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荻 中国与新自由主义(世界资本主义)——简评潘毅文章

 

编者按: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吗?中国的经济政策可以被彻底地称为新自由主义吗?相信各位“保保”也有同样的困惑与焦...

编者按:
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吗?中国的经济政策可以被彻底地称为新自由主义吗?相信各位读者也有同样的困惑。近日“破土”网站发表了潘毅老师《从世界人民革命的中心走向资本的中心》一文,以释前疑。今天,“保马”特推出中国人民大学卢荻老师对该文的简评。
卢老师从
新自由主义所历经的三阶段(市场化、私有化、金融化)出发,认为当代现实虽有“屈从”成分,但同样也应该注意到中国在政治经济上对新自由主义的抵抗。
本期“每日一书”栏目同时推出黄宗智老师的《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黄老师的研究也提示出,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不能依据西方的教条来衡量,尽管中国农村还存在大量的问题,似乎也不能用某种教条化的方式全盘否定。可为参考借鉴。


感谢卢荻老师、潘毅老师、黄宗智老师为我们奉上如此精彩的讨论,“保马”会继续为这种有意义的讨论提供平台,也欢迎各位读者踊跃赐稿。文未附潘毅老师一文链接。


潘毅这篇文章值得评论,非关基本立场,而是对现实的理解,系统性理解。

这里的关键是:何谓“(世界)资本的中心”?

对应于现实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运作(也即系统性的资本积累模式),新自由主义历经三代政策信条的演变,在1980年代强调市场化,在1990年代强调私有化,在2000年代强调金融化。所以,大致上从1990年代中后期至今,世界资本主义的中心和主导运作逻辑是金融霸权;在此其中,中国政治经济备受压力(包括买办投机集团有可能占据决策主导的压力),迄今既有屈从成分也仍在顽强抵抗。

屈从与抵抗并存所体现的,是中国策略性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过程中,无法回避的基本矛盾。潘毅文章聚焦于屈从成分,下面再谈。不难观察和验证,迄今中国政治经济的抵抗成分,纵使不是主导也是系统性的组成:(1)自1980年代以来从没有堕进“债务陷阱”,而这种陷阱30多年来在世界范围上持续肆虐,是市场化尤其是外贸自由化所导致的顽疾;(2)在1990年代很大程度上屈从于私有化,但远说不上彻底,另外差点但始终没有屈从于金融化;(3)在2000年代稳定了国有部门的比重,相应地强化了超越利润诱因的生产性投资的能力、以及一定程度上恢复劳工的权益,同时一直抵抗金融化,直至最近。总体而言,屈从与抵抗的对垒今日仍在,不能说中国政治经济主体上已经新自由主义化了。在较为具体的分析层面上,屈从论的根据,在潘毅这篇文章(以及迄今的绝大都数左翼或自称/冒称左翼者的论述)是认定,中国经济是“劳动密集、出口导向”模式,承载着对劳动者的“超剥削”(以及对自然环境和资源严重破坏)。这种判断忽略了,中国经济其实具有多元结构,上述模式只适用于其中的相当次要部分,甚至可说只是一个飞地部门。30多年来社会消费规模的持续快速增长,正意味着,中国经济的主体部分,是与上述模式相对立的。又,与上述模式相关的是外商直接投资,文章的数据和对其重要性的判断有误,自新世纪以来,外资流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没有超过4%(即便国内生产总值是以汇率换算从而严重低估了),在2008年和2009年都是接近2%,而非文章所说的21%。在知识意义上,只提屈从一面,不提抵抗一面,其负面后果相当严重。这样的提法势必得出结论:或是根本不承认中国经济发展迄今的建树,或是只能认定建树仅仅是来自超剥削(所以从社会意义上讲根本就不是建树),或是转而认定建树是来自对国外劳动者的剥削(“中帝论”或其雏形),当然最糟糕是竟然只能承认,原来屈从于新自由主义有可能带来发展(这就是跑到左翼理论的对立面了)。在政治意义上,强调屈从一面当然是重要的,可以由此提出警号,即剥削、破坏等等都是事实,所以,不应该接受已有的中国融入世界资本主义进程是TINA(别无选择),也不应该认为这个进程并没有根本改善的余地。然而,全面考虑屈从与抵抗,得出的结论应该是:正因为剥削和破坏是事实,所以抵抗要继续,要更深远(重新公有化…)、更全面(越出中国国境的力所能及的抵抗…)。仅有政治-道德立场是不够的,除非能有更加彻底系统的替代方案及其相应现实条件(世界范围而非仅限于中国的抵抗),否则,当前可见的现实是中国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难免,所以就只能尽力争取策略性融入、抵抗性融入。

查看潘毅老师《从世界人民革命的中心走向资本的中心》一文
点击“阅读原文”


    关注 保马


微信扫一扫关注公众号

0 个评论

要回复文章请先登录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