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6年，老人和少年眼中的两个西方 短史记

转型之难。...

1866年春，时任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计划回国结婚，向总理衙门请了6个月假，并建议清廷派人随自己前往西方考察。

在赫德的安排下，这年正月，63岁的旗人斌椿，率同文馆学生凤仪、张德彝、彦慧及其子广英，一行五人，经一个多月的航程，到达法国马赛，先后游历法国、英国、荷兰、丹麦、瑞典、芬兰、俄国等十五个国家， 于十月初七日回到北京。

这是近代中国派出的第一个出洋考察团。上图正襟危坐的老人，正是63岁的斌椿在伦敦照相馆内的留影。

大多数史料对这位考察团团长的描述，都很程式化，说他无惧苏武之困，敢冒荆轲之险，有胆有识，是中国近代以来难得的开眼看世界的领先人物。

这是对斌椿的夸张。此次出洋考察，清廷的态度其实并不积极，行事也极端低调。团长斌椿的满族身份，和低下的官阶（前任山西襄陵县知县），即是总理衙门深思熟虑后的结果。

在晚清改革中，总理衙门始终牢牢坚持既得利益集团本位，也就是满族本位。此次考察也不例外。考察团中，斌椿和儿子广英是汉军旗人，凤仪是正黄旗蒙古籍、张德彝和彦慧都是镶黄旗汉军籍。清廷始终不放心臣民与外国人打交道，尤其不放心汉族臣民与外国人打交道。在总理衙门的政治考察结论里，斌椿是受四书五经“千锤百炼”出来的“老成可靠之人”，有强悍的抵抗“蛮夷们”的意识形态侵蚀的能力。而且，斌椿只是个很小的官僚，即便考察出了纰漏，也不损“天朝颜面”。

许多著述声称，斌椿“遍游中国，眼界开阔、交游甚广”，故而成为考察团团长的最佳人选，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斌椿的第六个儿子上午和我一起读书一小时：他不知道台湾在哪里！”《赫德日记》1864年10月18日如此记述。家庭教育尚且如此，赞颂斌椿睁眼看世界的视野如何如何广阔，实在可笑。

作为考察团团长，斌椿担负着总理衙门所赋予的窥视西方各国真实情形的职责。但代表其考察成果的著作《乘槎笔记》，却清晰地昭示着这次考察的失败与荒唐。

除了一遍又一遍地在诗作里把自己描述成上报天子、下济百姓的伟大英雄，斌椿老大人没有给没落中的清廷带回来任何有益的可借鉴的事物。他记述沿途的山川形势和风俗人情时的心态相当诡异——见到显微镜，不关心作何用途，却大发感叹《庄子》里的寓言不虚；见到自行车，不问制造原理，却大谈其有“木牛流马之遗意”。

英国王室宴请斌椿一行，事后老大人做诗两首：

玉阶仙仗列千官，满砌名花七宝栏；

夜半金炉添兽炭，琼楼高处不胜寒。

长裾窄袖羽衣轻，宝串围胸照眼明；

曲奏霓裳同按拍，鸾歌凤舞到蓬瀛。

如果不看标题《四月二十三日英国君主请赴宴舞宫饮宴》，谁能看得出这是在描述伦敦的宫廷宴会？

斌春的出洋，怀着一种极为奇怪的文化心态。考察团去西方，本该“求异”，寻找中国没有的技术、制度、文化以为我用；斌椿老大人一路考察，却极为强势地将西方描述成了“中国”，甚至描述成了“清廷”。

与这种将西方“清廷化”的描述相伴随的，是斌椿老大人爆棚的自我陶醉。此行期间的几乎所有诗作，都弥漫这种怪异的心态。老大人屡以“萧萧易水一去不返”来赞颂自己的“壮举”，说自己“虽乏眉山麟凤表，敢云蛮貉动文章”——虽然长得不帅，但文采能让“蛮貉”折服、“簪花亲劳杜兰香，下笔倾倒诸侯王”——有美女给自己簪花，文章让西方王室倾倒。这种自我陶醉，最后发展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回国时途经埃及，当地瘟疫爆发，海关怀疑致病源来自欧洲，不许他们下火车停留，老大人怀揣阴阳五行之道，跃跃欲试要去消灭瘟疫，遂作诗一首：

“爱人行政抱病癍，

补救心诚疾自安；

我是人间医国手，

囊中救世有灵丹。”

斌椿西行，眼中不见民主政治、科学主义和工商理念，他看到的只有自己——经过他的解释，西方的一切，都可以在中国传统经典中找到“原型”，西方不是西方，而是另一个“清廷”。张德彝是京师同文馆培养出的第一批译员，随斌椿考察团出访归来后一度担任过光绪皇帝的英文教师。19岁的张德彝，当日所见到的西方世界，与斌椿大不相同。

张德彝对西方都市的印象极佳。他称赞英国伦敦，“道路平坦，园林茂盛，街巷整齐，市镇繁盛”；称赞德国柏林“一路楼房之闳丽，道路之平坦，俨若法京巴黎”，称赞法国巴黎“楼阁华美，人物繁盛，轮车铁道，玉石琼莹，……较他国都邑，又胜一筹”。张还注意到了西方完善的城市公共设施，如公园、排水系统、公共厕所等等。

对西方科技，张德彝也充满好奇。其游记里记述最多的，是各国科技进步的产物，如电梯、火车、地铁、轮船、自行车、“铁裁缝”(脚踏式缝纫机)、“制火宝机”(灭火器)、收割机、升降机等。其发明的“自行车”一名，一直沿用至今。

张德彝还是第一个记录西方政体运作的中国人。在英国议事厅时，他见识了议会民主议事的情形。在英国法庭旁听，他为其判决体制所折服，发现其与清廷的刑讯体制大相径庭。他对法国议会制度及其组成有所了解，并详细记述了民主推举议员的流程。对德国的君主立宪政体，张也颇感兴趣，评价其“虽非民主，仍有上下议院，与英国同”。这种对西方政体运作机制的兴趣，贯穿了张德彝的一生。

在《航海述奇》中，张德彝首次记载了西方的避孕工具避孕套。张称之为“肾衣”：“闻英、法国有售肾衣者，不知何物所造。据云，宿妓时将是物冠于龙阳之首，以免染疾。牝牡相合，不容一间，虽云却病，总不如赤身之为快也。”在《欧美环游记·法郎西游记》中又记载：“闻外国人有恐生子女为累者，乃买一种皮套或绸套，贯于阳具之上，虽极颠凤倒鸯而一雏不卵。”

一般认为，现在致洲人所使用的避孕套是16世纪意大利解剖学家Fallopius所发明，在1870年前后得以批量生产，售价低廉。张德彝出访期间，正值避孕套开始普及之时。当然，碍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张德彝本人接受不了避孕套。

与士大夫出身的斌椿可以在西行期间全程自我陶醉不同，同文馆出身的张德彝，在考察团中充满了自卑。即便他日后成了光绪皇帝的外文教师，这种自卑也仍挥之不去，同文馆学子始终难以摆脱“拜异类为师”的歧视。故此，晚年的张德彝，曾教导子孙不要重蹈自己的覆辙：

“国家以读书能文为正途。……余不学无术，未入正途，愧与正途为伍。”

戊戌之前，中国观察西方，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是林则徐的时代。第二个正是斌椿的时代。第三个则是郭嵩焘的时代。

在林则徐的时代，西方是中国人一厢情愿想象的西方。这位虎门销烟的英雄，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里荒诞地写道：英国兵的双腿构造与中国不同，屈伸艰难，他们只要倒下去就爬不起来，故而英军毫无陆战能力，不必担忧他们登陆。

在斌椿的时代，西方成了中国人一厢情愿想象的东方。在斌椿眼里，西方的一切文明，都可以在中国经典中找到依据，其文明不过是中华文明的余绪。每一个读过斌椿考察报告的人，都只能在其中看到另一个“清帝国”。老大人将西方的一切都涂抹上了一层浓厚的东方色彩。

到了郭嵩焘的时代，始敢直言“蛮夷”政体之优良非中国“三代之治”所能及。当然，对郭的批判也早已预备妥当，1866年亲眼目睹了西方的政教科技已非清廷所能比拟的19岁少年张德彝，仍在为自己“不学无术，未入正途”而悔恨不已；郭嵩焘的同僚刘锡鸿，在私人日记中记下了与张德彝类似的见闻，在公开场合则不遗余力地继续着斌椿的思维模式，宣扬一切西方文明乃是中国“圣教”所结出的果实——“我大清乾隆以前，遐荒效顺，重洋慕化……今英国知仁义之本，以臻富强，未始非由久入中国，得闻圣教所致”，大骂郭嵩焘是个崇洋媚外的“汉奸”（汉人中的奸贼）。

时代转型之难，由此可见一斑。对张德彝和郭嵩焘们而言，除了静待斌椿和刘锡鸿们死去之外，其实别无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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