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扉旧事(36)我姓涂,糊涂的涂 张国领专栏

 

他是在借山的名义,表达心中的思念之情……...







柴扉旧事(36)



我姓涂,糊涂的涂
张国领


我一直认为,我所认识的人,都是命中注定要认识的,要不然世界上几十亿人,为啥我偏偏和这个相识而没有与那个相识?

我还认为,我今生的朋友,都是前生有缘的,要不然我认识那么多人,为啥有的人可以擦肩而过、忽略不计,有的人却一见难忘、一生交往?

其实我的人生之路是一条很单纯的线,高中毕业后就参军入伍至今,没有复杂的社会系,所以我的朋友圈儿,除了同学就是战友,后来因为热爱文学,才又多了一批诗人和作家。

从军四十年,一直保持热络联系的,不超过三十人,其中就有涂维龙。去年正月十五我到合肥参加他儿子的婚礼,他一定让我在婚礼上说几句话,我说了,就是从我与他的关系说起的。我与他是同一个团的兵,上过同一期新闻报道班,师从同一个老师,有共同的爱好,在同一个屋里住过一年多时间,我们一同到基层采访,走遍了安徽的大部分县市。不同的是,他比我当兵早两年,我比他入伍晚两年,他在五连,我在七连,认识那年他二十二岁,我十九岁,他是初中毕业,我是神后高中毕业,虽同写新闻报道,他的成就却远比我大,我的成就远比他小,他能说会道,我不善于表达,他三十年前就离开了部队,回到地方工作,我至今还在部队服役……

我们两个是1983年8月同时调进武警总队宣传处当报道员的,那时总队机关在古城郢大院内,他从蚌埠淮河大桥营区来总队报到,我从巢湖家场来总队报到,我比他近,所以早到了一天。第二天他到总队时已是晚上,那时总队刚成立不久,住房紧张,两名干部分一间宿舍,我们俩都是战士,没有宿舍,正巧有两名干部家在合肥,晚上都回家住,我们俩就被安置在他们的宿舍里。第二天早晨起来,我准备拿牙刷刷牙,可找了半天没找到,这时我看到我的牙刷正被涂维龙使用着,我问他是不是拿错牙刷了,他说不是拿错了,是借我的用一下,因为来的急,他的牙刷没带。说完了还又补充一句:“我没有传染病。”第一次经历使用过的牙刷被人借用,不知道是不是符合国际惯例,我一时有点无法接受。但他是老兵,阅历比我丰富,那一刻我不知说什么好,只能理解为他是把我看成了亲兄弟。

后来的实践证明,他确实是把我当成弟弟在带着。记得我们俩调到总队后的第一次采访,是到安庆地区支队,支队领导对这次采访很重视,对我们很热情,涂维龙主动向支队领导介绍:“我们俩是总队宣传处的,我姓涂,糊涂的涂,这是我们报道员小张。”支队长程志学还在支队机关队列前向我们敬礼,当时我并不知道支队领导是把他当成了干部,把我当成了战士,造成了支队长敬礼我们俩都同时还礼的尬尴场面。后来我才明白这糊涂的涂其实一点不糊涂。

我和涂维龙经常一道下部队采访,无论到哪里,场面上的应付都是他出面搞定,因为他什么困难的场合都能游仞有余。那时战士的津贴费很少,每月只有十几元钱。我们下部队一般都是乘火车,火车车少人多,啥时候都是一票难求,买不到票的时候我们只能买一张站台票先上车。上车补票本来是可以的,可我们上车之后总是忘记补票。说来也怪,每次没有补票的时候,往往就会遇到乘警查票,怎么办?要让我就没有办法了,但涂维龙有办法,看这边要查票了,他拉着我快速来到另一截车厢,找到列车员,从身上掏出《上海铁道报》的通讯员证,对人家说:“我们是上海铁道报的通讯员,上车就发现你一直在忙碌,精神很令我们感动,想对你做一次采访。”这种情况下列车员就会把我们带到列车员室介绍情况,查票员也就无法查到我们逃票的事儿了。这里举此例决没有揭涂兄之短的意思,这说明他机智灵活,总能把不可能的事变为可能。

我是踏着改革开放的鼓点入伍的,在部队这四十年,赶上了一系列国家和部队的大变革,第一个大的变革就是不准在战士中直接提拔干部,要从部队院校培养军官。经院校就要考试,涂维龙是初中毕业,考军校的难度和我一样大,但他从不气馁,一门心思都放在对新闻工作的钻研上。他的新闻敏感性极强,为了获得新闻线索,他建立了各种渠道的关系,各个部门的人他都主动接触,只要听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抓住不放,不管领导是否安排,都主动去采访、挖掘,经常连夜写稿,第二天一上班就骑上自行车往报社跑。见了编辑软磨硬泡,直到稿子见报为止。报社的编辑老师一般对他的稿子都会网开一面,因为不刊登他会不停地打电话询问,上门去催促,甚至是坐在人家办公室里不走。当然他这样做是对自己写的稿子有充分自信的,他的敬业精神给编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些年,在安徽的新闻界,他的名气很大,这名气除了稿子见报多,就是他软缠硬磨的投稿方式。因为他心里清楚,要想不再回到广德农村老家,必须在部队找到一条出路来。

1983年底的时候,我入伍已满五年,涂维龙入伍已满七年,都是超期服役的老兵了,随时都有退伍的可能,人生到了真正的十字路口。想留在部队只剩下两条路,一条是提干(这比较渺茫),一条是转志愿兵,这相对容易些,但转了之后只能在部队干十三年,十三年后转业到地方,国家可以安置工作。无论走哪条路,一旦选择了就无法更改,为此,我们两个多次彻夜长谈。我们团有位老领导叫徐金火,在总队任警务科长,转志愿兵的事就归他负责,他多次询问我们,转不转早拿主意,如果要转志愿兵,就马上告诉他。

是转?还是等?机会都只有一次,在这件事上,涂维龙比我有主意,他坚决地说:“我们不能转志愿兵,如果转了,以后就永远是一个兵,不转,可能还有机会。当然不转并不一定就一定能提干,不能提就只有退伍回农村,但我们不后悔。”我觉得他的分析有道理,就打消了转志愿兵的念头。

人,一旦只剩一条路的时候,就能做到心无旁骛。

我们俩跟着我们的人生导师周广庭,不分昼夜地采访、写作、送稿、发稿。那几年,在安徽,周广庭、涂维龙、张国领,这三个名字在报纸、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上,出现的频率最高,好多人不知道武警总队总队长是谁,但都知道我们三个是武警总队的三枝笔。我和涂维龙都对周广庭充满了感激,因为所有出头露面的事儿,所有能给自己增光添彩的事儿,所有能引起领导关注的事儿,他都把我们两个往前面推,为的是使我们的个人问题早日得到解决。

这样奋斗了一年多,到1984年8月的时候,终于有了一次机会,武警总部和北京军区、第二炮兵等单位,联合举办一期新闻干部教导队,学校在北京的徐辛庄。可惜的是,那次选拔学员有明确的年龄限制,不得超过25岁。涂维龙那年是27岁,我有幸去参加了学习,而涂维龙却落选了。上学走那天,涂维龙到车站去为我送行,我看着他心情很复杂,毕竟他兵龄年龄都比我长,我去学习了他却没有去,可我又不知怎么安慰他,此时说什么似乎都是多余的。但我还是说了:“无论从哪方面说,这次都应该是你去学习,这次机会是你让给我的,没有你多年来兄弟般的帮助,我可能早就退伍了,但我相信上天一定不会辜负一个为事业付出全部心血的人,你肯定还有机会。”

果然,就在我去北京上学半年之后,经上级批准,安徽总队举办了一期预提干部教导队,涂维龙被破格录取。一年之后,他被提为军官,那年他29岁,这样年龄的老兵提干,在安徽总队的历史上都是少有的,这充分证明了他的优秀、他的不可多得、他的被公认,还有就是那句老话,功夫不负有心人。但这个年龄提干,在讲究年轻化的部队里,发展的空间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提干三年后,他毅然放弃热的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

常言说,是金子在哪里都会闪光。涂维龙开始转业到广德县委宣传部工作,几年后,宣州日报招收编辑,他以高分考取。在报社这些年,他当过编辑,当过印刷厂厂长,广告部主任。去年已到了退休年龄的涂维龙,却被报社“硬”给留了下来,因为他所担负的工作,一时还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一个人,能把一项工作干到让单位离不了他,这恐怕不是单纯的敬业二字所能够解释的。

前两天涂维龙给我打电话,说让我一定抽空去他那里小住,看看敬亭山,他说:“你是诗人,敬亭山是江南第一诗山,当年李白就是在这里留恋忘返不愿离去,诗人不来敬亭山就称不上真正的诗人。”说着他还给我背诵了一首李白写敬亭山的诗《独坐敬亭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

他说敬亭山的时候,我知道老兄是又想我了,他是在借山的名义,表达心中的思念之情……

作者简介




张国领,河南禹州神垕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丰台区作家协会副主席,原《橄榄绿》主编、《中国武警》主编,武警大校警衔。出版有散文集《男兵女兵》、《和平的守望》、《和平的断想》,诗集《绿色的诱惑》、《血色和平》、《铭记》《千年之后你依然最美》《和平的欢歌》等11部,报告文学集《高地英雄》等2部,《张国领文集》十一卷。作品曾获“冰心散文奖”,“解放军文艺新作品奖”一等奖、“战士文艺奖”一等奖、“中国人口文化奖”金奖、“群星奖”银奖、《人民日报》文艺作品二等奖、“2009中国散文排榜”第六名、 “河南十佳诗人”等多个奖项。作品被收入《军事文学年选》《我最喜爱的散文》《中学生课外精读》等三十多种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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