袄服：大庇天下无寒人

说起袄，很多人会想起肥厚臃肿、大红大绿的大花棉袄。殊不知，袄在古代不仅是过冬必备品，也曾出现款式多变的潮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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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袄，很多人会想起肥厚臃肿、大红大绿的大花棉袄。殊不知，袄在古代不仅是过冬必备品，也曾出现款式多变的潮款、价格惊人的奢侈品。保暖与美观，在古人的巧思里达到了完美的统一。

康熙六十一年（1722）农历十一月，天气已十分寒冷，康熙帝兴致勃勃地赴南苑围猎。清代皇帝的冬服，保暖效果是极好的。帽冠用黑狐皮和紫貂制作，外套，则是毛茸茸的“端罩”——一种清代皇帝、诸王、近臣过冬专用的翻毛外褂，分为八个等级，每个等级的质地、皮色、颜色各不相同。等级最高的御用端罩，以明黄色缎为衬里，质地为最暖和的紫貂或玄狐——光是看着都觉得热。可即便如此，康熙帝还是不幸“偶冒风寒”，不得不回驻畅春园静养，几天后就驾崩了。以皇帝的优越条件尚且如此，可想而知，严寒对于普通人而言是怎样的一种致命的威胁。那么，古人是怎么过冬的呢？在袄尚未出现的时代，古人何以抵御刺股的寒风？《礼记·玉藻篇》记载了先秦时期多样的御寒衣物：“纩（絮以丝绵）为襺(jiǎn)，缊(絮以乱麻)为袍，襌(无衬里)为　，帛(以帛为表里)为褶。”其中，最为今人熟悉的服式，应该是“袍”了。

袍，可以说是袄的前身。“袍”最初是一种御寒内衫，而并非现在人们熟悉的裹在最外层的长罩衣。袍之所以由内衣变成外衣，是出于穷苦人的辛酸和不得已。礼记中记载的四种御寒衣物，其实只通行于权贵阶级。而劳苦人民对冬天的记忆，往往是零碎不整、缺襟少布的，拥有一件可以御寒的内衫就已属难得。《庄子》讲了一件轶事：孔子的得意弟子曾子客居卫国时，穷得十年买不起一件衣服，但时不时地仍要厚着脸皮外出会客。大冬天里，总不能袒胸露背，无奈之下，曾夫子把内衣之“袍”当做外衣穿，相当于我们现在穿一身秋衣秋裤外出。书中称曾子“缊袍无表”，而且惟一的袍也已破烂不堪，遂有成语“捉襟见肘”。后来，人们将袍加长、加厚，并絮上麻，遂成了简便的防寒外套。

“袄”的另一位近亲，是一种叫“襦”的短上衣。有表有里、夹层填着绵絮的襦，称为“複襦”，已接近于如今的棉袄。《释名》曰：“襦，　也，言温　也。”它的功能就是保暖。有意思的是，襦也有贫富之分。高档的襦，由细腻的丝布制成，穿起来温暖柔软。但这只有上层权贵才能享受，穷人则只能穿质料粗劣的襦衣——书称为“褐”。据《史记》记载，孔子的另两位弟子季次、子思，一生安贫乐道，以至于“空室蓬户，褐衣疏食”，衣服土得掉渣，因此遭到了世人的嘲笑。

袄的名称最早出现于宫廷，其出身可谓高贵。立冬那天，汉文帝隆重地赐予宫中侍从和百官大臣“披袄子”，且基本上是用“五色绣罗”或锦布做的，显然是一种高档服装。这也是袄第一次获得它的名字。从此以后，袄深受皇室的钟爱。《中华古今注》记载，对服饰颇有研究的隋炀帝，不仅让宫人穿上了袄子，自己也在宫中备有“云鹤金银泥披袄子”。

到了唐代，拥有一身温暖又轻匀的袄衣，依然是少数人才有的奢侈享受。白居易有一首诗曰《新制布裘》，这样写道：“桂布白如雪，吴绵软于云。布重绵且厚，为裘有余温。”诗人新做了一件袄，高兴得如同今天得了一身新羽绒服的孩子。“朝拥坐至暮，夜覆眠达晨”，早晨披着坐，夜晚盖着睡，通宵达旦，爱不释手。当然，白居易写这首诗不是为了炫耀，在诗的结尾，白居易表达了他兼济天下的理想：“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

“天下无寒人”，诗人的这个宏愿，唐朝都没有实现，却在宋明时期出现了真正的改观。这种改变，来自制袄材料的革命。冬衣的保暖效果，关键在于填充材料的优劣。孔子有一位以孝闻名的高徒，名叫闵子骞，他因一件假冒伪劣的冬袄，被载入了“二十四孝”。

闵子骞生母早死，父亲娶了后妻，又生了两个儿子。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闵子骞随父亲赶牛车外出，狠心的后母偷工减料，用芦花填充他的袄衣。闵子骞冻得瑟瑟发抖，连缰绳都握不住，而车上的二弟则喜眉笑眼。其父见状，气得用鞭子抽打子骞，刹时间，子骞的袄烂而芦花乱飞。父亲这才发现，幼子绵衣都絮着货真价实的丝绵，而闵子骞穿的却是芦花袄。于是立即赶车返家，怒而休妻。子骞跪求父亲饶恕后母：“母在一子单，母去三子寒。”一句话，令后母感动认错。



粗糙的芦花，抗寒效果自然比丝绵差远了。而温软的蚕丝，正是古代衣被填充材料中的大宗产品。丝绵虽然暖和，但终究成本较高，产量受限。在中国人与寒冬的长期战斗中，真正发生革命性作用的，是棉花。从夏代算起，在约4000年的历史中，中国人的衣料，前3000年以丝麻为主，近 1000年才开始转变成以棉花为主。因此，在棉花普及种植前，中国人只有“绵袍”、“绵袄”，而没有“棉袍”、“棉袄”。洁白柔软的棉花，将中国带入了一个温暖的新时代。

棉制品的真正普及，归功于一位大名鼎鼎的逃婚女子。她就是松江府乌泥泾镇(今属上海市)人黄道婆。她原是南宋年间出身贫困人家的童养媳，为了逃婚，躲进了海船，然后就稀里糊涂地被带到了海南岛。此后的三十年，这位有心的女子潜心向黎民学习棉纺织技术，然后将先进技术带回了上海老家。黄道婆最大的贡献，是解决了棉纺织技术的三大难题：发明出省力的轧棉机，结束了徒手剥棉去籽的历史；把弹棉花的小弓，改进为四尺多长的大弓，手指拨弦变为棒椎击弦，棉花弹得又快又松；发明了三锭脚踏式纺车，同时能纺三根纱。黄道婆的纺车，比开启西方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珍妮纺纱机早了四百多年，处于当时世界科技发展的最前沿。

攻克技术难关以后，棉花的普及只剩下一个障碍：种植量不够。接过黄道婆的接力棒的，是明太祖朱元璋。这位乞丐出身的铁腕帝王，对他饥寒交迫的前半生念念不忘，一心想让自己的王朝在衣物保暖上有所改进。本着一贯的强硬风格，他用了一个最简单粗暴的办法解决种植量的问题：全国强制。明初国策，全国的自耕农，十亩地以下的，必须种半亩棉花，十亩地以上的，则要加倍种。而且，种了还不白种，种多了有奖，收成好还能免税。不种者，则充军流放或坐牢。

这堪称朱元璋最光辉的政绩之一。在新政的推动下，南道棉、西道棉不断向北、向东蔓延，终于在黄河流域汇合，接着向华北推进，直至遍布全国。在黄道婆的家乡上海，更是遍布棉田。据徐光启《农政全书》中的记录，明末上海县共垦田约二百万亩，其中植棉者在一百万亩以上，棉纺业完全压倒了蚕桑，成为上海的支柱产业。

由此，棉制品走入了寻常百姓家，成为万千贫寒家庭的莫大福音。从明朝中期起，棉布还成了中国的对外品牌，直逼丝绸的地位。明末，仅向今菲律宾地区出口的棉布，每年就有一万匹以上。彼时海上航线，也即今日所称的海上丝绸之路，东南亚人还有一个新称呼——“棉布之路”。今天的人们说起棉袄，似乎是一件为了御寒不得不穿的厚外套，与时尚完全搭不上边儿。但是在古代裁缝的手里，棉袄被设计出了种种别出心裁、标新立异的款式。

在唐代，棉花尚作为贡品传入中国。因其稀有，仅供皇宫贵族使用。穿一件棉袄上街的拉风程度，不亚于今天的貂皮大衣。唐人的《卫公故物记》中提到过一件“紫色花绫袄子”，这件袄服上织着树林，有骆驼、野猪等动物在其间奔驰，同时，也有猎人在骑马射猎。

爱美是女人的天性，袄服样式的变换也更多体现在女装上。唐代女装的华丽嬗变，是从初唐到盛唐自窄小变宽松肥大的过程。这种变化体现在袄服上，袄由窄袖变化为宽袖，而衣身越来越短小，漏出身体的部分更多，盛唐时期甚至短到胸部。

回顾服饰的历史可以发现，一些广受欢迎的时装样式，其实是源于社会底层的创造。比如风靡世界的牛仔服，原是19世纪在美国西部淘金的工人，用厚实的帆布裁剪而成的简捷耐用的服装。在中国宋代的时装界，也出现过一个与此类似的故事。

宋朝有一种独创的袄服样式，沈从文先生称其为“旋袄”，特指长不过腰的短袄。旋袄的一大特色在袖子，两只短袖仅掩肘。而旋袄的领子多为直领，两侧缝开长衩，衣襟通常敞开——这一切的设计，都是为了方便运动。据说，这种旋袄起源于御马苑的圉人，即专职养马放牧的小官。圉人经常需要剧烈跑动，为了行动方便，故将服装改成短襟短袖。意想不到的是，这种“运动服”竟大受欢迎，不论男女皆争相穿着，作为便服也很合宜。

棉袄的最忠诚粉丝，大概是朱元璋了。据说，朱元璋有一句名言：“人有三件宝，丑妻、薄地、破棉袄。”妻子虽丑，却能勤俭持家；田地虽薄，却能养家糊口；棉袄虽破，却能给人温暖。这大概是他从一生的艰苦和坎坷中总结的心得。自从朱元璋大力推广棉花种植，棉袄得以广被天下，上至皇后妃子，下到平民婢使，皆常穿着。这也带动了袄服的款式，较之前更流行也更多样。

（文/阚成章　据《中华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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