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王别姬》编剧芦苇：那时我们爱电影，根本不考虑退路。

做电影，你需要很多的热爱。...



芦苇曾是西影厂的美工，误打误撞当上了编剧。凭借对电影“发狠的热爱”，他自学成才，创作出《霸王别姬》、《活着》等中国影史上的经典之作，被誉为国内“电影第一编剧”。

他说：

“那时我们爱电影，根本不考虑退路。”

他还说：

“编剧总是第一个哭的人。”

这位电影编剧大师，是如何用热爱和专注，将兴趣变作一生的事业的呢？

您之前从没有接触编剧，

怎么一下子就能出手那么高呢？能讲讲您是怎么自学走上编剧道路的吗？芦苇：这跟爱好有关系。我是一个好奇心特别重的人，什么都想学，年轻时候是音乐发烧友、文学发烧友、电影发烧友，还是一个摄影发烧友。我研究起电影来非常认真，比较系统。

我初中二年级下乡了，电影主要是自学。电影完全可以自学。电影作品本身可以告诉你真正的内幕。不一定要进科班。当然，能进科班是命运眷顾你，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黑泽明，没有进过学院科班；大卫·利恩，也没有进过电影学院。他们都是在实践中学，边干边学。

现在这个时代的孩子们，做电影没我们那时的狂热，没有我们那股“狠”劲儿了。贾樟柯看了《黄土地》之后，他就决定这辈子只做电影了。当初我们在1979 年碰上了美国电影周，看《巴顿将军》《黑菊》《白雪公主》《猜猜谁来吃晚餐》这些电影时，那真是狂热。看了多少遍也还是去看，第一遍是看剧情，第二遍第三遍就是看表演、拍摄手法、导演风格、影像风格等，把这些都吃透了，基本功就有了。

《阿拉伯的劳伦斯》的旋律我现在还能哼唱，太熟悉了。它的音乐很棒，获得过奥斯卡最佳音乐奖。

陈丹青说一定要看经典的书，我很有同感：一定要研究经典的电影。

要从剧作的角度看它是怎么叙事的。我之所以还可以吃编剧这碗饭，真是黑泽明、大卫·利恩、费朗西斯·科波拉给了我营养。他们撑起了20 世纪世界电影的脊梁。

《电影世界》杂志每期会登一两个经典剧本。那时每期必买，我没上过科班，之所以能做编剧，都是因为这本杂志滋养了我。

最早的两部警匪片拍成功后，陈凯歌就来找你，写《霸王别姬》？芦苇：对。那时我还不认识他。他找我，说写一部有关京剧的，这就有了《霸王别姬》。应该说，我很幸运，在凯歌和艺谋最好的年华碰到了他们。

那时确实是激情燃烧的岁月，也是他们创作状态最好的时光，对电影最赤诚，追求最纯粹的时候。那时合作非常愉快，也很痛快，彼此心态很健康、向上。好电影是我们唯一的目标，创作氛围非常包容，开放。

我想举一个例子。《霸王别姬》要定男主角，那时凯歌心属尊龙，我带头主张用张国荣。怎么办？我们五个主创—摄影、编剧、执行导演、录音，还有导演凯歌，投票决定男主角用谁。结果四比一，用了张国荣。陈凯歌说，既然你们都这样选，必有道理。男主角用谁，导演说了不算，这事在今天就没法想象。由此可见当时作风之民主，心态之开放和包容。我们都是出于对电影的热爱，没有什么杂念。

后来张艺谋、陈凯歌，他们都走了下坡路？芦苇：那时是凯歌和艺谋状态最好的时候。从男主角定谁都要群策群力，你就可以想象当时的创作氛围何等热烈，气场何等强大。

后来他们的电影格局小了。陈凯歌从《霸王别姬》之后的电影我部部都看，关注着他的状态。他的状态如何，他的电影已经回答了。作品说明一切。

我只关心一个问题：如何使你的电影更有生命力，有人文价值的传承和表现，这个问题才重要。现在电影界其实挺病态的，大家都钻到商业窍门的探索中去了。

但我认为，窍门根本不存在。把电影拍精彩了，电影能和观众沟通了，这才是窍门。如果真存在别的什么发财秘诀，那么所有人都不拍电影了，直接去捞钱了。

从经验看，电影确实是人的状态的产物。有没有碰到过写了剧本，却拿不到报酬的情况？芦苇：可以说拿不拿得到报酬，因人而异，因事而异。有时我花了很多时间、心血写了一个剧本，却拿不到一分钱报酬。2004 年我还碰到这样的事，写了一个本子，结果钱没拿到，对方公司都没了，老板被抓了。

在这一行里面，流氓做派不敢说比比皆是，但可以说至少每个编剧都碰到过。有时不仅没拿到钱，还往里贴钱。打官司，太费劲，太耗时。有那时间，我还不如再写个剧本。我想，这种事我都碰到过，又何止我一个人！

当年您在写《霸王别姬》的时候，我知道您对语言可是下了一番狠功夫的。芦苇：不同语言有各自的魅力，注意它的语言特点，未必要娴熟，但至少能运用。它是怎么思维的，它是怎么表达的，它是怎么展现人物心理的，语言太重要了。

写《霸王别姬》前，我专门到北京住了几个月，就为了感受北京人是怎么说话的。老舍先生的话剧一遍遍看，一句句揣摩京味儿台词。还读了好多的京派小说。我是西安人，但是这个戏拍了以后，凯歌跟我说，老北京人特爱这部电影。戏里的京味儿台词，北京人看了也觉得好听过瘾。

这就对了，我们只凭台词，就知道这个戏的地域性。这是老生常谈了：深入生活。这话老掉牙了，但不变其理。

影视的语言不能卖弄。生僻词汇我也掌握很多，但尽量不用。柳青小说《创业史》既保留了陕西的方言味，读者阅读起来又没有障碍。陈忠实的《白鹿原》也做得很好。方言与文学语言的平衡，要控制住，不能卖弄，要很有分寸感，也准确。

《金陵十三钗》也用了很多南京方言，拿捏的分寸感很不错。虽然是方言，但你能听懂，这就没问题。

谢谢芦苇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您的名字是笔名吗？芦苇：不是笔名，我就姓芦，名苇，是一种顽韧的水生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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