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得不知道——古陶瓷工艺里程碑

 

它使陶瓷装饰的百花园中又陆续开放了不少瑰丽的的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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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陶瓷工艺中,高温铜红釉创烧的意义非常大,《中国陶瓷史》上说创烧铜红釉是“为我国陶瓷工艺、陶瓷美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这一成就对后来的陶瓷业有着深刻的影响,它使陶瓷装饰的百花园中又陆续开放了不少瑰丽的的鲜花”。钧窑的海棠红和玫瑰紫、永宣的祭红、宝石红、清代的郎窑红、豇豆红以及釉里红等莫不是因它而成为名贵瓷器。



然而高温铜红釉的烧制难度也非常大,窑工们曾经口口相传:“要得穷,烧铜红”,意思是成功的概率很小,耗费许多人力财力却难烧成一窑,有时就将烧成效果最佳的铜红釉瓷器称为“千窑一宝”。因此,高温铜红釉的烧制工艺真是中华民族的一项了不起的发明创造。探索高温铜红釉的创烧过程,对于喜爱我国古陶瓷艺术、收藏我国古陶瓷实物的藏友来说,应该是一件有意思、有意义的事情。



编写《中国陶瓷史》是在1982年以前所具有的古陶瓷文物基础上进行的,关于高温铜红釉创烧的观点有着时代局限,当时认为“宋代的钧窑首先创造性地烧造成功铜红釉,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将高温铜红釉创烧年代定在了宋朝。到了编写教科书《中国陶瓷》时,铜红釉方面的实物多了起来,但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观点,对高温铜红釉的创烧朝代和窑口的说法不一。

这一点也反映到了教科书里,有的章节中写道“是因为钧窑的制瓷工匠破天荒的第一次在釉料之中掺用了少量的铜,在还原气氛下,烧成了多变的釉色,氧化铜的使用与烧制成紫红釉,……”;其他章节中却有“我国最早使用铜在高温还原气氛中产生红色的,是唐代的长沙窑”,以及“目前已发现湖南长沙窑有通体高温红釉的制品”。这里出现了两个说法:一是宋朝的钧窑破天荒的第一次烧成高温铜红釉;二是唐朝的长沙窑最早烧成高温铜红釉,两个结论相差了200年以上,充分体现了该书出版时学术上的分歧。

随着考古发掘工作逐渐扩大和深入,再加上收藏热的兴起,古代陶瓷纷纷涌现,有唐一代的瓷器也出现不少,已经基本具备了澄清创烧高温铜红釉一些问题的物质基础,通过对实物的考察,能够获取高温铜红釉是在何时怎样创烧的答案。如果大家就此达成共识,至少在创烧年代上统一了认识,那便是笔者的一个小小心愿。

众所周知,古代的许多科技、工艺成果都是遵循着一条偶然出现至发现试验,直到完全成功的客观规律。高温铜红釉的创烧踪迹是否也符合这条规律呢?为此,笔者以《中国陶瓷》书中所述的唐朝长沙窑瓷器实物为根据,探索高温铜红釉的创烧踪迹,是一条较为容易被大家接受的途径。

高温铜红釉的烧制原理是瓷器的青釉(含铁)中掺有0.1~2.0%的氧化铜,在窑里以适当温度,经过还原气氛(主要是一氧化碳)的焙烧,氧化铜中的部分或全部氧元素被一氧化碳夺去,变成了氧化亚铜或纯铜的细小粒子,在釉中处于悬浮状态时就呈现美丽的红色。根据原理可以看到烧成高温铜红釉务必具备的几个条件:1.釉料中必须有氧化铜;2.配釉的比例要准确;3.要有适当的窑温;4.要有还原气氛;5.釉中还须有铁离子起保护作用,不然,稀薄的铜元素在800℃以上的温度时,就很容易挥发。由此可以看出,高温铜红釉要在完全偶然的情况下大量出现,实在不啻于难上青天。但是,偶然却能够出现个别的铜红釉现象。



江苏镇江贾家湾也出土了一个一样的葫芦瓶,从里面装的辰石、金银合金、银铅合金等物品来看,显然是道家炼丹的用具。这种葫芦瓶在1983年的发掘中属于出土较多的品种,各个地层里都有发现,说明长沙窑烧制该器型的年代很长,最早的葫芦瓶是从探方的最底层发掘出来的,同一地层瓷器还处在以模印贴花和简单几笔釉下单色草叶纹装饰的阶段,年代大体是中唐元和年(公元806年左右)以前。这两个葫芦小瓶的器形与最底层的样品一样,也应是长沙窑早期的产品,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高温铜绿彩绘的几笔草叶的边缘上都出现了很淡薄的红色。



这是由于绿彩边缘氧化铜含量稀薄,低于2%,在弱还原气氛中就还原成了铜而呈红色。

我们勤劳聪明的前辈发现了这一偶然的现象,他们没有置之不理,而是开始进行摸索、试烧。当然,在当时的科技工艺条件下试烧高温铜红釉必然要经历无数次失败,这里就有两个试烧失败的样品,仔细揣摩可以领略到当年的艰辛。



其一是个水盂,属于古时候的文人盛磨墨之水的文房用品,窑工们根据市场的需求在水盂上进行高温铜红釉的试烧。水盂面上大部分显现灰黑色,这是铜釉料因温度过高而挥发后的现象,但釉上还存有一片深红色,即未挥发完的铜釉料已发出了红色,显然,这是一个试烧时温度过高而导致失败的实物。



其二为一个粉盒盒盖,王维诗云:“邀人傅香粉,不自著罗衣。”白居易“回头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唐朝的妇女善于涂脂抹粉,粉盒便是装粉的器物,窑工们想用铜红釉装点粉盒,将它列入了试烧品,然而灰黑色与铜红色交结在一块的形状告诉我们,仍旧是一个没有成功的产品。





在1200多年前的技术环境下,高温铜红釉的试烧难度之大根据这两件实验品便可推断出来,由于铜红釉十分敏感,炉温、烧造气氛、釉料配制的比例……等条件稍稍偏离规定要求,就烧不成红色。因此,所有的难关都只能靠一次次失败积累的经验来攻克。不知那些窑工们经历了多少次失败,终于成功地将高温铜红釉烧制出来,这里有几件唐朝长沙窑的高温铜红釉实物,有青釉绿彩釉里红,有白釉铜红彩,还有全身高温铜红釉的,它们都证明我国人民在唐朝已经通过发现偶然、反复试烧等阶段后,成功地掌握了铜红釉烧制技术。

青釉红斑酒壶( 高 10cm),是唐朝长沙窑仿大食、安息 (在今伊朗高原)等地的金属器皿而作,酒壶的流很独特,出水口在壶的底部,弯曲而上,与流相对的壶肩上还有两个铰链,显然保留着金属制品的特征。此器皿上装饰了七块铜红釉的色斑,色彩艳丽,仿佛酒壶上镶嵌着一片片玫瑰花瓣,与钧窑的装饰方法相似,而实际上却早了200余年。



在以往出现的高古陶瓷中,青釉瓷器中呈现铜红釉的器物比较多,很少见到白釉红彩的瓷器,据专家说这是没有铁离子参与作用则铜红釉难以呈色的缘故。这里有一把白釉红彩壶(唐朝时称为“茶瓶”)( 高 20cm),在白釉上将高温铜红釉做大色块来装饰,白地红彩,宛如一条红绸带在白雾中猎猎飘动,格外妖娆。既有着北宋时期钧窑瓷器的装饰方法,又为更晚的景德镇瓷器的装饰手段进行了启示。



有些人总是以长沙窑的胎、釉不精为由而不承认唐朝已出现釉里红技术,称长沙窑的釉下铜红只能算是釉下红,而景德镇的釉下铜红才是真正的釉里红。其实两者烧造技术一样,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看这一件黑彩釉里红芦雁壶(高 19cm)



观其绘图,可见画家匠心独运:铜红釉容易晕散,用以勾勒芦雁的外型,表现羽毛的质感;黑彩实在,则细描芦雁的头、眼、翅膀、山丘和地平线。让不同的金属颜料在同一烧造条件下各自呈色,为后来烧造青花釉里红打下了技术基础。此壶工艺设计之精妙,绘画水平之高超,留下了大唐科技和艺术的风范,其艺术水平比之于400多年后的元釉里红芦雁似乎还要略高一筹。



还有一把能够证明长沙窑已经娴熟地掌握高温铜红釉装饰技术的青釉下绿红彩绘壶(高18.5cm),壶身矮胖,流下绘了三朵君子兰状的花草,花草的轮廓和枝茎是用硬笔蘸氧化铜含量多的釉勾勒,而花瓣中的颜色则用软笔蘸氧化铜含量少的釉填入。这就需要烧制者掌握在同一烧造条件下呈现铜绿釉与铜红釉的技术,才能采用这样的装饰方法。从本实物上可以看到,铜红釉发色鲜艳,俨然美丽的花瓣;铜绿釉发色墨绿,作为衬托红花的绿枝是恰到好处;罩在绿红彩上的青釉也正到火候,虽经千年,至今尚显油光水滑。



在掌握高温铜红釉装饰技术以后,烧制全部以高温铜红釉为色釉的瓷器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以前我们只知道元朝才开始烧制全身铜红釉的瓷器,但现在几个唐朝长沙窑“通体高温红釉的制品”的出现,说明对这个观点要重新评价了。其中一个是水盂(直径7cm),红色深沉,正是前面所述的实验品水盂试烧成功的一个例证。



还有一把全身红釉的壶(高 16cm),该壶的工艺水平不但体现了唐朝的窑工烧制高温铜红釉的功力,而且将烧造历史一下子提到了唐朝,提前400余年。可以说这些“通体高温红釉的制品”对于后来的如永宣祭红、康熙郎窑红等贵重瓷器的生产有着直接的影响。



虽然上面所列图片的实物不能开口说话,但它们都以各自不同的遭遇传达了唐朝的窑工们创烧高温铜红釉过程的信息,我们也通过它们,追溯到了高温铜红釉的创烧踪迹,从而解决了我们中国是什么时候、又是怎样创烧的等一些悬而未决问题。当然,随着考古和收藏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这个结论或许会在新的物证下发生更新,但今天,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高温铜红釉就是在唐朝创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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