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尚发：糟糕的批评，是用自我趣味来堵塞更为开阔的认知 新批评

第六届《文学报·新批评》优秀评论奖作者特辑第六届 《文学报·新批评》优秀评论奖评选结果近日揭晓。南帆、贺绍俊...

第六届《文学报·新批评》优秀评论奖作者特辑

第六届 《文学报·新批评》优秀评论奖评选结果近日揭晓。南帆、贺绍俊、张炜、潘向黎、何大草、徐兆寿获得优秀评论奖；谢尚发、张熠如获得优秀评论奖新人奖。

这几天我们将陆续推送这八位作者新写的一组文章，分享最新的思考，也审视着自身的写作观与批评观。对于文学批评，人们总抱着各种各样的态度来对待之，尤其是当下这个时代，从未见过文学批评如此活跃，以至于几乎与创作齐头并进了。但令人侧目的是，文学批评有多么热火朝天，它的缺陷与困境也就暴露得多么明显醒目。以至于斯坦纳直言不讳地说：如果能当作家，谁会做批评家？……如果能赋诗传唱，如果能从自己有限人生中取材并铸就不朽小说，创造永恒形象，谁会选择作文学批评？……批评家过的是二手生活。他要依靠他人写作。他要别人来提供诗歌、小说、戏剧。没有他人智慧的恩典，批评无法存在。尽管凭借风格之力，批评也可能成为文学，但往往情况不多，除非是作家为自己的作品作评论或为自己的史学辩护……批评家凭能力成为了人物，他的劝导和争议发挥了公共作用。批评家互相吹捧。聪明的年轻人不再视批评为挫败，不再视批评为与自己有限才华的灰沙逐渐忧郁地妥协；他们认为批评是声名显赫的志业。这不仅好笑，结果也有害。斯坦纳这一大段对于文学批评的抱怨，放在中国当下的文坛，实际上一点都不为过。当一个文学批评者不自量力地宣称可以“重写历史”、“引领公众”等的时候，就意味着文学批评不但变了味，而且误导了阅读者，也在误导着自己。巧合之下，读了阿甘本的《何谓同时代人？》、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批评的功能》《批评批评家》以及斯坦纳的《人文素养》等五篇关于文学批评的文章，笔者决心来一次“剜心自剖”的返身观照，以期待从中探索出些许文学批评的奥义来。

学者黄子平曾在一次暨南大学的研讨会上指出，“批评总是同时代人的批评”。他所借用的资源便是阿甘本的《何谓同时代人？》。重返这篇重要的文献，黄子平最终落脚在这样一个判断上，即 “我们写文学史，不是为了去关注那些遥远的或者晚近的文学现象，而是要把这些文学现象带来当代，带来跟当代对话”。从中也不难看出，黄子平所言述的，乃是对当代批评的某种程度的不满。有必要重回阿甘本的这篇小短文，从中来透析足以给我们借鉴的经验。

《何谓同时代人？》一文，是阿甘本参加某个研讨会的发言，整篇文章简洁而无任何冗余的话语。在首先追问“何谓同时代人”之后，阿甘本提出了他的第一个重要的观点——这种与时代的关系，就是尼采所谓的 “不合时宜的沉思”。但这个所谓的 “不合时宜”到底在意指着什么呢？基于此，阿甘本继续提出 “同时代人”的第二种定义，即“同时代的人是紧紧保持对自己时代的凝视以感知时代之光芒及其黑暗（更多地是黑暗而非光芒）的人。一切时代，对那些对同时代性有所经验的人来说，都是晦暗的。同时代人，确切地说，就是能够用笔蘸取当下的晦暗来进行写作的人。”凝视时代的黑暗，并且能直面这种黑暗，是同时代人的一个重要的特性。这无疑让我们首先想到了鲁迅及其文字，那是真正的同时代人的书写，是“能够用笔蘸取当下的晦暗来进行写作的人”的代表。

最终在阿甘本完整的观念中，“同时代人”的确切含义——以凝视时代的黑暗而不合时宜地沉思着，并能够用这种沉思来改变时代，能够准确地把握时代所处的位置，这种把握本身便是“阅读历史”。在当代还未尘埃落定的时候，同时代人已经将之“历史化”了。这其实就是文学批评者的任务，是身处其中的这些“凝视者”们永远追求的目标——当代文学的历史化问题。当要求一个文学批评从业者要不断地凝视时代文学的“黑暗”之时，留给外界的印象往往是“吹毛求疵”、“鸡蛋里面挑骨头”等令人厌恶的形象。但批评家真的是信口开河、不负责任地批评和指责的吗？最起码阿甘本在界定“同时代人”的时候，并没有这种意思在，他很清晰地指出，在凝视时代的黑暗之时，有必要将某种“过时”、“异质”或“传统”的东西，纳入到对时代的“凝视”之中。那么，对于文学批评来说，该凭借什么来作为立足点，去凝视时代呢？

这种追问，在艾略特的观念中，早已经不是个问题。他不但指出了当下文学批评的努力之所在，还无意中回应了阿甘本所提出的将时间并置，以便找来“过时”、“异质”或“传统”的呼吁。他说：传统之于作家的影响，自不待说，单就传统所形成的经典名著而言，文学批评显然是可以从中找出支撑凝视同时代文学黑暗处的支点的。所谓创新，无不是站在传统的巨人的肩膀上的前进，哪怕这种创新意味着反叛、逃离。在历史的风沙中淘洗下来的那些传世的伟大作品，本身便是一种文学批评的标尺，遵循它们所确立的美学规则，并非意味着因循守旧，而恰恰是凝视时代黑暗所需要的“眼光”。也只有这种眼光，才不至于被同时代的光芒所致盲，从而分辨不清时代的光亮与黑暗。

在真正进行文学批评之前，以及写了几篇之后，笔者逐渐模糊起来，暗自思忖文学批评究竟是要用一个“自身以外的权威”来评价一部作品，一个作家，并进而把他们纳入到一个既有的传统的序列，亦即文学史的地位，还是要遵循自己“内心的呼声”，读喜欢读的作品，并同时给予它们以言辞上的无上荣耀？从传统而来的标准，那些“自身以外的权威”，自然能够提供较多的支持。鉴于此，艾略特才说：“从事批评，本来是一种冷静的合作活动。批评家，如果是真正名副其实的话，本来就必须努力克服他个人的偏见和癖好——这是每个人都容易犯的毛病——在和同伴们共同追求正确判断的时候，还必须努力使自己的不同点和最大多数人协调一致。”某种程度上，这种被转化为文学史的传统的文学序列，便是对同时代进行凝视之时，那种并置时间的能力，因为它同时意味着对于同时代的把握以及引领。要求所有的文学批评都操持同一个腔调，按照统一标准做同一件事情，无异于痴人说梦，但文学批评该有它的“底线”或“操守”，而这“底线”或“操守”也正宣示着它的“职能”。斯坦纳在《人文素养》的开头部分，对批评家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是因为他对批评的状况有着深深的焦虑。

在斯坦纳看来，“批评有三个功能。首先，批评向我们表明什么需要重读，如何重读。文学浩如烟海，新的压力在不断出现。人们必须选择。在选择过程中，批评就有用武之地。这并不意味着，批评是生死判官，挑出几个作家或几部作品放进唯一尊贵的传统，而把其他都排除在外。这意味着，从过去大量纠结的遗产中，批评要发现并维系那些用特别直接或精确的话语与现实对话的作品。”这说的看上去是“经典重读”的问题，实则是文学批评如何挖掘作品中那些有益于培育人文素养的成分，从而将之依托在整个社会的教化上。如果从这一角度看，批评肩负着筛选、挑剔，甚至是对伟大的传统的承续。因此，那种看上去解释得很有道理，而实际上只是出于个人兴趣的文学批评，不但无益，反而有害。

在斯坦纳的观念中，文学批评总肩负着超级的任务，绝非一般人可以胜任。不仅如此，“批评坚持认为，文学不是活在孤立中，而是活在许多语言和民族的碰撞交流之中”。文学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是文学批评必须保持的一贯作风——当下批评的自说自话，象牙塔中的学问，显得多么荒谬而真正地不合时宜啊。不要说它促进整个社会的人文素养，就是在狭小的批评圈子里，文章的阅读状况都是堪忧的。在这样的基础上，斯坦纳还强调：文学批评应该肩负起的责任中，最重要的一环便是要对同时代的文学作出判断，以便让它对于时代的智慧、道德等都有所增益。但现在的文学批评，鲜有这种追求，甚至是用自我的趣味来堵塞更为开阔的认知。最终，斯坦纳总结说：“文学批评的任务，就是帮助我们作为健全的读者阅读，以精确、敬畏和快乐为榜样。相比于创造行为，这是次要的任务。但它从来没有这样重要过。没有批评，创造本身或许也会陷入沉默。”但这种理想化的批评，何时才能到来呢？

通过阅读这些理论化的反思文章，以及阅读同时代人的诸多文学批评作品，加上自己从事这个行当而体验到的酸甜苦辣，窃以为，真正的文学批评应该将作家作品作为交谈的对象，从而引申、处理自己最为关心的问题，作为一种精神的交流，一种自我反省的方式，从而获得智慧教益、德性养成。文学批评不是文学创作的从属物，也不是它的衍生物，它应该独立存在，以自我关心的问题为核心，去解析同时代的文学，也要有能力“划分和植入时间、有能力改变时间并把它与其他时间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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