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上时光机，一起去看古人的理财方法
我们的理财方法都是古人玩儿剩下的...
说到理财投资，许多人以为是近现代才流行的财务概念。实际上在中国古代，以家庭或个人致富为目标的私人理财投资观，很早就出现。
“理财”一词最早见于中国最古老文献之一《易经·系辞》，书中有一句话：“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意思是说，对于财物的管理和使用要有一个正当的说法，禁止民众不合理的开支和浪费，是理财最合宜的方法。
不少中国古典著作也有论述到理财观念，儒学名著《大学》除了论述个人怎么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途径来实现远大理想品德，里头不乏许多精彩的理财论述，包括用财与生财之道。该书中有一句话：“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意思是：生产财富离不开开源节流，生产的人多，消耗的人少；管理财富的人勤奋，动用财富的人节省，才能使国家的财富经常充足。
另外，从管子提出“仓廪实而知礼节”的观念，到王安石提出“聚天下之人，不可以无财，理天下之财，不可以无义”，这些古人言论无不体现了对理财的重视。可见，古人不仅有理财观念，当中也有不少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的地方。
按现代人的划分法，古人的理财观念可以分为三种类型：风险爱好型、风险中立型和风险厌恶型。
战国大商人吕不韦便是典型的爱追求高风险、高收益的理财方式。
吕不韦在商场上摸爬滚打几十年，其致富秘诀就在于“奇货可居”一语，往来各地，以低价买进，高价卖出，赚取其中的差额。他明白，只要不被垄断，一件货物价格主要由市场决定。当某一货物供大于求的时候，其价格就会被压低；反之，当货物供不应求，其价格自然就提高了。
换句话说，吕不韦理财的途径主要是发现有潜力、价值被低估的货品，注入资金买入，以获取巨大收益。当然，这种高收益回报往往伴随着巨大的风险。
而吕不韦一生中最大、最精彩的一笔投资，就是让秦国公子异人，即是后来秦始皇的父亲继位。
有一天他在赵国都城邯郸经商时，遇到在赵国做人质的秦国公子异人。一见之下，吕不韦便萌生了“奇货可居”的念头，计划把异人当作商品来投资，以期在帮助异人登上秦国王位后收获“立主定国”带来的“无数”倍的收益。
异人在吕不韦的力捧下，果然成了秦王，而吕不韦也因这笔政治投资获得极大成功，成了秦国相国、掌管秦国军政大权，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风险中立型介于风险爱好型和风险厌恶型之间。这种理财观遵守的原则是：收益必须超越成本与风险，选择最佳的投资机会。其典型代表是白圭。
白圭是战国时代人，《汉书》中说他是经营贸易发展生产的鼻祖，即“天下言治生者祖”。作为一个获得多方面成功的富商巨贾，他的致富之法就是常从大处着眼，通观生意全局，在具体的买卖经营上从不贪图眼前小利，也从不靠阴谋诡计等不正当竞争手段进行欺诈牟利。
他把自己的投资战术总结为“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与”。意思是说“以观察买卖的时势变化为乐趣，别人大多要抛售的东西就收购过来，而别人大多要收购屯积的东西就卖给他们”。
值得一提的是，白圭与某些唯利是图的奸商有着本质的不同。他曾说过一句话：“夫岁熟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意思就是在丰收年节粮食供过于求时低价收购，再将丝绸、漆品等生活必需品卖给比较宽裕的农民；等到蚕茧形成时节低价买进丝帛丝絮用品，同时把库存的粮食卖出去。
他这种经营策略在客观上调节了商品的供求和价格，有利于整体市场物价的稳定，也让老百姓从中获取了应得的利润，可谓一举多赢，利人利己又利国利民。这种经营手法，白圭称之为“仁术”，对后世影响甚为深远，使到他成为古代商贾学习的楷模。
风险延误型是古代中国最主流的一种理财观念，孔子“君子寓于义，小人寓于利”《论语·里仁》的观点影响了后来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由“君子罕言利”到“君子不言利”的演变也使得商业成了社会阶层的最底层。
由于知识分子耻于言利，自然也不会进行投资，他们大多追求的是一种低风险的、量入为出的资金合理安排。
我们的大文豪苏轼先生就是此中翘楚。当他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后，工资大幅减少，于是他痛下决心，决定把每天的开支控制在150文钱以内。具体的做法是这样的：每月发工资后取出4500文钱，分成30堆后用绳子串起来挂在房梁上，每天早上用一枝长长的画叉挑取一串，取完后就把画叉藏起来。平常在屋里放一只大桶，存放每天剩下的钱，以备来客时招待使用。
直到今天，这样的理财方法还在被广大工薪阶层所广泛使用。古代知识分子大多清贫，这和他们不善理财也有很大的关系，如果都能像苏东坡先生这样合理规划用度，相信李清照、柳永这样的偶像派诗人也不会有凄凉的晚景，而曾为检校工部员外郎的杜甫也不会发出“茅屋为秋风所破”的哀叹了吧。
苏轼的情况实际上与我们现代生活中的许多人非常相同，钱不够多该怎么存钱，苏先生又给我们好好的上了一课，你学会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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