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植物遗产高地上的普洱茶「帝国的背影里」

普洱茶，以其产区内大量存世的古茶树资源，雄踞于世界山茶属植物遗产的高地上，让自己的产品符号与世界茶叶原产地的重大命题重合。...

这是茶山狂欢的季节，特别是云南，各个山头的古树茶都已经提前在社交媒体上掀起了热潮。连续几年，云南古茶树的预售和采摘都已经成了一件重大的事情，这是普洱茶在空间维度上塑造的金字塔尖，对于大市场具有领衔作用。



普洱茶的发展历史有很长的记录空白，在近百年的时光中，能够快速地从一个本地化的产品一跃进入中心化的舞台，受到全国性乃至世界性的关注，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

在近百年的时间里，中国完成了由一个古典帝国转向具有现代普遍意义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中国学者开始突破固有的儒家“天下”秩序，进入到一个具有现代全球化视野的状态。

在这个背景下，普洱茶经历了一次根本性的裂变，它不再仅仅是帝国皇室的宠物；也不再仅仅是古典士大夫闲暇之余的玩物。在剧烈复杂的世界新思潮、新秩序的冲撞下，普洱茶，以其产区内大量存世的古茶树资源，雄踞于世界山茶属植物遗产的高地上，让自己的产品符号与世界茶叶原产地的重大命题重合。贡茶，是没落的东方奢侈品标签，很多当代的茶叶品牌依然需要依靠这个标签做强有力的背书。普洱茶也有这个标签，但并不需要那么有力，因为普洱茶具有超越帝国视野的更高使命……



大清王朝将古典大陆帝国打造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自1640年入关以来，在东北和蒙古的基础上不断开拓。17世纪的大清，横扫南明，攻克台湾，击败准格尔汉国，收复新疆。清帝国的统治者以皇帝的身份入主中原，以大可汗的身份统摄蒙藏。一时间，其政治秩序、军事秩序和精神秩序都达到了一个种高度的内部均衡状态。这是帝国的荣耀，但转瞬即逝……

就在大清帝国盛极一时的时候，西方世界展开的大航海推动的远洋贸易正在慢慢的构建一种新的世界秩序，这一切都在帝国的视野之外发生。这也并不是说大清帝国没有与海洋秩序触碰的机会，只是盛极一时的帝国以傲慢的姿态拒绝了。

古典帝国以儒家精神秩序主导的中央—中原—边疆—番邦的版图结构，正在麻痹精英阶层的神经系统，他们对自己信仰的秩序有着一种执念，对这个结构之外的体系嗤之以鼻，对番邦之外的世界不屑一顾。

大清贡茶与帝国版图一样表现出了一种超越过去的规模。这种超越过去的规模直接就反应在贡茶的进贡省份的增加，从明朝的5个省扩展到13个省。在整个大清贡茶体系中，除了历史上传统的贡茶品类之外，还新增了很多此前名不见经传的名字，普洱茶就是一个典型。

在《清代贡茶研究》一书中，罗列了很多帝国统治者在与国家内部的王公大臣，以及番邦属国的互动中赏赐茶叶的资料。多元身份的帝国统治者在茶叶嗜好上也有极强的包容性，中原嗜好和边疆嗜好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极大的协调。

与此同时，很多特别贴近帝国统治者嗜好的地方性茶产品受到青睐，逐渐在贡茶体系中占据较大的份额，最终成为主角，不仅成为帝国贵族生活习惯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也高频出现在帝国礼部和理藩院的礼单上面。

到了大清帝国的中后期，王朝面对的世界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而最大的冲击主要是西方世界主导的海洋秩序。清帝国对海洋秩序的无知导致其不得不借鉴在处理内陆边疆问题上的成功经验。

因此，在面对海洋秩序的时候，帝国的统治阶级和精英阶层在判断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失误。例如，乾隆时马嘎尔尼使团来华，乾隆的赏赐就将其视为一个藩国的规格。到了鸦片战争前后，面对海疆的威胁，帝国统治者在用人上面也是将西北和海洋等同视之。将驻守过喀什噶尔的奕经派去杭州抗击海上的英军；将打完鸦片战争的林则徐发配到西北。

成形于唐宋的“以茶制夷”策略事实上也是作为在中原与草原对峙状态下的一种羁縻之策，大清帝国超越过去的规模属性已经改变了“以茶制夷”的核心要义。茶，作为帝国内部流通的一种商品，不再兼任国家“边防”的意义。而帝国精英在面对海疆威胁的时候，依然是从古典文献中在寻找答案。“以茶制夷”这个几乎被在朝野上下达成共识的认知基础，却即将面对海洋秩序的重构。琦善、林则徐、包世臣等确实是博古通今，有太多的历史经验告诉他们，茶叶对于蛮夷的羁縻之效。只是站在海洋上的西方列强，存在于儒家“天下”秩序的视距之外，他们相对于大清是陌生的文明，但并不是“蛮夷”。

林则徐虎门禁烟的策略就是以鸦片换茶叶，在其初见成效以后，给英国女王起草的信函里暗含着一种中国传统儒家士大夫的精神情绪。那一代知识分子始终带着一种儒家的天下情怀，不能理解来自海洋秩序的精神内核，这成为了一种巨大的沟通障碍。无法沟通，就只能诉诸武力。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让帝国的繁华泡沫破灭。也就是清政府在军事上节节败退之后的谈判中慢慢开始认识西方列强的意图，贸易以及更加开放的市场。



在“同光中兴”的背景下，大清以茶和生丝为代表的传统产业出现了复兴的迹象，图片为大清晋商在沙俄开的茶庄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大清的国门更加洞开，英国人开始主导大清的关税。关税征收的效率得到大幅度的提升，大清的财政状况得到新的补给。同时黄金相对于白银的对比价格不断上升，以白银作为本位币的大清货币在不断的贬值，一方面刺激着出口，另一方面使得资方资本到大清投资变得有利可图。洋务运动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轰轰烈烈的进行，为“同光中兴”做了另一种解释。

在这一时期，大清的工商业得到了一种空前的发展。大清依托于拥有先天优势的茶叶和生丝等传统产业，迅速构建起了一个庞大的贸易网络，海外市场的规模进一步得到放大。茶叶产量由清初的235万担到光绪时增至450万担，1880年到1894年，茶叶为大清创造的关税收入达到5338.9万两。遗憾的是，大清庞大的人口规模导致那种以节省劳动力为目的的技术升级面临着巨大的推广障碍，茶叶商业的繁荣，伴随着的是茶业从业人员的增加，并没有带来产业结构的变化。当大清还陶醉在茶叶产业带来的巨大商业优势中的时候，西方列强正在借助于科技手段改变对华贸易中的不利局面。

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经过多番尝试在印度试种茶叶取得成功，其后迅速以工业化的思维将茶园面积扩大，将加工技术标准化，将市场网络辐射至全球。印度和斯里兰卡的茶业在这个背景下得到迅速发展，并且逐渐威胁到中国的茶叶出口利益。大清的精英分子原本还想利用茶叶作为筹码在与西方的互动中占据优势，没想到西方植物科技与产业经济的协作给大清的这种传统优势来了一个釜底抽薪。

清朝后期的财政对于关税的依赖非常紧密，当时中国的茶叶出口到英国需要交纳35%的关税，而来自英属殖民地的印度产区是0关税。在新的国际贸易秩序中，当时的中国缺乏完整的国际贸易认知。英国在这一轮贸易上的成功，给印度茶争取了更多的话语权。以至于后来，世界上很多地区的消费者知道有印度茶，而不知道中国也产茶。而正当大清帝国在内忧外患的困境中走向谢幕的时候，茶叶已经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的饮料，缺乏现代世界视野的帝国精英不知道这一片叶子意味着什么。柴米油盐酱醋茶，琴棋书画诗酒茶。茶，切入到了帝国各个阶层的生活场景之中，他们日复一日的重复着自己的生活，念叨着悠远的传说。在硝烟四起的国土上，也并没有消弭那一盏茶香。

在一杯茶里，江南情调春风化雨；徽杭古道吴侬软语。中原的士大夫始终有一种江南情绪，那里的山水、女人、茶被他们一遍遍的咏叹，像梦里的水墨，如梦似幻地嵌在我们的精神基因里。当这一切都在世外桃源一样的笔法上静默着、洇染着的时候。突然，一个来自大洋彼岸的疑问开始刺激着中国人的神经！“你们中国也产茶吗？”

这个问题，对于当时的帝国精英确实是有点哭笑不得，但更多的是措手不及。谁也没有预想过这会是一个问题，谁也没有预料到这个浸淫茶事日久的民族在这个时候却无法马上做出有力的自我辩白。开眼一看，在茶上，中国依然是茶农—茶商—茶客的结构，而西方主导的茶叶产业已经形成了实验室—基地—工厂—全球销售系统—全球消费人群。当这个问题抛出来的时候，我们连一个茶学专业学科的人才都没有。这个问题，茶农回答不了、茶商回答不了，茶客也回答不了，政治家想回答却也回答不了。

谁最适合回答这个问题？

在帝国背影渐行渐远的时候，一代专职以茶为业的中国人，正在新的世界秩序和视野框架之下，酝酿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他们把自己的青春投入到了这项伟大的事业里，只为从容的回答“中国，不仅产茶，还是世界茶叶的原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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