,选择只能集中在一些低端行业,无法积累起向上流动的资本。与此同时,她们几乎没有自己的职业规划,不清楚自己适合做什么工作,更加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即便在职业学院经历几年的专业学习,也仍然缺乏专业能力和对于职业自身的理解。实际上,所谓专业本身是父母意志和市场意识形态的产物。不少新生代流动女性“连听都没听过”某个专业名称就已经做了“选择”。职业的经历因此变成了“随便”由自己或同学、家人找一份工作,然后不断试错的历程。

小丽读会计专业是因为她害怕当一名护士去打针,当初填报高考志愿时护士和会计是父亲给她的两个职业选项。等发现她根本学不了会计时已经无法补救,自然,她没能拿到会计资格证。毕业时她跟着校招的队伍来到上海,做了一名电话销售。相比较起职业,这次她选择了自己向往的城市。某种意义上,郑捷的妥协是经验性的,她如愿读了她自己选择的艺术专业,但在两年的碰撞后她不得不放弃她读了四年的平面设计,因为她发觉自己“做不了,也做不久”。可以理解的是,艺术需要的是一个人从小开始的熏陶和学习,而不仅是在一个三本院校几年的课程学习。

次生劳动力市场的用工环境与个人所具有的人力资本显然是影响新生代流动女性频繁换工的重要原因。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越低、接受培训次数越少,外出务工时间越短,其积累的人力资本越低,在职场中职业流动频率就越高,短工化问题也就越明显[27]。“短工化”造成国家劳动力资本流失,对于这些年轻女性而言,更大的影响在于“内卷化”所造成的职业生活的停滞以及相应的职业风险。由于缺乏明确的职业和个人发展定位,更缺少一种在工作中深掘的意志和努力,新生代流动女性漂浮于城市生活的表层,找不到主体的位置以及认同的路径。加上很难得到父母在就业选择上的理解和支持,她们的精神状况容易陷入负面。无论是鸿艳的个性签名“大雨在心底,痛个不停”,还是郑捷直到现在仍然周期性地不想工作,年轻一代农村女性经常在独立性的个人追求和实现它的能力意志间陷入困境。反思性只是自我拯救的第一步。

2.自立:新生代流动女性入职的关系命题

陶镇的新生代流动女性并不希望把自己的“彩色”人生建立在父母血汗之上,一般也都通过工作能够实现经济独立。有些女孩还资助家里建房、弟弟读书等,成为家里的帮手。但大部分只管自己的生活,她们的有限积蓄会被父母作为她们出嫁时的嫁妆。由于“女孩子终究要嫁人”,除了在上门求亲的队伍中帮女儿物色合适的对象,父母一般不会像对儿子那样为女儿考虑结婚、买房等大的事项。但如果家里并无兄弟,父母打算招女婿上门的话另当别论。父母对女儿最大的帮助是在她们困难时为她们提供“家”的经济支援和心理安慰。除此之外,他们也常通过关系托人给女儿介绍工作,由于资源有限,能够找到的工作也都一般,对女儿的帮助有限。出于两代人常见的隔阂,父母在女儿的工作上常无可奈何,只能任由女儿自己选择。

郑捷曾经由父亲送到深圳朋友的一家电脑公司工作。然而,她的专业能力和公司的岗位要求存在很大差距。她在那里转换了几个岗位,最终在试用期的最后一天被辞。郑捷现在越来越坚信“靠人不如靠己”。她放弃了自己的设计专业,自己找了份完全陌生的网上域名销售的工作。跟郑捷保有的某种反省性眼光不同,纹纹越来越坚信出来混一定要“开心”。尽管她有经济独立的想法,学会在辞职前先找好下一家公司,她仍间断着回到父母那里,有时候一待几个月,等厌倦家里的生活再出来。她赚的钱勉强养活自己,另外她已经定亲,男朋友要她去帮忙开店,显然暂时无须考虑自己独立生活的可能。至于未来,纹纹豁达地表示“到时候再说”。

相比较上一代人对于工资等务实的需求,新生代所寻求的“开心”显然包含了更综合的感受,凸显了一份自我体验。同样,“随便”也反映出新生代的职业选择有了一份自我探索的从容。得益于第一代流动人口给家庭打下的较为宽裕的经济基础,新生代流动女性得以在免除生存压力的背景下“自由”探索职业人生。然而,自由可能变成一种任意的漂浮。由于缺乏应对艰苦工作环境所需的意志力,她们面对劳动力市场分隔无法进行一种职业的深掘从而建立起职业认同,人格自立也受到影响。职业化风险体现为她们的个体意愿与职业能力,以及个体独立与家庭庇护之间的矛盾。如果不能够走出家庭的庇护,勇敢追求与自己爱好相一致的职业并且承担过程中的艰难和苦痛,她们的职业化很难成功,人格上也很难独立。

个体化与“新家庭主义”的纠缠是新生代流动女性职业经历中重要的关系命题。分化往往依据个体气质、学历和家庭背景展开。家庭所占据资源的多寡、关系网的强度和顶点影响着她们职业探索的过程。相对纹纹在工作和家庭间自由来去,鸿艳的问题在于她至今不愿走出家庭的庇护。她缺少纹纹多年城市生活打造的自信,与此同时,又无法如芳芳一样稳定地留在家里的工厂做销售。因此,年轻一代通过职业社会化实现的人格自立既是心理学也是社会学问题。跟城市初入职的年轻人一样,90后新生代流动女性面临着职业认同和自我认同叠加式困境,“我是谁”问题常常替换性变成“我到底要做什么工作”。无疑,经由积极的职业认同所实现的个体价值会减少个体在“喜欢”和“现实”之间的往返,帮助个体走出痛苦茫然的心理阶段。然而,相对于“我到底要做什么工作”,90后新生代流动女性更为现实的问题是“我能够有什么样的工作”,后者指向个体所拥有的机会结构。对鸿艳来说,她需要有一个能与她的专业相匹配的工作机会,而不仅是走出家庭的勇气。
四、锚定:工作意义和自我认同


案例7:王烨,23岁,专科学历,毕业一年多,目前在南京某传媒集团下属的教材出版公司任职,为教科书的补充音像材料做编辑工作,实习期工资1400元。这是她的第二份工作。这份工作对她最大的意义是使她接触教育领域并帮助确认了今后的职业方向:老师。喜欢读书,正在自学本科,喜欢自己克服困难的感觉,特别强调以后的男朋友不能有负能量。王烨是所有的访谈对象中唯一一个明确反对录音的人,也是第一个提到臧克家和柏拉图的人。最使人印象深刻的是在访谈的最后,王烨用重重的语气强调:“要过更好的生活”。

案例8:朱琳,26岁,专科学历,南京某公司文员,从事IE(工业工程)管理工作。这是她的第二份工作。刚结婚,打算跟丈夫到杭州发展。独立,有想法。

案例9:佳佳,26岁,专科学历。长期从事金融产品销售,曾经获得丰厚报酬,现无业。喜欢艺术,会在网上直播自己弹吉他的视频。刚结婚,现跟丈夫住在南京,准备报考证券师。

1.转变:“爸妈都老了”

过于频繁的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青年人对工作的责任意识和敬业精神[28],增加个体方面的融入困难。由于找不到一个“适合的”行业或岗位,90后新生代女性的职业化陷入停滞或内卷化的困境。随年龄增长而来的责任意识将使她们调整姿态,转而在一种工作中寻求工作意义和自我认同。然而,这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无法突破的结构性就业壁垒将增加这一调整的难度。

郑捷的第5份工作是她自己从网上找的,域名销售。她放弃了自己的专业和之前一直从事平面设计工作的短暂积累。虽然公司不大,也没有提供任何保险,但这是郑捷以前从未做过的工作,并且她已经积累了些经验,自信可以把销售做下去。现在的郑捷比两年前成熟了很多,回忆以前的工作经历,郑捷不止一次用了“任性”、“浮躁”以及“茫然”来形容自己。然而她仍然周期性地不想工作。

之前工作做得不好或者做得不开心,我可能就有放弃的念头,就重新找一份。但是做这份工作不会有这种想法,不是说我做得不开心啊,做得难受,我就不想做。(为什么?)因为你看我到这个年龄了,也不能任性了吧。我爸说我突然之间就长大了。我要是再不成长的话,就太不像话了......因为我是会想到,爸妈已经老了。之前看过一段文字嘛,说你挣钱的速度要快过你爸妈老的速度嘛。我之前任性了太多次,高考也没考好什么的,然后就觉得一直在荒废。我觉得要是再不努力一把,谁都对不起。(ZJ170415-2)

研究者指出,劳动者职业流动频率随年龄增加而下降。18~30岁青年会经历职业流动周期由短到长、职业流动速度由快到慢,职业由不稳定到相对稳定的变化[29]。对于90后年轻女性来说,这种变化的机制在于随年龄而来的责任心。孩子、父母是她们主要考虑的因素。要给孩子最好的东西,要让父母老有所养,自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可以看到,90后新生代流动女性的职业态度转折大部分是关系主义的,并且很少将自己放在关系的中心。这既与刚开始入职时的自我形成鲜明的对照,也与男性以事业作为自己的人生动力相分。无疑,个体化使她们从家庭分离出来转而寻求自我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家庭仍是年轻一代女性自我发展的强大动力。这决定了新生代流动女性的职业道路可能充满变数。围绕家庭出现的任何变奏,无论是小家庭,还是原生大家庭(主要是娘家)都可能带来她们职业化道路的曲折。

2.“忽悠”:“小白领”的工作日常

与郑捷不同,小丽的“长大”是因为父亲的突然辞世。在陪母亲度过的那段日子里,她惊讶但深切地感到母亲的无力。她明白现在除了照顾自己外,她身上还有一份照顾母亲和弟弟的责任。小丽的上一份工作是保险电话销售,这也是新生代流动女性最常从事的工作。原因是销售需要的人多(尤其是女性),且招聘门槛低。销售工作特点是收入与业绩紧密联系,因此存在巨大竞争性压力,挑战包括人际技巧在内的全部工作能力。不仅如此,在一种不完全成熟和规范的市场环境下,销售人员的推销技巧不仅包括向顾客讲解产品的优点跟好处,还需要遮盖产品的劣势跟风险层级。为了与自尊联系在一起的工作业绩,大多新生代流动女性接受了这种“忽悠”工作方式,即使知道某些做法违规。小丽在最初意识到忽悠客户时挣扎了一段时间,最终选择为保住工资而继续。她以保险确实帮助人避免一些人身风险而自我安慰,但令她无可奈何的是,公司一方面设置不合理的工作任务逼迫员工“忽悠”,另一方面为了推卸责任安抚受骗顾客又设置所谓顾客投诉通道处罚员工。

时间久了,就觉得自己这份工作会有很多繁杂的地方。由于刚开始忽悠客户埋单,后续会有客户发现问题,就会退保,影响的就是你的提奖,即工资,或者投诉,投诉你销售产品的时候并非全部告知实情......投诉成立的话,你又得回电话去解决你自己当时的问题,然后随之而来的影响更多,除了你的提奖会扣除一部分,还有别的不利你的惩罚措施......(LL170430-2)

父亲的去世帮助小丽下决心离开这种工作环境和个人极为负面的工作状态。她重新应聘到一家网贷公司做协助催款员,“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小丽觉得比推销保险的心理感受度强了不少。与小丽一样,佳佳也以逃离结束了她做过很长时间的金融产品销售工作。在金融销售刚兴起时,销售曾经给她带来很大的职业自信和利益回报。当意识到后来的公司可能存在欺骗行为时,她提前离职,将预警信息告诉她的客户,取得客户谅解。逃离增加了新生代流动女性职业发展和城市融入的困难,一边也提醒她们转型学习的压力。只有持续投入的学习才会将她们锚定在一份工作上产生正向的积累和建造。在这个过程中,工作意义会得到确认,自我认同会趋向正面,更加将自己认同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女性。

3.学习:迈向一种积极自我认同

从小到大,我就是蛮乖乖女的形象,但是我上班的第一份工作是做IE嘛,也就是文员。IE属于一种流程的优化,提高生产力,降低成本。任何一个行业都用得到,很多人不了解不把它当成一个行业,我真正去做那个行业,我就发现我有很多方法的话都是那个工种养成的。比如我生活当中走路的话,我脑子就想,我走到这个地方,我怎么做到最快?所以说这就是IE的影响。就像我那个朋友的话,她是做质量的,她做质量的话她就会非常的严谨。所以你跟着她做事情的话,你就觉得很严谨,不圆滑。跟她交朋友的话,会非常真心。但是这种人自己会吃亏。我另外一个朋友的话呢,他是做管理这块的,他就很圆滑。所以他是属于一个管理者。做质量更多属于一种跟随者,他们俩的话正好是夫妻。一个圆一点,一个硬一点。所以的话,跟他们在一起时间长了就发现很多东西跟他们去学,非常有感觉......在我们人一生当中的话,你性格的组成,生活的组成啊,其实跟身边的朋友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这就是我很少(在家里),我觉得在家里的话,接触不到。今天很简单,就像之前有本书谈到的,在家里,你闹嗑的话都是东家长西家短。如果你是在外面,你是跟一群商人在一起,那你今天在一起聊的很简单,聊的是未来,是发展,聊的是商机。一个是向前看,一个是向后看,所以对于现在的我来说的话,我更希望是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ZL170120-1)

经过多年工作和城市生活的打磨,大部分新生代流动女性变得独立、自信,更有责任感以及对生活有更加坚定乐观的追求,有的甚至充满反思性。这有赖于在流动经历中主体的不断学习和更新再造。新生代流动女性的学习通常体现为以下三种路径:一是流动经历本身就是教材。现代社会,高流动性凸显了环境和背景的不断转换带来的主体新鲜异质性体验,促成原有知识体系和自我结构不断扩容和再造,增加对职业以及社会的理解。二是跟同事和他人的学习,尤其是对重要他人的学习,涵括知识技能、为人处世以及重要的对世界和人的理解。新生代在流动中结下的友伴关系往往持久,成为主体日后可用的社会资源。这同时也包括那些“毁三观”的负面经历给予的反向认识和锻造。三是工作本身的学习。工作所要求的职业技能、知识结构,以及包含于其中的职业规范和工作伦理是新生代实现社会化的重要途径和必经过程。新生代流动女性的学习更强调自我的学习以及向社会及他人的学习。人际交流依然是重要的学习和成长方式,凸显出制度性学习和教育渠道的缺失。目前,职业学院无论在提供工作所要求的专业技能,还是职业本身的意识、规范、价值方面皆存在不足。职业教育并非是促进农二代社会流动的有效渠道而是扮演了阶级再生产的角色[30]。就职单位的培训限于工作技巧和组织纪律。除此之外,政府和社会组织的职业培训基本不曾进入流动女性的关注视野。本研究所关注的16名研究对象中,目前只有2人在进行学历提升和行业资格培训,且都为自学。缺少制度性职业学习和培训路径对新生代职业建设产生的影响在于,大多数新生代流动女性缺乏明确的职业规划以及通过职业进行自我认同的路径,工作的意义仅限于养活自己和家人,实现经济独立。即使认识到向上流动的艰难,仍缺乏自我学习的动力,而将变革的希望寄托在婚姻上。
五、结婚:职业关系的中断和重组


案例10:婷婷,22岁,初中毕业。18岁认识现在的丈夫后很快结婚并生下儿子,一家三口现居东莞。婷婷曾在广东一家生产胶水的工厂工作,后到小区做收费工作,现在全职照顾儿子。

案例11:小玮,小丽的表姐,28岁,职校毕业。曾在苏州给私人商店做销售,后到一家大型电子厂工作,结婚后在老家从事房地产销售。儿子4岁。

案例12:柳晶,26岁,大专学历。老家在湖北。刚毕业时在富士康工作,认识现在的丈夫,结婚后跟丈夫一起到上海一家老家人开的公司,女儿出生后做了一年全职主妇。2016年末笔者第一次见到柳晶,仅聊了一句她那时的生活柳晶就不断流泪,使丈夫和婆婆无比惊诧。现在跟丈夫婆婆女儿一起暂住上海。

案例13:小丰,26岁,大专学历。毕业后很快结婚,跟丈夫定居烟台。目前跟丈夫的家人学开服装店。

1.被中断的工作

新生代流动女性经过几年的城市工作和打拼,无论是父母意志还是个人感受都进入了预备婚姻的阶段。人口流动带来的婚姻市场的开放以及全国性资源的流动,促成青年男女从更大范围选择她们的婚姻对象。计划生育带来的农村男女比例失调增加了新生代流动女性通过婚姻实现向上流动的可能。然而传统的性别秩序仍以从夫居等形式固定着女性在家庭中的性别角色,并延伸至职业发展。一旦谈婚论嫁,新生代流动女性往往离开自己熟悉的工作环境来到男方所在的城市。原本脆弱的职业经验走向自然的中断。孩子的出现会将这种中断推向一个更不可知的未来。一些新生代流动女性选择推迟婚姻或生育可以视为是对这种风险的规避。

婷婷自孩子出生后不再工作,丈夫养家,婷婷负责照顾儿子。婷婷的丈夫是广东人,她的婚姻在很大意义上是未婚先孕的结果,因此遭到家人的极力反对。几个回合斗争后父母几乎断了跟女儿的联系。婷婷现在的主要遗憾是丈夫挣钱不多,她打算晚上出去摆地摊贴补家用,但她需要有人在这段时间帮她照顾儿子。东莞的幼儿园学费很贵,婷婷又反对把孩子交给婆婆。尽管为孩子而努力的责任感是婷婷成长的重要动力,但婷婷自小不喜欢学习,因此想自主创业的“宏图大志”注定不那么顺利。

对于长期在外流动的新生代已婚女性来说,婚姻提供了她们重新质证自己职业角色的机会。有关家庭权力的微观经济学会以一种微妙的方式将她们在家庭中的位置与职场表现相联系。多年城市生活以及所受的教育使她们越来越看重婚姻中的性别平等,信奉“不仰赖男人的生存”。尽管她们自觉遵循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在面临实际的家庭决策时放弃自己的职业发展以照顾家庭的整体利益,但绝大部分新生代流动女性在孩子出生后重新回到工作中。小玮在孩子四个月时便因为“不想看婆婆脸色”出来工作,为了照顾儿子,她找了离家近的工厂。2015年,她应聘了一家大型房地产公司在当地的一个开发项目,成为一名成功的销售经理。她因此可以更好地去履行对孩子、父母的责任。小玮很少想到自己,同时担起母亲和女儿的职责就是她实现自我的方式。当然,她也觉得“自己拿钱自己花比较爽”。

从经济独立获得的自信对女性的家庭地位以及自身成长无疑有着重要影响,然而这同职业提供的较为稳定的自我认同路径存在距离,很难达致工作世界中全面觉醒和主体的充分在场。陶镇新生代流动女性刚刚萌发的职业意识很容易为不稳定的工作机会所打断。随着项目结束,小玮不得不跟丈夫一起到云南,在丈夫的店里卖手机。小玮将再一次面对婆婆、丈夫组成的家庭日常权力格局,她必须重新寻找工作机会以拒绝向一种半依附的生活认同。

从表姐小玮身上,小丽深刻体会到女性的经济能力和家庭地位间的某种关联,这加深了她在婚姻面前的犹疑。小丽现在觉得找男朋友是一件很麻烦的事。首先她可能得放弃已经熟悉的生活跟着男人到另一个陌生的地方从头开始。但同时她又清楚自己现在的工作没什么发展空间,下一步的职业方向也无从把握,因此未来似乎仍只有放在一份可靠的婚姻上。小丽列出的择偶标准包括孝心、善心、上进心以及家庭和出身等,混合着对爱情的浪漫想象以及对现实的利益考量,这令她在一个个上门相亲的对象中举棋不定。除了重视物质基础对婚姻的保障外,她非常清楚的是自己在今后婚姻中必须独立自主。

2.职业关系的家庭重组

进入婚姻阶段的新生代流动女性最大的难题是孩子。制度性隔离背景下,围绕着孩子出生带来的女性的职业停滞基本无解。要么继续像上一代人一样忍受和孩子的分离,要么放弃自己的职业生活。性别工资的存在和家庭的养育责任使女性主动或被动选择了后者。跟婷婷一样,柳晶不想让老人来教育孩子,但是她也不想像婷婷一样做全职主妇。柳晶认为“没有能力的女人才会想着去依靠男人”,但她想出来工作就必须处理好孩子问题。唯一的方法是让一直在外打工的婆婆过来帮他们带孩子。这意味着整个家庭劳动和亲情关系的一次重组。婆婆在工厂每个月能挣四五千,柳晶所在的公司每个月只能给她三千。婆婆过来后如果另外租房又会增加一笔开支,可柳晶的丈夫现在还在攒钱还车贷。所幸丈夫的姑姑也都在附近打工,婆婆过来后挤在大姑的出租屋里帮他们带孩子。问题是,出租房本身是群租,条件太差,根本不利于孩子成长。

年轻一代流动女性的养育难题无疑首先是她们的性别平等和独立意识增长的结果,问题在于无法突破涉及性别秩序的一系列社会和文化的制度安排。新生代流动女性不得不承担家庭对职业发展的牵制以及二者的无法平衡带给女性的不利后果。婷婷的婚姻之所以受到家人强烈反对,除了对婷婷执意远嫁的不满,更是对婷婷放弃原先工作和独立生存的遗憾。婷婷的母亲自嫁过来后一直受婆婆的压制,因此比婷婷更深地体味到女性独立的价值。母亲担心的是婷婷对“和和睦睦”的家庭生活的期待会因此遭遇挫败。

大部分新生代流动女性结婚后会继续工作,并且以新的家庭为单位进行资源和关系的重组。这个过程可能增加新生代流动女性定居城市的机会,扩充她们的职业空间。婚姻可能刺激新生代流动女性对职业意义的寻求,经济独立和更好地对家人履责成为她们工作的最大动力。但她们面临无法解决的职业与亲情关系难题。现有制度背景下,年轻一代流动女性的职业发展往往关联着几个家庭的资源、决策和行动。柳晶的工作机会几乎是全部家庭动员的结果,不仅公婆,还延伸至两个姑姑的生活。如果女儿由婆婆带回老家抚养,柳晶必须学会忍受跟女儿的分离,而婆婆必须学习调整这些年独自在外面生活的习惯,重新面对她不想面对的丈夫。柳晶知道婆婆这些年在外面打工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逃避丈夫,让婆婆来上海带孩子除了让女儿在自己身边成长外就有为婆婆考虑的成分。如果女儿仍由自己照顾,婆婆继续出门打工,柳晶觉得自己又将陷入刚生下女儿时黑洞般无望的生活。
六、结论:“要过更好的生活”:新生代流动女性的自我建构


职业是跨越一个人一生的相关工作经历模式。个体从童年时建立的职业抱负以及其后不断的妥协和放弃不仅反映了个体所出身的阶层以及掌握的社会和文化资源,也成为主体面对限制再生产自己的社会位置和联结的过程。本文探讨了陶镇一群主要是90后的新生代流动女性在职业探索和职业建设中的主体经验和自我建构的历程。逃离—转换—学习—重组是其中较为一致的模式,随年龄而来的家庭责任感是重要的连接和转换机制。这决定了她们能否离开职业探索期的漂浮并锚定一种职业下的发展,进而帮助个体走出初入社会的迷茫,步入成人轨道。

个体化与家庭主义的深度关联是这一代流动女性职业过程的重要命题。不同学历和家庭背景的新生代流动女性可能显现出一定分化。但是否走出对家庭的倚赖则是新生代流动女性能否自立的标志。对于那些尚未自立的新生代流动女性而言,婚姻可能变成从一个家庭倚赖过渡到另一个家庭的机制,但孩子等家庭责任的到来以及家庭中微观权力格局重新教会她们职业的意义和人格独立的价值。新生代流动女性的职业认同因此总伴随着对家庭的责任感和独立平等的婚姻和家庭关系的寻求。由此产生的局限在于她们缺乏明确的职业规划,职业过程极易为结婚等生命事件所打断,职业的向上流动充满不确定性。相比较起对城市生活的文化适应,职业认同的难以建立既有制度和结构的影响,也有她们自身主观性要素。出于无力把控的职业化现状,一些低学历的新生代流动女性常将开店和做生意视作她们的梦想。与此同时“,到时候再说”成为她们的口头禅,用以抵挡对未来生活的追问。无论如何,这些情境性策略多少显示她们职业历程中尚未解决的个体和社会难题,但“更好的生活”已经设定为这一代流动女性主体行动的方向和自我目标。

从根本上说,“更好的生活”正是一种有尊严的生活,代表了本届政府进行社会建设的明确方向和目标。本文据此提出如下建议:一是加大制度内职业学习和培训的力度,引导和规范职业教育朝着综合培育职业能力和职业意识的方向发展;二是进一步引导社会组织在流动儿童教育、流动女性职业培训方面的作用,为她们自主创业提供更多帮助;三是逐步放开大城市人口政策,停止驱离低技能劳动人口,以大城市的资源聚集效应改善新生代流动女性的就业机会。目前的政策下,第二代流动女性更难走出户籍制度对她们的隔离和限制。与此同时,城市的高房价造成她们融入过程的巨大阻碍,甚至带来逆城市化的自我隔离。从长远看这必将影响国家新型城市化的质量。

吴海红: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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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发于《中国青年研究》,经本公众号重新排版,引用请上中国知网下载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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