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的沧海文心

 

他还是那个在南征北战中渐渐老去、细腻敏感而富有同情心的曹孟德吗?...





图|Mount Nanping by Yoshitoshi, 1885

诗词岁时记 · 沧海文心
云行雨步,超越九江之皋。

临观异同,心意怀游豫,不知当复何从。

经过至我碣石,心惆怅我东海。

——曹操《步出夏门行·艳》
公元207年,在中国为汉建安十二年。

这是一个戏仿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正文首句的开头。和“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的1587年不同,历史上的207年却发生了不少事情:

司空曹操进军北上讨伐乌桓(乌丸),司空军祭酒、洧阳亭侯郭嘉于随军途中病逝;随后,乌桓首领蹋顿被斩杀,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辽东太守公孙康则杀投奔而来的袁绍之子袁尚、袁熙以献曹操。北中国一统的曙光就在眼前。

南下投奔荆州刘表的刘备,则于本年里在襄阳“三顾茅庐”,二十七岁的诸葛亮已经自比管仲、乐毅好多年了,终于等来了他所期许的君主,为之绘制的政治生涯的蓝图——隆中对,于此刚刚出炉……

这是我们所熟悉的三国故事。本年的波澜壮阔,有别于万历十五年的静水深流,但两个相隔千余年的年份有一点是相同的:“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

在本年九、十月间,于征乌桓告捷班师途中,结合战事与军旅所历所思,曹操写下了这首“艳”,继而完成了整组《步出夏门行》,由《观沧海》《冬十月》《土不同》《龟虽寿》四章(四解)组成(亦有说作于北征乌桓途中,甚至作于建安十一年东征平叛途中,然以北征说较为常见,另以《三国志》中《武帝纪》和《田畴传》之记载核对,夏日北征去途遭逢大水,傍海大道不得通,只得改道前往辽西战场,无法观沧海、登碣石,当以作于归途更为恰当)。

里头的大多数篇目脍炙众口,大概只有《艳》不为一般人注意。

这里的“艳”,是乐府大曲里“艳辞”“艳歌”部分,并非指内容风格,而是指体例功能,相当于序曲、前奏或引子。

诗中的言说主体陈述的内容,关乎曹操此时的内心打算和情绪波动,相比于接下来的一年(208年)要发生的重大事件——赤壁之战,鼎足三分——就后见之明来看,确实算得上历史的序曲。

诗人或许看到了横贯于眼前的壮阔图景:波澜涌动,大雨苍茫,水边的高地行将被淹。然而,这自然的波澜勾连起心海的涟漪,使他想到的不止是造化的神奇,还有混一宇内的政治远景:

南征北战,所历困境不少,抚今追昔,该如何来推进统一天下的战略?该不该南征荆州,接着横扫东南、荡平天下?

登临海边高地观看大海苍茫,思索这里头战事安排的细致差别,不觉使人心怀犹豫,一时无法决定。

如今诗人行军,于此路过碣石山(位于渤海之滨;具体为何处,众说纷纭,此处不展开),登临东海(渤海)之滨,想起这些事,真是满心惆怅……

孟浩然在《与诸子登岘山》诗里说:“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相比于后世诗人抚今追昔、怀古伤今的山水登临诗,曹操的模式更为特殊——

他没有对历史的感慨,只有切身的忧思;没有纷纭人事和前朝遗迹来激发他的追念,他是自己登临的观照物,因此成为了“胜迹”本身。
无论历史还是演义小说,曹操都是“三国”的当之无愧的主角。然而他的真正活跃时代是建安年间(196年—220年),无论后人认定其为政治家、军事家或诗人,还是以“魏武帝”相称,论起时间节点,他都是汉末人物。

他活跃于汉末乱世的“过渡时代”,但正是这样一个时代,成为了后人眼中一个独立的文学时代。

唐人李善注《文选》,有“气质驰建安之体”之说;李白则干脆在称许文学偶像谢眺的诗里,直接说“蓬莱文章建安体”。可见,最迟至唐,建安年造就的文学作品,即已被视为一种独特的文学样态与风格体制。

曹操流传下来的诗作有二十余首,无论四言、五言或杂言,皆是乐府诗。乐府首先是一个机构,它源自先秦时期甚至更早,具有管理和创制乐舞、乐歌、乐谱,以及训练乐工等与音乐相关的职能。《汉书·礼乐志》载,汉武帝时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以此扩大了该机构的职能,使之进一步参与到帝国礼乐文化的建构。

后来,乐府由机构之名变为一种带有音乐性的诗体的名称,凡是合乐能歌的“歌诗”,即可称为“乐府”,不拘是采自民间还是出自文人的独立创作。

曹操的乐府诗有一个特点,即清人沈德潜在《古诗源》第五卷上所说:“借古乐府写时事,始于曹公。”说明曹操的乐府诗,仅是借用流传下来的乐府的老题目,不是乐官专为乐府唱诗而进行的职业/专业创作,也不是采自民间歌谣进而加以改编,而是填充进社会生活与个人体验这类新内容的创造。

曹操的《步出夏门行》亦采自汉代乐府旧题。“夏门”指东汉都城洛阳北面西头的城门,此前该调的旧辞,如今知道的仅有“市朝人易,千岁墓平”两句,大概是写世事变换的沧桑之感。郭茂倩《乐府诗集》同题下,另录有“邪径过空庐”一篇,写的则是升仙得道之事。

曹氏《步出夏门行》与此两者主题皆无涉,而与自身之际遇、历程和感慨密切相关,是曹操诗中借旧题写时事的典型。

曹操的诗风苍凉、平实、质朴,近于汉代古诗十九首的格调。但是,他的这种风格,在此后数百年间并不讨人喜欢。南朝齐时期的钟嵘作《诗品》,用品第源流的方法对之前的诗人诗作(侧重于五言诗)进行评价:

同为诗人的曹氏三父子中,曹植得到这位南朝批评家的评价最高,列为上品;

曹丕则得其次,列为中品——为后世视为横绝百代的大诗人陶潜,于钟嵘的品评上亦仅得此品;

曹操则为下品,与其孙魏明帝曹叡同列,评语是“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

我们如今将曹操视为他那个时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或者汉语诗歌史上具有独特个性的文学人物,可能更多地得益于明代复古派观念的影响,以及近世以来一些特殊人物对他的别样推崇。

无论明代在文学上的复古主义思潮,还是近世观念大革新和国故之整理与(重新)阐释,都属于“重新对过去进行价值判断”之列。作为诗人的曹操之地位的上升,即得益于这种对此进行的重新理解、判断与塑造。

沈德潜说曹操的诗“沉雄俊爽,时露霸气”,或许也是明代以降新观念的余波所及——从来就没有真正的“独立判断”,任何观念的形成都来自于其他观念的影响,区别在于,它呈现为波澜壮阔,还是静水深流。
诗人身份而外,作为历史形象的曹操,得到的后世评价也颇为吊诡。

正史中记载的那个曹操,因为事功,也因为儿子曹丕的称帝,而进入了堂堂的帝纪,成为了“帝王家谱”(鲁迅语)里显赫的一份子。

他生前所写下的、或以他的名义发布的一些文字,令、表、赋、书、论,以及诗篇,都得到了流传,以至于我们可以从史书中塑造的形象之外,更加直接地面对这个人。

另一方面,至少在唐朝即已开始的民间对三国史事的演绎(李商隐说到过当时的情形,他的孩子李衮师听过三国故事后“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也在悄悄塑造和改写着历史人物的形象。及至南宋偏安江左,部分士人试图对三国时期的正统加以重新认定之时,忠奸之辨化身为普遍尺度,驾临于曹操之上。

这种观念,进一步影响了接下来通俗文化里对历史人物形象的刷新。元代以后,《三国志通俗演义》、三国背景及曹操题材的杂剧,以及讲史、说书、平话等通俗艺术形式的流行,形成了一股新的、强大的审美趣味和判断力。在这个审美与判断的场域里,曹操的“奸雄”形象被坐实,从此要接受来自各方的嘲弄。

那么,这个被嘲讽和戏谑的“白脸奸臣”(甚至连“奸雄”的称号都不屑于给了吗)形象,到底和历史上的那个曹操有什么样的关联?

他还是那个在《让县自明本志令》里谈论自己的早年理想和人生历程,直言不讳自己的功业与忧惧的、务实的大汉丞相、武平侯曹操吗?

还是那个在《秋胡行》中声称“夜夜安得寐,惆怅以自怜”,在《蒿里行》里写下“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在《短歌行》里感慨“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在南征北战中渐渐老去、细腻敏感而富有同情心的曹孟德吗?

曹操这个人,既文采风流也爱耍流氓。他年轻时候于男女之事颇为荒唐,譬如《世说新语·假谲》里,记载过他与袁绍一起行动的劫色未遂事件,足以令人捧腹。年长之后,此风不减反增。一代枭雄,有的是条件广罗妻妾,杜牧的《赤壁》诗说“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也算得上是对曹操好色的一种变相戏谑——赤壁之战的重要动力之一,居然是曹公的荷尔蒙冲动!

然而,这个荷尔蒙充足的男人,虽然对自己的身高相貌有所自卑(见《世说新语·容止》所载以美男子崔琰替代自己接见使臣之事),在男女之事上却自信。他是著名的人妻收集者,顺带还把人妻的儿子收作干儿子,不能不说是自信的表现。

自信的另一种表现在于,他还对妻妾的“守节”无所谓,相比于后世的“直男癌”患者来说,这可谓是一种美德了。他去世前写下《遗令》,对他的女人们作出安排:

吾婕妤妓人皆着铜爵台,善待之。……余香可分与诸夫人,不命祭。诸舍中无所为,可学作履卖也。

鲁迅在《死》里录下了七条遗言,有一条是“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戏谑来说,曹操对他的女人们做的安排,有几分鲁迅的味道:

我死都死了,你们也别瞎折腾了,祭祀的香分点去用,聊作纪念;在家没什么事,做鞋子卖,也算是“寻点小事情过活”了……

这份《遗令》里,他还叮嘱儿子要予以薄葬,不知道是不是出于死后对无法掌握局面的恐惧。后世的演义故事中,更有设立疑冢以防被盗墓的说法。有趣的是,曹操算得上是盗墓行业的祖师爷了,他设立过“摸金校尉”一职,开掘古墓以得军费。作为始作俑者,他自己的墓后来免不了被盗,前些年发掘并认定的安阳高陵,据说即是其墓冢所在,在正式考古发掘之前,早已被盗得千疮百孔了。

曹操后期常驻的地方在河北邺城,相比汉末名义上的首都许昌,以及东汉旧都洛阳,邺城才是魏国王业的根基。活跃于晚明的湖北人钟惺,写过一首《邺中歌》,为曹操的一生作了恰切而动情总结。生活于清代的毛宗岗父子在整合修订古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时,将这首诗放入了小说中,并随之广为流传:
……
雄谋韵事与文心,君臣兄弟而父子。
英雄未有俗胸中,出没岂随人眼底。
功首罪魁非两人,遗臭流芳本一身。
文章有神霸有气,岂能苟尔化为群。
……
霸王降作儿女鸣,无可奈何中不平;
向帐明知非有益,分香未可谓无情。
呜呼!
古人作事无巨细,寂寞豪华皆有意;
书生轻议冢中人,冢中笑尔书生气。
✤|朱隐山

诗人,青年批评家,哲学博士,兼事随笔与诗词写作。

主要以“茱萸”为笔名出版诗集、论著及编选近十种,作品被译为多种语言。

现供职于某高校文学院,从事新诗史、当代诗及比较诗学领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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