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四年鸦片战争” 短史记

 

如题。...



1924年,冯玉祥部队进入天津城
文 | 杨津涛


近年来,对“民国军阀”的评价,有一种日益正面的趋势。然不论军阀本人之操守如何,其割据性存在是民国巨害,乃毋庸置疑之事。试以鸦片之流毒为例,作一管窥。

北洋时期,各地军阀为维持割据地位,必须养兵、扩军。巨额军费常使他们辖区内的财政入不敷出。军阀遂想方设法地从鸦片贸易中牟利。如唐继尧、龙云统治云南期间,不断扩大鸦片种植面积,至1932年,全省烟田面积约224万亩。1927年前的几年,云南每年收入约1100万元,其中鸦片收入804万元,1932年鸦片税收占当年总收入的38%。①

四川是鸦片的另一个重要产区。当地军阀除了征收烟苗税、起运税、印花税等十几种杂税外,还发明了所谓“懒税”,以惩罚因“懒惰”而不种鸦片者,乃至规定:

“农民种粮食而不种烟,则种粮食一年,应完三年的税,而种烟只完本年一年的税……到后年,再不种烟,仍种粮食,则这一年,应完七年的税。”②

紧邻云南、四川的两广、两湖,因气候条件所限,鸦片产量不大,但他们垄断了鸦片外运的通道。湖北在1924年征收鸦片通行税1500万元③;广西在1932年收入3100万元,其中鸦片过境税1588万元。④

总的来说,除吉林、山西两省,全国各省大小军阀无不视鸦片为重要财源。一项关于13个地区种烟面积变化的调查显示,1914年~1919年,种烟面积占耕地面积的3%,到了1929~1933年,这个数字上升到20%。

军阀割据,是鸦片种植面积急剧扩张的根源。


图:上海浦东黄浦江边,运送鸦片的小船
民国军阀混战,鸦片亦是极重要的导火索。1925年,时人评论:

“这几年许多次的战争,固然说不到因为主义,并且还不配说是争兵权,实在是争鸦片税与包卖鸦片烟。”

曾任民国总理的唐绍仪,甚至有言:

“民国十四年来之数次战争,均为鸦片,故可称为十四年之鸦片战争。”

唐的说法虽显夸张,但也同实际大体相符。

如前所述,军阀以鸦片“创收”的途径有亲自种植与垄断商路,故此军阀之间围绕鸦片而起的战争,也有两种:

其一是对鸦片市场和产地的争夺。

护国运动期间,唐继尧指挥滇军入川,使四川成为云南鸦片的倾销地。后来四川本地军阀也鼓励农民广种鸦片,与云南鸦片产生竞争。出于对鸦片利益的争夺,爆发了1920年的川滇黔战争,滇军被驱逐出境。⑦

在赶走外军之后,川军内部也上演“鸦片战争”。先是刘湘、刘文辉与杨森、李家珏等为争夺川东鸦片产区开战,后来“二刘”反目,同样是为鸦片大动干戈。

其二是对鸦片集散地的争夺。

贵州军阀袁祖铭驻守重庆时,设立禁烟稽查处,每担烟土征收60元特税。四川军阀刘湘如法炮制,搞了一个“禁运总处”,与袁祖铭争夺鸦片的过境税。1926年,刘湘将袁祖铭赶回了贵州。

袁祖铭统治的贵州也是重要的鸦片产地,其所产烟土主要由湘西入境湖南,而驻守在湘西的蔡钜猷因与省长赵恒惕不和,遂截留鸦片税收。赵、蔡鸦片税收之争引发了1923年的“谭赵战争”。湘军将领方鼎英曾感慨:

“湖南许多次的混战,表面上双方都说得振振有词,实际上是因鸦片问题引起的。”

鸦片是军阀命脉所系,一旦为人所掌控,往往只能举手投降。比如,因广西要仰仗滇、黔的过境鸦片才能征税,黄绍竑曾言:

“不论新桂系与旧桂系,对于云南、贵州从来是不肯得罪的……尽管滇军两次进兵广西,但事后总是广西方面先派代表到云南区修好。”

1936年,桂粤军阀联手,发动以反蒋为目的的“两广事变”。蒋介石禁止云南、贵州鸦片运入广西,使广西鸦片收入锐减。李宗仁与白崇禧只好同蒋妥协。⑨

由鸦片之祸,可以窥知今人以“地方主义”、“地方自治”等种种概念,赋予民国地方军阀之割据以所谓的“正当性”,欲浇胸中块垒,实是缘木求鱼。


20年代,通县销毁鸦片现场
注释


①张笑春:《近代云南的军阀统治与鸦片》,《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88年第一期;②谢藻生:《苦忆四川烟祸》,《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1963年,第140页;③⑥周宪文:《中国之烟祸及其救济策》,原载《东方杂志》1926年11月10日,转引自《中国禁毒史资料1729—1949年》,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833页;④⑨黄绍竑:《新桂系与鸦片烟》,《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63年,第20页、第23页;⑤⑦朱庆葆、蒋秋明、张士杰:《鸦片与近代中国》,第111、133页;⑧方鼎英:《一九二三年谭赵战争与湘军入粤》,《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集第6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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