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鲜速递-特别企划】闫臻月子中心消费叙事:从“代际情感交换”到“经济消费认同”的女性身体建构 2018年第7期

本研究以青年产妇在月子中心坐月子的身体消费实践为切入点，深度分析了女性坐月子过程中的身体消费空间变化、母职角色调适和身体印象管理。...





摘要:本研究以青年产妇在月子中心坐月子的身体消费实践为切入点，深度分析了女性坐月子过程中的身体消费空间变化、母职角色调适和身体印象管理。文章揭示了月子中心作为一种新的身体消费空间形态，使得以家庭代际情感交换为基础的身体伦理关系转变成为以经济消费契约为基础的身体消费体验;月子中心塑造和传递的现代健康话语影响了年轻妈妈对母职身份、母亲角色和自我身体的认同;月子中心通过科学化、体系化和专业化的消费体验对女性身体形塑及管理产生了重要影响，由此也逐渐弱化传统坐月子的身体技术的代际传承。

关键词:月子中心;身体消费;代际情感交换;经济消费认同

成为母亲是女性一生当中重要的时刻，从怀胎十月到一朝分娩是一个异常辛苦的过程，准妈妈会经历身体和心理的双重改变与调适。孩子出生后，母亲会有一个月或更长的时间休养，这段时期即为“产褥期”，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坐月子”。从医学角度来说，坐月子是产妇哺育子女、调养身体、恢复身心的重要阶段，传统坐月子是在家中休养，多为老人或丈夫等家庭成员依照长辈经验照顾，在这期间女性主要是卧床休息，最重要的一项任务是通过母乳喂养履行母职角色，建立亲子互动关系。月子中心则是为生育后的女性提供营养餐、按摩、护理、哺乳、喂养等专业服务，帮助女性产后身体复原的场所。月子中心的兴起，以及相伴而生的月嫂市场、催乳师、产后身体恢复中心等，形成了巨大的身体消费产业链，使得年轻母亲趋之若鹜。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相关数据显示，成规模的月子中心从2011年的300家跃升为2017年的1320家;月子中心的主要客户是20~40岁的年轻母亲;她们选择月子中心的主要原因是其拥有专业的护理团队(40%)，以及合理的饮食搭配(35%)等;在服务项目方面，选择最多的依次是产妇营养餐(26%)、产后美容和形态恢复指导(17%)及育婴指导(17%);在行业运行方面，其规模不断增长，根据《2018—2023年中国康复医疗行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分析报告》，2017年我国月子中心市场规模约103亿元[1]。

月子中心蓬勃兴起的背后，是人们对身体的重新反思。随着身体在现代消费社会下日趋商品化，人们无疑会更加聚焦嵌入消费语境的身体为何物的问题，而月子中心这一空间语境的嵌入为女性身体认同的自我辨识创造了另一种路径，女性身体与消费空间关系问题被提出来。因此，本文要思考的是月子中心如何通过身体消费来形塑女性的身份和自我认同，这种经济消费体验如何影响了传统坐月子身体技术的代际传承和情感交换。回答上述问题需要我们考察两个相关问题，即在工业化营造的专业化生产和商品化推动的消费扩张时代，女性一方面从被对待的客体逐渐走向主体，身体需求也成为其主体性建构的重要部分，那么年轻母亲是如何在医学化社会(medicalized society)及其医疗意识形态(the rapeutic ideology)的话语空间中选择并实现对身体的关注和自我价值[2]?另一方面，身体消费也受到社会结构的制约，那么作为现代力量的经济消费和作为传统力量的文化和家庭又是如何影响女性的身体治理?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在现代社会，经济理性和文化理性对身体消费的冲击和影响，并挖掘其背后深刻的个体和社会结构因素，这无疑是社会学探究问题本质的一条重要路径。

现代社会快速变迁影响着身体与消费的互构，推动了消费主义在社会转型期的蔓延和扩展[3]，同时重新书写了个体的自我认同，消费主体的欲望得到了再生产，身体的自我张力由此被释放出来。身体实际嵌入在日常生活的互动中，并且超越医学等自然科学开始进入社会科学的理论视野，人们再也不能只用生理学和解剖学范式来认识社会生活中的身体行为[4]。约翰·奥尼尔认为现代社会呈现出多种身体形态，其中，消费身体表明了身体具有各种需求，既包括食物、饮料、清洁的空气等维持生计的需求，也包括思想、艺术、科学等超出基本标准的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说，消费身体既具有维持基本生计的物质化特征，同时又具有象征意义。如同汽车消费，除了实际的交通用途之外，也被视作一种符号消费，一种象征性载体，表明了地位、权力以及威信等。同样在“医学化社会”里身体需求也表现出十足的象征意味，各类华丽话语修辞学建构的物质商品或专业化服务[5]，无一不承载了人们对自我价值的追求。

由此，社会个体的一切身体需求都被消费主义所吞噬，只能任由消费成为替代物，再逐步走向物化或消费服务，而自我个体化的标识往往简化为以消费能力作为评判标准。泛医疗主义背景下，身体消费也浸入在消费主义的话语中，作为都市职业女性，高强度的工作压力和个体化的生活态度使其对自我身体的关注程度超过以往，由生产性身体向消费性身体转化也更趋频繁[6]，甚至与女性身体相关的各种附着物，如健康、美貌、形体、修身等，都可以实现身体物化并作为消费的对象出现，与生产性身体一样，消费性身体也被纳入社会分工体系进行经济资源整合与再分配，自此经济话语完全笼罩了身体消费，蔓延至消费社会的每个角落。

消费社会改变了经济生产方式、互动生活方式、社会文化方式，并伴随着消费与文化的联结[7]，随之而来的是社会整体性文化结构的转变[8]。身体不仅是消费的主体或被消费的对象，而且是富有独特文化体验的实体，它用“声音与眼睛的力量”“心脏的运动”以及“动脉与静脉”形塑着城市空间，形成了被动的身体、受苦的身体、同情的身体、移动的身体、释放的身体等[9]。这些身体类型集中展示了各种情境下的身体体验及其对应的文化经验，揭示出对身体-文化连带关系的重要认知，由于城市历史情境的不同，身体形态可以演变成多种样态，但只有嵌入特定空间文化语境下的身体态才具有独特魅力和生存价值。

进一步说，这种特定空间的文化体验也包含着对身心的体验，这就是克里斯·希林所谓的“情感态身体”。首先，它是一种“情感态存在”[10]，这种存在形式依托身心关系传递到社会层面，既落实至社会领域，与之建立亲密的互动关系，又依附于身体作为承载物释放情绪反应;其次，它强调嵌入社会关系中的身体体验并不是纯粹的生理过程，而是社会互动回馈给主体的现实感受，身体看似一个结成整体的封闭体系，实则具有开放性，时刻保持与外界的接触响应;再次，情感态将身体的具身性特征强化并推向社会情境，借此实现重新塑造身体正常状态的目标。在此过程中，身体情感态与消费态相遇发生交集，因消费态身体叙事的话语同样也指向了“正常的身体”;最后，情感要素形塑了人们期望的身体或“需要什么样的身体”，其中，身体的情感张力空间很大，与身体的消费形态相比要更为复杂多变一些[11]。

费瑟斯通直面消费的情感价值[12]，认为消费行为是人类文化和情感活动的社会延伸之一，但现实却是经济消费主义具有强大的裹挟力，理论与实践存在明显背离，消费很容易被异化为经济理性实践的象征性符号，消费与文化被剥离开来，只见消费而未见文化和情感，消费状态仅仅停留在物质性/生理性身体形态上，生理体验取代了文化情感，以致情感缺失且人们乐于沉浸在消费符号象征制造出的身体消费的快感和幻象之中，甚至在消费生产出符号物相互交换之间身体已经被远远抛离开来，这样的消费文化强调的是交换价值和工具理性，实际上，工具理性并不能完全代替文化背后的价值理性。

由此，在女性身体与消费话语生产层面，与传统医学论调不同，人们对女性生殖现象的认知从医学语言维度转移到文化话语领域，在文化视域中实现了女性身体再生产[13]，同时伴随着女性身体消费文化的再生产。但是在女性身体与消费角色变迁方面，女性身体角色被剥离开来，兼具消费者和消费品的身份角色特征，随着身体消费服务的商品化/物化，女性身体也成了消费商品内容的组成部分[14]。女性身体消费的目的从改善体质变为身体规制，从而使身体成为“被调控的身体”[15]，身体医疗消费沿袭了福柯的身体规训之路，合理、科学、健康的管理话语重构着患者/消费者的身体结构，结果身体成为医疗消费的对象[16]。同样医院对孕产妇实施的医疗管控技术一方面彰显了医学的科学理性，另一方面隐含了对身体的社会形塑过程。在医学实践中女性不断被隐约灌输“完美”身体理念，尤其是表征消费符号的“检验单”和标准化的医学数字诠释了女性身体的安全抑或风险，在这里理性知识以消费形式达到了对身体的另一种控制[17]。

综上所述，本文要探讨的月子中心坐月子行为恰恰反映出在特定消费空间以专业化方式把年轻母亲的身体推到现代医疗、保养技术面前，用现代科学管理体系来对身体进行规训与管理。因此，在月子中心的身体消费过程实则重塑了人们对身体的理解与实践。传统坐月子是在家庭中依靠代际来传递喂养、哺育等母职经验及亲子关系知识，其中夹杂了复杂文化传统的身体技术，是一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身体治理。而月子中心使得这种身体技术不再是代际文化的传承，而变成一种经济消费活动，这种经济消费活动从根本上改变了年轻母亲对母职身份、母亲角色和自我身体的认同。这表明，身体技术在不同的场域发生了实质性改变，经济理性的侵入在某种程度上深刻影响了传统坐月子中的文化理性，将传统坐月子的代际情感交换关系转化成为月子中心与产妇的经济合同契约关系。

本文以一位二胎母亲(小黄，35岁)的经历为个案，通过其在月子中心坐月子的实践来剖析以商业化、专业化和产业化为基础的月子中心如何使坐月子从家庭代际照顾空间转到经济消费空间，月子中心又如何通过产妇身体消费体验来建构女性对身体的再认知和经济消费认同，进而探讨这种经济消费认同是如何影响以家庭为核心的代际情感交换的。

小黄是在生育后的第四天住进LD月子中心。产妇和婴儿居住区与接待中心隔开，居住区干净整洁，每天有专人打扫。月子中心共有三层，每一层产妇居住的房间有15间，每个房间装饰不同的色彩，并以国外风景名胜命名，小黄居住的房间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地中海之风”。房间整体以蓝色为主，设计与宾馆标准间相似，都有一套标准化配置，包括空调、电视、烧水壶、微波炉、冰箱、温奶器等。房间有两张床，大床可供产妇和婴儿使用，小床可供丈夫陪护，每天会有清扫人员定时打扫，以保持房间的清洁。除了产妇房间外，其中一层还设有产妇休养室、妈妈课堂、产后康复中心、瑜伽室、产妇家庭活动室、新生儿游泳馆等。小黄对这样的环境还算满意，母婴能够在这里享受到标准化的照顾。

相同规格的房间布置几乎一样，只是颜色和名称不一样，感觉像住进了宾馆，不像在家里，尿布挂满房间，有家人的关心，这里只有工作人员每天来收集衣物送到专门洗涤和晾晒的地方，房间始终是整齐的。墙壁上贴着护理日程表，在这里生活相对有规律。

在身体空间中，以家庭为中心的居住空间是一个封闭空间，它的特殊之处不仅在于空间环境的随意性和熟悉感，更为重要的是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再生产了家庭内部的伦理关系。在家庭空间中，产妇与父母的沟通是一种个性化的自在交流状态。相比而言，月子中心的空间形态以宾馆、酒店形式呈现，标准化配置营造出科学、营养、健康的消费环境，引导和刺激产妇消费欲望，实现身体的再生产，这使得原有依附于家庭的代际身体伦理关系被削弱甚至解体，取而代之的是嵌入身体的消费关系。月子中心作为商业性的经济空间本质上也具有“麦当劳化”特征，在这种陌生、规制、循序的操作化空间中，经过一系列嵌入身体的规制手段、有序的身体活动，产妇身体在标准化流程和可通用的程序下被建构与规训。产妇不得不服从月子中心的安排，指令式的护理方案框定了产妇身体未来要达到的恢复目标。

这种标准化、同一化的空间规制格局充分折射出月子中心“工厂式”生产空间定位，可以说，各类月子中心大同小异，不仅坐月子居住空间这类刚性环境如此，包括身体护理体系、营养餐类型、医疗技术、日常管理流程等此类软性环境也同样如此，表明规模化生产是这种月子中心“工厂”制造和管理成本最低的实践路径，母婴进入“工厂化”月子中心空间等同于进入了加工车间，母婴身体容易被异化为初级加工品，经过一系列生产程序按照工厂计划和技术能力指标完成预定目标，这些特征与家庭空间反差极大。

小黄入住月子中心的当天，便开始一项重要的任务—哺乳。第一胎是在家坐月子，小黄并没有觉得母乳喂养有什么特殊，在母亲的帮助下，小黄养育孩子的知识和技能几乎继承了母亲初为人母的所有经验，如何判断孩子是否饥饿，如何喂养孩子，如何知道孩子冷热，如何哄孩子入睡等等。由于是第一次做母亲，小黄总是充满担心和焦虑，而有了母亲育儿的知识和经验，小黄对母亲的责任和身份逐渐开始适应。让小黄记忆深刻的是，哺乳非常辛苦。由于是按需喂养，孩子一天要醒来十几次，特别是晚上，喂奶、换尿布、吸奶、哄睡大致需要1~2个小时，宝宝睡眠很轻，小黄晚上只能睡两三个小时，有时几乎整夜不能睡。除此之外就是疼痛，小黄还必须忍受着宝宝吸乳不当造成的乳头皲裂和出血，经过不停的吸吮、皲裂、调适、再吸吮这样的磨合过程终于好转。不同的是，到了月子中心，小黄觉得哺乳是一件科学化、规范化的技术活。与医院主张母乳喂养一样，LD月子中心也主张“母乳是婴儿最好的礼物”和“母乳是天生为婴儿设计的”，为此，月子中心有一套标准化的喂养标准—专业陪护、科学喂养、对症治疗。房间配备一位育婴师，对宝宝进行24小时陪护，并记录每天吃奶、大小便和体重增长状况。小黄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哺乳，哺乳时育婴师会指导妈妈让宝宝正确地含接乳房，哺乳之后，育婴师会帮助妈妈给婴儿拍嗝。晚间育婴师会用吸奶器帮助妈妈吸出奶水，定时喂养，宝宝有时会哭闹，育婴师会把孩子抱起来哄睡，这一套流程下来，原来反复尝试与磨合的喂养过程如今变成了单一的哺乳行为，小黄总觉得少了点什么。虽然小黄获得了充足的睡眠时间，身体得到了解放，也少了很多辛苦，但与长辈互动切磋育儿经验和那种不停的母婴身体接触之后看到孩子成长的满足感也似乎减少了。

哺乳是女性成为母亲最初的母职体验，在传统坐月子中，这种身体经验是由宏观社会安排与微观心理状态共同建构[18]，也就是说，年轻母亲通过乳头与孩子亲密接触开始与孩子最初的亲子互动，这种身体的变化和新角色的履行是由家庭这种社会安排和与孩子接触过程中的心理体验共同建构，这个阶段最显著的特点是身体的自我探索和数次试错磨合。在这一过程中女性从女儿、妻子角色转变成母亲角色，这一转变实现身体结构再造及母职角色的社会建构，因而它也是一种习得的母职技能，是通过学习并实践上一辈家庭成员的母职经验内化而成。婴儿出生与母体分离是生理性母职角色的建立，而母乳喂养则是互动性母职角色建立的起始点。与此相反，在月子中心，关于母乳喂养的一切预案安排都是商业化套餐中的一部分，从分泌初乳到喂养新生儿的过程都配备了专业医生、催乳师、育婴师、护理人员等多个职业角色，呈现出制度化、体系化、专业化特征，产妇身体在这样一套科学知识系统和商业化的护理体系下被重新建构，产妇身体也成为“医疗规训的物质样本”[19]。这是一种规定性的母职，即通过科学的程序来完成母亲的角色转变和适应。但实际上正是这种制度化、体系化、专业化突出了月子中心的商业价值，使得产妇愿意花高价购买服务。

对身体的调理是每位产妇都非常关心的事情。想起第一胎是在家坐月子调理身体，小黄记忆犹新:“补”是月子里关于身体的主题词，每天鲫鱼汤和猪蹄汤交替进行，不能放盐，除此之外还要喝醪糟、牛奶、小米粥等各种汤汁，母亲说坐月子对女性来说很重要，一方面是要调理子宫，一方面是要“下奶”。只有多喝汤才能有更多的乳汁，因此为了保证母乳喂养，我每天三餐都要喝汤，晚上起来喂奶时还要加一顿汤。除此之外，就是要多吃荤食。比如说每一顿餐饭都要有鸡肉、猪腰、猪肝、鲫鱼和瘦肉等。长辈的经验告诉我素食不仅不利于产后身体迅速恢复，还会影响奶水质量。

另外，饮食也是有禁忌的。不能吃寒凉性食物，如水果。母亲相信过来人的经验，在母亲眼里，“补身体”是和哺乳相连的，母亲认为，补好了身体才有乳汁，才能喂养好孩子。这是作为母亲的责任，为了孩子母亲应该做出牺牲，但小黄认为父母辈“大吃大补”和“子女第一”的观念已经落伍，而工作和孩子同样重要，她希望能够在产后控制体重、保持身材，迅速恢复体型，保持好的形象是职场女性重要的一部分。小黄试图用科学和医学知识说服父母，结果发生了观念上的冲突。

在月子中心，身体管理通过货币购买服务形式将身体纳入科学化的规训体系，与传统的饮食禁忌和行为禁忌(不能下床，不能读书看报，不能洗头洗澡，不能开窗等)不同，从饮食到身体活动，都包含着对身体形象的管理。

月子饮食是保证母乳、身体形象的基础。月子饮食讲究“少油少盐，营养均衡”。LD月子中心食补分四个阶段:第一周是代谢排毒;第二周内脏收缩;第三周是滋养进补;第四周是身材恢复。

每天吃六顿饭，三顿正餐，三顿辅餐(零食、水果)，每餐荤素搭配，菜样丰富，量少而精。刚来的一周没有大吃大补，主要是排毒;后期开始补，荤素搭配。

这让我这样的职场妈妈觉得很好，既符合少食多餐的饮食观念，又有助于乳汁分泌，同时也不会担心身体变胖。事实上，月子餐形成了一种所谓的“健康”饮食文化，它既符合传统中医调理身体的观念和方法，同时将女性的身体规训在科学和营养的话语体系中。这恰恰是商业化的营销方式借助传统医学和营养学的观念来达到对产后女性的身体再生产。正如鲍德里亚所说，消费的真相并不是它的享受功能，而是一种生产功能[20]。女性借由这个过程来建构和重塑自身的形象。就像小黄所说:“现在的妈妈一样可以做美丽妈妈，不必禁欲苦行，这并不影响我们做一个好的母亲。”

除了饮食，坐月子也是重塑自我身体的过程。生一胎时，整个月子小黄很少下床，母亲告诉小黄，月子坐不好，会落下很多病根，而且月子病必须月子治。

生大宝时是五月份，虽然天气还没达到最热的程度，但是房间已经到了开窗通风的时节，可因为坐月子每天必须关着窗户。生产时出了大量汗，加上产后虚汗，真想洗头洗澡，可又怕落下病。总之老一辈的禁忌还挺多，不能多走路，不能运动，否则脚就会疼，关节也会受到损伤，实际上老一辈的经验并不一定适用。

坐月子期间对身体管理是建立在禁忌之上的，通过这一系列的禁忌来达到控制身体的目的，这种禁忌背后是强大的惯习。布迪厄认为，惯习来自于社会制度，又寄居在身体中[21]。禁忌行为实际是一代代女性身体实践经验累积形成身体禁忌的知识图谱，通过家庭场域中代际互动逐步转换成为家庭文化仪式的一部分，并反过来规定着女性的身体实践，而这恰恰是在家庭中形成并继承，当场域转移到经济消费空间，这种惯习将随着制度空间的转换而发生变化:

月子中心没有那么多禁忌。一周后就可以洗头洗澡，可以适当地进行运动，有形体修复套餐，有专业的医生或老师对产妇身体进行形体恢复训练。既不耽误喂养孩子，也可以尽快恢复身体。

进入月子中心的第二天，小黄得到了一张产后身体修复项目表。



这一套对身体修复的观念和项目清楚表明月子中心为顾客(产妇)服务的“工作程式化”[22]，其目标是通过科学、健康的方式来创造一种高效的身体管理制度，用专业技术代替了传统民间经验。在这套体系下，身体具有了消费性，情感态身体逐渐被消费态身体所替代，或者说情感态身体的处境日渐边缘化，消费占据了身体空间，女性恰恰是通过这种消费服务达到对自我的印象管理，正如小黄所说:“每一个产妇都认为虽然付出了高昂的成本，但这些服务无疑具有合理性，而且很受欢迎。”在消费主义热潮下，人的身体规划和管理变得统一化和标准化，对身体健康的需求被消费话语裹挟，甚至健康态身体化约为消费态身体，自我对身体的掌控变得无足轻重。“漂亮妈妈”“身体形体美”等全新的身体审美话语叠加在一起不断强化女性期待的、达成共识的身体状态，实际上这样就圈定了身体的认知观，并且融入女性的行为选择意识，这种消费倾向塑造了“身体就应该是那样的”，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了对女性身体的事实干预。

但这种身体观和对身体的干预实际上体现出对传统身体技术传承方式的疏离与挑战，更深刻反映了女性对以经济消费形式实现身体印象管理的高度认同。从“生理的身体”到“消费的身体”“产业/商品的身体”，再到“修复的身体”，这些都面临着产业化、商业化的再包装，产妇入住月子中心并不受情感取向引导，而是受到强烈的经济消费取向引导。产妇身体实际经历了从家庭代际情感认同向经济理性消费认同的重大转变，月子中心数量大幅增长也从侧面证明了产妇对身体经济消费行为的趋同性和认可度。

本文以小黄在月子中心坐月子的身体实践为个案进行深度分析，着重分析了女性坐月子过程中的身体消费空间变化、母职角色调适和身体印象管理，揭示了在家庭中坐月子身体技术是通过代际情感交换来学习和履行母职和调适身体的，而月子中心通过标准化的消费空间、专业化的产妇服务来建构女性对身体的再认知和经济消费认同，进而探讨这种经济消费对女性身体的管理与规训。

本研究发现，产妇身体技术治理机制一方面是被传统家庭情感文化代际传承机制所形塑，另一方面也受到现代消费制度的直接影响。在家庭代际情感交换逻辑下，长辈的月子和育儿经验引导和形塑了女性的身体秩序，作为产妇，要学习、模仿并传承这一仪式化的月子照料及育儿经验。而在经济消费逻辑驱使下，产妇主要是参与完成消费服务过程，身体秩序维护是制度化、体系化、专业化消费共同作用的结果。详细来说，现代消费制度化以后改变了社会个体依靠家庭内部完成日常生活供需的传统，现代社会大分工日趋细化也加速了这一进程，对家庭成员个体而言，许多依靠成员互助方式就能解决的日常生活问题也变得社会化，月子中心将私密性的坐月子转化成为产业化消费形式，借助消费制度达到良好的身体秩序。应该看到与现代消费制度配套的是现代医疗制度，运用一套科学话语完成对身体的规训，使之成为“被驯服的身体”。

在身体话语权掌控由身体伦理向身体消费转移的过程中，女性对坐月子的经济消费认同增强，而家庭代际情感逐渐弱化，这一方面是产妇所处时空发生了重新组合，坐月子场域从熟悉的家庭环境转移到陌生的月子中心，熟人关系转变为陌生人关系，亲密的社会关系被抽离出来，导致以亲缘关系为基础的信任感弱化，而依靠消费制度建立起来的经济交换关系获得普遍认同。另一方面，都市职业女性拥有强烈的个性化身体消费倾向[23]。随着女性主体性和个体性增强，以及经济收入的增长，“女性代际间的变化”已不可避免地挑战着既存的代际生活方式[24]，新一代女性注重外在身体与内在自我的联系，认为对身体的印象管理是彰显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月子中心消费的规模化增长，包括与之相关的身心衍生消费物在内的月子消费恰恰迎合了女性的个性化消费需求。

对于女性身体而言，经济消费主义在个性化的消费取向中彰显了个体主体性和自我价值，同时也会进一步影响家庭代际关系及其情感的变化趋势，深入探究和研判这一趋势与影响程度将是下一步研究值得关注的内容。

闫臻: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讲师，博士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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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发于《中国青年研究》,经本公众号重新排版,引用请上中国知网下载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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