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遗憾，鸿茅药酒并不是什么“清宫珍贡”｜短史记

进入清宫的贡酒，只有两种。...

近年来，一些白酒厂商出于营销目的，非常喜欢将自己的产品包装成“御酒”或“贡酒”。比如，鸿茅药酒在官网上如此介绍：

“道光十年，即公元1830年，鸿茅药酒被山西大同知府敬献朝廷，道光皇帝饮用后甚喜，钦定鸿茅药酒为宫廷御酒，其后鸿茅药酒一直贡奉清廷，直至末代皇帝。据史料考证，鸿茅药酒在清朝宫廷的十大贡酒中，位居第五，成为清皇室养生益寿食谱中唯一的贡品药酒。”

很遗憾，有史料可查的清代贡酒只有两种，并不包括时下鼎鼎大名的鸿茅药酒。因嗜酒会误事、误国，酿酒又会消耗大量粮食，古代许多时候是严控酒业发展的。

周人推翻商人统治后，颁布了中国最早的禁酒令——《酒诰》，认为酒是祸乱之源，规定只能在祭祀时饮酒。在西汉，“三人以上无故群饮酒，罚金四两。”曹操厉行禁酒，民间甚至讳言“酒”字。《魏略》说：

“太祖时禁酒，而人窃饮之，故难言酒，以白酒（与后世的“白酒”不是一个含义，乃是指酒的颜色发白，不透明）为贤人，清酒为圣人。”

唐、宋等朝虽实行酒类专卖，不再禁酒，但也都提倡节饮。①

皇帝嗜酒，常常会招致大臣非议。《晏子春秋》记载：

“齐景公饮酒七日七夜不止，弦章请赐死以谏之。”

同样，皇帝也不允许大臣酗酒误事。明宣宗专门写过一篇《酒谕》，劝诫群臣不要喝酒：

“后世耽嗜于酒，大者亡国丧身，小者败德费事，酒其可有乎……夫非酒无以成礼，非酒无以合欢，惟谨圣人之戒而礼之率焉，庶乎其可也。”②

在这种文化和政策背景下，地方官员实不便以酒作为贡品；皇帝亦不会倡导各地进贡美酒。在明代，紫禁城中专设御酒房，以太监“掌造御用酒”。御酒房所酿御酒名目繁多，如荷花蕊、寒潭香、秋露白、竹叶青、金茎露等，大都是“色味冠绝”。

清代沿用隋唐旧制，在光禄寺下设良酝署，酿造黄酒、白酒、乳酒、药酒等御用酒。乾隆帝将玉泉山的泉水定为“天下第一泉”后，御酒都用玉泉山泉水酿造。

光绪年间，慈禧命人采莲花、菊花，加药酿酒，称为莲花白、菊花白，是为当时两大名酒。此外，宫中还在除夕饮屠苏酒，端午饮雄黄酒，都由良酝署负责酿造。③

出于安全考虑，皇帝即便喜欢地方上的某一种酒，也不会要求直接进贡成酒，而是招酒匠入宫，重新酿造。如唐朝初年，郢州刺史张去奢向皇帝进贡春酒的酿造法，宫中即到郢州招募酒匠，酿成“郢州美酒”，定为御酒之一。④

暨南大学的何新华教授，是研究清代贡物制度的权威学者。他梳理了海量清宫档案和官方制度类文献、地方史志、笔记资料、诗歌小说，以及清代保存的图画材料、北京台北沈阳三处故宫所藏实物之后，写成《清代贡物制度研究》一书，并制有详细的《国内贡物名目总汇》和《国外贡物名目总汇》。

具体到贡酒，何教授的结论是：

“清代地方向清廷进献的贡物种类千万，但除了蒙古进贡的半奶半酒的乳酒外，没有任何酒类贡品。”

这是因为：

“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清代统治者，时时处处努力维持正统性和合法性，为维护道统和治统，清廷绝不会把象征奢靡、堕落的酒品列入贡物单而授汉人以口实，史料档案也未见地方公开进贡酒类的任何记录。”⑤

与地方官员进贡酒类未见载于任何档案不同，记载蒙古进贡乳酒的史料颇丰。如康熙十三年，科尔沁等十旗除进贡羊外，还进贡乳酒108瓶；乾隆元年规定，蒙古内札萨克地区各旗每年进贡1只羊、1瓶乳酒，成为定例。⑥

除乳酒外，清宫中还有葡萄牙等国进贡的葡萄酒。如康熙帝六十大寿时，澳门圣保禄学院进贡的礼品中，包括了葡萄酒6箱，每箱12瓶。葡萄酒被康熙帝视为“大补之物”。⑦

除了蒙古乳酒和洋葡萄酒，清宫之中再无任何所谓的“贡酒”。



①侯红萍编：《酒文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89、190页；②王春瑜：《明朝酒文化》，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33、34页；③向斯：《紫禁城帝王生活》，第127、128页，中国工人出版社2015年；④《唐六典》：“今内有郢州春酒，本因其州出美酒。初，张去奢为刺史，进其法，今则取郢州人为酒匠，以供御及时燕赐。”⑤⑥何新华：《清代贡物制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42、43页，第57、58页；⑦汤开建：《天朝异化之角：16-19世纪西洋文明在澳门》，暨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3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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