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虫子的声响:文武大臣跪地而拜，不如一只蟋蟀给他以安宁 悦读

忽闻门外虫鸣，惊起觇视，虫宛然尚在。喜而捕之，一鸣辄跃去，行且速。覆之以掌，虚若无物；手裁举，则又超忽而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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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闻门外虫鸣，惊起觇视，虫宛然尚在。喜而捕之，一鸣辄跃去，行且速。覆之以掌，虚若无物；手裁举，则又超忽而跃。急趋之，折过墙隅，迷其所在。徘徊四顾，见虫伏壁上。审谛之，短小，黑赤色，顿非前物。欧洲电影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的《末代皇帝》中，三岁的溥仪在太和殿的登基大典上，被大臣陈宝琛随身携带的一只蟋蟀给迷住了。文武大臣跪地而拜，不如一只蟋蟀给他以安宁。

山东德州有个宁津县，是个盛产蟋蟀的地方，被授予“中华蟋蟀第一县”。都说“螺蛳壳里做道场”，在这里行走、听看、聊想，也能体会到“蟋蟀身上有文章”。

蟋蟀又名蛐蛐、促织。蒲松龄的短篇小说《促织》，说的就是蟋蟀的故事。

“

早出暮归，提竹筒、铜丝笼，于败堵丛草处，探石发穴，靡计不施，迄无济。即捕得三两头，又劣弱不中于款。

也就是说，逮蟋蟀是个技术活儿，需要一点工匠精神。

具体时间不确定，感觉整天都有机会，“早出暮归”，朝九晚五，属于体力活。现在的宁津，逮蟋蟀有时单选在晚上。

“

一轮明月挂中天，千家万户梦正酣。远处传来蛩虫声，捕蟋人儿急向前。

古语里，“蛩”就是蟋蟀。有个说法，“蟋”是雄性，“蟀”是雌性。斗蟋蟀实际上是“斗蟋”。

工具是“竹筒、铜丝笼”，具体是什么样的竹筒，什么样的铜丝笼，就有等级差别了。蛐蛐喜欢呆着的地儿也有点特别，“败堵丛草处”。反正，不是召之即来的善茬。动作幅度还比较大，“探石发穴”。不说掘地三尺，怎么着也得掘地一尺吧。

关键是这么折腾，还很有可能一无所获。“有枣没枣打一杆”，掉下几个枣，还是“歪瓜裂枣”，总之是一个“不中于款”，不够档次，白忙活一场。害得小说主人公成名，在苛政猛于虎的年代，为了一只秋虫，“转侧床头，惟思自尽”。按说此前他早就死过一回了，听说要逮秋虫，左不行右不是，退堂鼓声声响，“忧闷欲死”。他老婆说话了，一顿痛斥，死何裨益？死何裨益？有时男人的耐性就不如女子。女本柔弱，为妻则烈，为母则刚。就像有的蟋蟀，看似羞答答的，狠时来一口，动人心魄。彭旸 《促织图》

蟋蟀之理，通人理。什么行当都有自己的“渠渠道道”，是内行驰骋的疆场。而外行，乐观点的就没心没肺地看热闹；悲观点的就羞愧不已，跟成名一样，押上了身家性命。逮蟋蟀的高手，人称“撬子手”。这些人听着蟋蟀的叫声，就大致能辨识出是个什么种类，什么水准。至于到哪儿逮蛐蛐比较有胜算，这要基于生活经验。比如，哪个地方洒过农药或化肥，就不要在这里白费功夫。

蟋蟀也单列门户，是一个界别，还是一门精致的学问。成名没有入门，只好把希望寄托在“驼背巫”的身上。经过巫师的点化，他见着了一只上档次的蟋蟀，“掭以尖草，不出”。有档次的蟋蟀是很矜持的，或者说不肯束手就擒。但人类岂是“等闲之辈”，分分钟就下了猛招，“以筒水灌之”。这也忒狠了！面对区区一只小虫子，竟然不害臊，玩水漫金山那一套，害得人家只好“始出”，逃命为上！

这是一只什么样的蟋蟀呢？

粗略看过，“状极俊健”。待好好 “审视”一番，发现不简单，“巨身修尾，青项金翅”。

作家毕飞宇在解析这篇《促织》时对这八个字深有感触：“巨身修尾，青项金翅”，极简的文字，把蟋蟀王国中的贵族定格了。

宁津人也试图对当地产的蟋蟀进行了一番认定：

“

此地蟋蟀，体色漂亮；头圆须长，胸宽体壮；齿锋锐利，鸣声高亢；骁勇善斗，武艺高强。

还是太文气。

于是也就有了“个大、头大、腿大、斗劲大”的总结，一目了然。

玩蟋蟀是一个系统工程，环环相扣，滴水不漏。

逮着了蟋蟀，要给人家安顿一个住处，也就是蟋蟀盆。蟋蟀本来就是个玩物，蟋蟀盆不免随之“嗨”起来。

蟋蟀盆有南北之分。南盆以精巧秀美见长，用的泥多为苏泥，密度比较低，但质地细润，敲敲成品，出来的声音是 “噗噗——”。北罐以厚重质朴见长，制作一气呵成，用泥产自北方，泥质坚密度更高，成品敲起来是“当当——”。

南拳北腿，南盆北罐。不过，逮蛐蛐的、养蛐蛐的，一般不玩这些花样，用的蟋蟀罐，很素朴，就像人的住处，还是个毛坯房，墙面只简单粉刷了一遍。简单有时就是最大的时尚，他们称之为“素罐”。专业玩家，那就层层加码了。就像一些人的手机壳，有镶耳环的，有板砖效果的，有长耳朵兔子造型的……完全超出了实用功能和装饰意味。

虫子有了，罐子有了，下边好戏就要开演，就是斗了——“抖擞精神上战场，腾跳撕咬近疯狂。神勇无敌冠华夏，宁津因咱把名扬。”

这个“腾跳撕咬”，也是有讲究的。有的是进攻型的，性子有些急，虎虎生威，主动出击，先发制人，专业术语是“武口”。但往往后劲不足，眼看一招没法制胜，程咬金三板斧，不见动静，就更狂躁了。猴急是容易坏事的，有点像西楚霸王。

有的是防守型的，性子有些慢吞吞的，腿劲儿跟不上，身体瘦弱，体力不支，既有先天的基因作用，也有后天的营养流失。总之有些闷，要么心思太重，要么本来就是蔫的，提不起精神，于是被称为“文口”。知识分子有时就是这么一个模样。

最好的，当然是文行武斗的类型。也就是有勇有谋，文武双全，该“文”的时候“文”得潇洒，该“武”的时候“武”得酣畅。是一只讲究策略的虫子，是一只灵活应变的虫子。

有文有武，其实也是真性情。人不太可能一直“文”，也不太可能一直“武”。一会儿“文”，一会儿“武”，这理应是基本姿态，也就是一个矛盾体。如此这般，人才算得上一个“真人”。就像唐代诗人王维，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是倾心自然风景，总是享受着清丽自然中的闲适生活：“北山白云里，隐者自怡悦。”“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而这只是诗人的一个面相。“忘身辞凤阙，报国取龙庭。岂学书生辈，窗间老一经。”他也喊出过此类的铿锵之音。

当然，能文能武毕竟难得。凡事难两全。做一只蛐蛐难，做一个“唱念做打俱佳，文武昆乱不挡”的蛐蛐更难。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一朵花不只是一朵花，一只蛐蛐并非一只蛐蛐。

在人的眼中，蟋蟀还有“五德”，详细说来，就是“鸣不失时，信也；遇敌必斗，勇也；伤重不降，忠也；败则不鸣，知耻也；寒则归宁，识时务也”。一只讲品德的虫子，也是一只人化了的虫子。

而“京城第一玩家”王世襄的愿望，就是直接成为这只虫子：“我有时也想变成蛐蛐，在罐子里走一遭，爬上水槽呷一口清泉，来到竹抹啜一口豆泥，跳上过笼长啸几声，悠哉！悠哉！”人与虫，已经化为一体了。

还是这只蟋蟀，能处江湖之远，也能居庙堂之高。

明宣宗朱瞻基喜欢斗蛐蛐，时常给景德镇下达指令，要给他的那些可爱的虫儿寻找幸福的家，也就是青花瓷罐。他还是个不错的画家，有自己的美学修养与审美品位。这么一来，瓷罐就不是一般的瓷罐，蛐蛐也就不是一般的蛐蛐了。

“

他在蟋蟀的凶猛残杀中得到了在繁忙的朝政中难以体会到的满足——相比那个容易让他产生惶惑和无力感的现实世界，这个仅凭决斗就定出高下的蟋蟀斗场，是不是来得更加简单和快意？

作家江子在散文集《青花帝国》中如是写道。

蟋蟀给高高在上的皇帝，以心灵的抚慰，安顿着他躁动的灵魂。

到了电影《末代皇帝》，还是蟋蟀，见证着一个王朝落寞的背影。

白居易有诗：“西窗独暗坐，满耳新蛩声。”杜甫写有句子：“促织甚微细，哀音何动人。”纵然微细，不过也在历史长河中制造出属于一只虫子的声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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