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巳节 唱出春日恋歌的最好时辰

 

三月三日,这一天最好是天色清朗,又很觉得长闲。...





图|文徵明  兰亭修禊图(局部)

诗词岁时记 · 上   巳


清少纳言在《枕草子》开篇谈四时的情趣,读了令人顿觉世界有情、风月无边。她写下这些话之时,约在公元十世纪的末尾,于日本为平安时代中期,于中国则为北宋初年。在近百载后的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的诗句“人间有味是清欢”,堪为这位异国才女如此文字的最佳总结。然而,这“清欢”不惟散落于岛国或中土的四时朝暮,落实到平安京的具体时节,亦依旧兴味盎然:

三月三日,这一天最好是天色清朗,又很觉得长闲。桃花这时初开,还有杨柳,都很有意思,自不待言说。又柳芽初生,像是作茧似的,很有趣味。

这里引周作人的旧译,是因为觉得,它流露出的气息,与杜甫的那两句诗颇有一种莫名之应和:“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丽人行》)而在彼时的岛国,由于地气的差异,桃花似乎开得比中土晚些,杨柳的复苏则更迟,不然为何会在杜诗“杨花雪落覆白蘋”的柳絮飘飞时节,才“柳芽初生”呢?

杜甫诗中的“三月三日”指上巳节。初唐时期的儒家学者贾公彦撰《周礼义疏》,对《春官宗伯》记载的女巫职能“掌岁时祓除衅浴;旱暵,则舞雩”做出过解释,认为女巫主持的“祓除衅浴”(行除灾去邪之祭,以香薰草药沐浴)仪式,便在元月的首个巳日展开,即所谓“据上旬之巳而为祓除之事”——

由此可见,上巳节之起始至少可以追溯到周朝;到贾公彦所生活的唐代,这种习俗或祭祀仪式,已不限定在三月的首个巳日,而“见今三月三日水上戒浴是也”。

对《周礼》记载的“祓除衅浴”习俗在先秦时代的最佳见证,是《论语》里描绘的那个瞬间:

“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这个象征孔子与曾皙共同志向的场景,在中国人的心中生动了两千余年——众人在春日的沂水里沐浴,到女巫昔日为求雨而建的舞雩台(除了掌管除灾去邪的祭祀和沐浴,还记得她“旱暵,则舞雩”的职能吗),让春风拂过面颊,有老有少,大家穿着春服,一路唱着歌归来。

类似的场景不断重现在汉语中。或者说,后世不断有人试图在实际的或精神的领域里重现这个经典场景的全貌或局部。陶渊明《时运》诗的前几句“迈迈时运,穆穆良朝;袭我春服,薄言东郊”难道不是一种变相的致敬吗?王羲之在永和九年撰写的《兰亭集序》内记录的“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之一幕,难道不是另一种遥远的追慕和效仿吗?无论这两人的叙述里洋溢着的是“薄言东郊”的欣切,还是“修禊事也”的郑重……

除灾去邪之祭为何要在三月的首个巳日举行?

巳为蛇,在阳气大盛、阴气已藏之时,才会出动。三月时值阳春,气候变暖,正是蛇虫苏醒之时,所以巳日象征祛除阴气的最佳时节。

明末清初的学者顾炎武《日知录》里有论“巳”条,亦为先民选定于上巳日行除灾去邪之祭,做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季春之月,辰为建,巳为除,故用三月上巳袚除不祥。”

所以,古人在春阳最旺盛之时要到水边清洗,因为这样就能洗掉身上的污垢,以达到消灾除邪致目的。

但用来界定“巳”日的干支历属于太阳历,传统中国习用的农历则是阴阳合历,故而,三月的首个巳日落实下来,其实每年不同。为了简便操作,最迟到魏晋时期,上巳的日期便固定在了基数相叠的三月三日。于是,此后人们嘴里的“上巳”或“三月三”,已是同义词,而作为上巳节的三月三,则未必是巳日了。

上巳风俗于今不显,然而在宋代以前的古典中国,这可是一个相当热闹的节日。除了水边沐浴以除不祥“祓禊”习俗外,魏晋以前盛行的风俗或职能,尚有求子与男女私会两项;魏晋之后,则多了曲水流觞和踏青饮宴等热闹。

西晋名士阮脩有《上巳会诗》,如“三春之季,岁惟嘉时。灵雨既零,风以散之。……修岸逶迤,长川相过。聊且逍遥,其乐如何。坐此修筵,临彼素流。嘉肴既设,举爵献酬。弹筝弄琴,新声上浮”等句,写尽世俗欢娱。

唐人刘驾的《上巳日》诗里,则记录了他在如此欢娱之夕染上的几丝感伤,这与王羲之在《兰亭集序》里的“临文嗟悼”,虽深浅度有别,而于乐中见悲的理路则相当一致:
上巳曲江滨,喧于市朝路。

相寻不见者,此地皆相遇。

日光去此远,翠幕张如雾。

何事欢娱中,易觉春城暮。

物情重此节,不是爱芳树。

明日花更多,何人肯回顾。
这是狂欢之后的萧索,热闹之后的悲凉。然而,上巳的节目还不止是翠幕雾张,还有士女云集。如果说“祓禊”内涵的一面是驱赶灾难、疾病、不祥乃至更为本质的恐惧——来自“死”的阴影,它的另一面则是对“生”的拥抱。

曲水浮卵或曲水浮枣之旧俗(孙作云《关于上巳节二三事》里有详细讨论),及《西京杂记》所载刘邦尝与戚夫人于正月到百子池灌濯、上巳前往彼处临水奏乐,充分隐喻了水作为生命之源的繁殖力量,不止是普通人,帝王家亦不免以此风俗求子,正是生生不息的持愿;而士女云集的上巳狂欢,春光笼罩的踏青游艺,则非常有利于青年男女的交往甚至恋爱——上巳是唱出春日恋歌的最好时辰。

那歌喉最初来自遥远的先秦时代。如“诗三百篇”里的《郑风》,多写男女情事,所谓“郑卫之音”,圣人不喜,后人读来却声色新鲜如在目前。

其中的《溱洧》即写郑国的上巳日,青年男女于溱水及洧水间游春时发生的爱情故事。他们在春水流涨的河边两情相悦,他们互相调笑和酬答,并赠以芍药作为定情物:

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蕳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

洧之外,洵吁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

溱与洧,浏其清矣。士与女,殷其盈矣。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

洧之外,洵吁且乐。维士与女,伊其将谑,赠之以勺药。

王勃的《上巳浮江宴韵得遥字》亦写于某一个上巳日的前后。诗中说:

刚刚开春,转眼就到一年的上巳了,而年光匆促,实在令人欢喜又惊心。参与饮宴的众人浮舟江中,兴致高昂而持久。随着这一舸漂流,山色间的浓浓绿意,两岸偶然凋零的几片红花,都入得眼中来,时而见出春日的繁盛,以及即将到来的暮春和初夏。

一路行去,但得见前桥后涧,时有虹影映入波中,时有泉声萦绕耳畔。然而止不住这兴尽悲来,到了暮春时节,这春天总是要渐渐远去,而江上的波涛迅速聚集旋又分开,潮起又潮落,一如人的聚而复散、欢会又离别。
上巳年光促,中川兴绪遥。

绿齐山叶满,红泄片花销。

泉声喧后涧,虹影照前桥。

遽悲春望远,江路积波潮。
王勃的这个上巳节,距兰亭雅集的上巳节,已时隔三百余年,但他为这一次发生在船上的浮江之宴也作了一篇序文,如王羲之为永和九年的兰亭之会所作之序那般,也如他自己后来为滕王阁之会作序那般。

他如此言说了自己的热情与满足:“偃泊山水,遨游风月。樽酒于其外,文墨于其间,则造化之于我得矣,太平之纵我多矣。”

这是欣然的姿态,也是暂时的陶醉。而在结尾,他却不知不觉地呼应了王羲之当年发出的喟叹:“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昔周川故事,初传曲路之悲;江甸名流,始命山阴之笔。盍遵清辙?共抒幽襟。俾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一言均赋,六韵齐疏。谁知后来者难?

这几句话,提示着横贯在这类主题中的永恒事物:不同时空中为所有人共享的同一场雅集,激情的瞬间,以及激情消退后的黯然销魂。

然而,山川是主而人是客,年光日迫又日新,岁月转轮无时或已,人生的聚散太短暂了,所能经历的时序更替也不过是几十个来回,除了以行为和文字不断复制或再现历史上曾经激动人心的聚会,又有什么更安慰人心的方式,用来纾解这永世的寂寥和悲哀呢?

于欢聚中看见消逝和离别,更要享受欢聚中的每一个激动人心的瞬间、细心观察周遭事物为之凝成的片刻,这才是诗人情深于世的方式啊……

自宋代以后,上巳日愈发不受重视,然而宋人刘克庄和近代女诗人吕碧城依然给出了自己对此一特殊传统的应和。

一阕《忆秦娥》,一阕《生查子》:
忆秦娥
修禊节。晋人风味终然别。终然别。当时宾主,至今清绝。

等闲写就兰亭帖。岂知留与人闲说。人闲说。永和之岁,暮春之月。
生查子

清明烟雨浓,上巳莺花好。

游侣渐凋零,追忆成烦恼。

当年拾翠时,共说春光好。

六幅画罗裙,拂遍江南草。
谈论王勃的部分,挪用自作者《全唐诗札记》之

《王勃:六朝锦色与早春之诗》中的段落,原文署名茱萸

✤|朱隐山

诗人,青年批评家,哲学博士,兼事随笔与诗词写作。

主要以“茱萸”为笔名出版诗集、论著及编选近十种,作品被译为多种语言。

现供职于某高校文学院,从事新诗史、当代诗及比较诗学领域的研究。



朱隐山的“诗词岁时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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