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内冲突与管控》自序】反思与批判：一条通向敞亮的路 郑杰

《狱内冲突与管控》自序



反思与批判：一条通向敞亮的路

郑　杰

监狱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场所，警囚、囚囚间的日常交往和互动构成狱内最基本的社会存在。作为警囚、囚囚交往互动的一种必然和重要的表现形式，冲突是狱内相对稳定又脆弱的警囚、囚囚关系的直接反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普遍存在的客观现象。直面警囚冲突、处置囚囚矛盾，伴随着每一个监狱民警刑罚执行和矫正教育工作的始终。

狱内冲突具有典型的时代性特征，它是囚犯“惩罚与改造”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而表现出的现实性问题。按照我的理解，狱内冲突既是警囚矛盾、囚囚矛盾的体现，也是解决矛盾的一种策略；狱内冲突的存在，既标志着刑罚执行与矫正教育出现了不得不解决的问题与障碍，也标志着刑罚执行与矫正教育发展新契机的到来。

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置身刑罚执行和矫正教育工作中，但我们似乎又总是被日常工作的表象所迷惑：惯常的、本然的、惰性的日常工作形态以其特有的影响，将我们纳入不证自明、理所当然的逻辑中，好像事实就是这样。于是，问题、怀疑、诘问、反思都不再需要，我们要做的只是如复印机那样简单、机械地拷贝别人告诉我们的“真理”。正是在这样一种逻辑中，我们越来越迷失刑罚执行和矫正教育的终极目的和意义，失去了改造自我和改造世界本有的向前看的德性品质，失去了洞察实践的精神动力，也不再需要追根究底地进行“这是什么”“为何如此”“如何可能”之类的追问。

狱内冲突研究完全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性工作，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假设。我试图借用一种“描述”的途径来表现狱内冲突，借由“澄明”一词来帮助大家理解发生在警囚身上（边）的冲突事件，企盼激发大家的反思：

矫正教育遗忘和失落了什么？

通向本真的矫正教育究竟是怎样的一条“路”？是哪些东西在遮蔽着这条“路”？

如何激活和达成矫正教育的本真目的？

监狱民警的应然角色是什么？如何在矫正教育的舞台中央扮演自己？

这些问题很难回答。它们需要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或许还需要一种对刑法执行和矫正教育场所的亲身经历。



法国哲学家福柯说：“我认为，人并没有被锁定在历史的框架中；我所做的全部努力主要想告诉人们，历史是塑造出来的，它充满了人为的技巧和动机的关系，因而是可动摇的和可改变的。但前提是，担负这一使命的人须具备改变事物的勇气。”狱内冲突，也并非什么深奥的理论探究或单纯的苦思冥想，它就在我们每一位监狱民警的面前，若隐若现。我们需要拿出福柯所说的这种勇气，放慢脚步，与它娓娓而谈；反思与批判即是一条通向敞亮的“路”，现在要做的是“上路”——让我们去思考，去言说，去探究自身的历史处境，追问问题的根源，呼喊解放的可能。

视野的扩大往往容易流于空洞。如何把握好研究的分寸，是我在阐述中时时提醒自己关注的一个问题。我的研究追求研究对象的“微观化”，力求真实再现狱内冲突千姿百态的外在情形，深入分析狱内冲突发生、发展和变化的内在机制。因此，与狱内冲突相关的人物、事件、场景乃至个人经验常常是我们一起讨论的对象。当然，研究视角的“微观化”并不意味研究结论的“边缘化”。大处着眼，小处着笔，向来是我的研究习惯。

我特别注意在思辨研究与实证研究间寻求一个适当的平衡，试图将理论的阐释与建构基于刑罚执行与矫正教育基础之上，使理论与现实相互融合并最终回归到学理层面上。这样，当可克服当前某些“只重文本描述，忽视理论构建”的研究取向的弊病，更好地弥合理论与实践间的差距。

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曾经指出：“一种话语或理论是不是有用，当取决于它是否阐明了特定的对象，是有助于抑或有碍于特定的工作。”我的初衷并不是试图写一本严谨的学术著作，也并不承诺一种宏大的综合（狱内冲突问题涉及学科领域之宽泛，完全超出我的知识储备），但希望发现和阐述一些哪怕暂时性的、不清晰的观点，借以激发、挑战和传递某些理念。毫无疑问，我的有些观点是模糊的或是简化的。不过，我的目的一直都是提请大家注意那些解释或者管控狱内冲突的尝试中可能会产生的问题，而不是提供标准答案。我的本来目的是描述，不是解释。当然，如果一种描述是有效的话，就必须更进一步对其做出解释——如此才能使事物具有意义。希望读者能够接受这种从正统论述到兼收并蓄的转变——也就是严谨但呆板的论述到实证和思辨相结合的转变。如果读者在阅读本书时，能够像我在写这本书时那样感受到无处不在的挑战，那将是我乐意看到的，也是对我极大的褒奖。

狱内冲突研究是根难啃的“硬骨头”。选择这样的课题进行研究，既需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和胆识，也需要谨慎科学的态度。开放的、动态的、辩证的研究取向，是我努力争取的一个方向。实证性、创新性和系统性，是本书的特点。当然，作为第一本专门研究狱内冲突的书，无论在理论功底还是实践指导上，无疑还显稚嫩；受制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一些原本计划中的调研也没能如期开展。这都没什么要紧。如若我尽管稚嫩但认真的研究能够对监狱民警的日常困惑有所启迪，或是唤起更多学者关注狱内冲突，则幸甚。

你可能已经注意到，本书的献词是“理所当然地送给文漪小朋友”。文漪小朋友，是我挚爱的女儿。本书出版时，她刚好三周岁。是她，用大大的眼睛热切地注视我，让我平添些许勇气和力量，陪伴我平心静气地克服研究中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讲，献词中的“理所当然”都是多余的。《福建监狱》编辑兰红也曾含蓄地批评我，说我行文历来“拖沓冗长”。只能说，“拖沓冗长”是我长期从事矫正教育工作养成的一种职业病。尽管努力避免（现稿在初稿基础上已删减十余万字），但我还不得不带着谦意承认：这类的“拖沓冗长”在论述中肯定还有出现。

从我所在城市的师大图书馆出来，步行几分钟便是九龙江。为了咀嚼从书本上得来的信息，为了排遣研究中的烦恼，我多次沿着江畔漫步，走很长很长的路——周遭的景致有助于我的思考。有时，我也不做思考，只是独坐一处，托腮远眺任凭思绪飘扬——我称之为发呆。

思考和发呆，可以把你经历的一切转化为财富：艰难/顺遂、悲伤/喜悦、痛苦/欢欣……

苏东坡《司命宫杨道士息轩》诗曰：“无事此静坐，一日似两日”。回头想来，我对生活和工作能够一直充满激情兴致勃勃，全仰仗思考和发呆。

思考和发呆于我是一种享受，莫大的享受。

谨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