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rror观察】“限秀令”背后：一场迫在眉睫的偶像革命

事态发展到如今，或许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广电总局所下发的通知只不过是一根压垮粉丝情绪的最后一根稻草。...



文丨Mirror影视研究组

2018年暑假档如期而至，无论是卫视平台还是视频网站都蓄势待发，然而正面战场还未开赛，便已经面临着重重危机。

7月10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下发《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做好暑期网络视听节目播出工作的通知》，点名偶像养成类节目和歌唱才艺竞秀类节目，并明确指出“确保节目导向正确、内容健康向上方可播出，坚决遏止节目过度娱乐化和宣扬拜金享乐、急功近利等错误倾向”。



在这个通知出来之前，网综《中国新说唱》和《明日之子2》的停播、延播说在网络上传的沸沸扬扬。尽管最终经官方证实，所谓传闻子虚乌有，但就网友纷纷一反常态喜迎“限秀令”来临的态度来看，在选秀偶像的重重迷雾背后，粉丝的不满已经是铁打的事实。

从去年的《中国有嘻哈》、《明日之子》，到年初《偶像练习生》，再到《创造101》，互联网给予偶像行业焕然新生，资本方纷纷瞄准了这块蛋糕，人人都想在热闹的偶像市场分一杯羹，市场需求量的极速扩大，这些“造星”节目成功推出一批又一批流量明星，它们引发的全民热度，让不少人觉得，一个新的娱乐时代来了。

然而在热闹的表象之下，无论是此前PGone被封杀的争议，还是目前陷入“版权争议”的《明日之子2》，抑或是面临着出道及巅峰状态的各个偶像团体，都一再证明着所谓偶像元年背后的暗藏汹涌。

7月9日，一则关于火箭少女的消息在网络上投下了一击重磅炸弹。爆料指出，原定于网传7月11日火箭少女101出道发布会已经取消，而8月的所有行程活动也随之没了下文。尽管刚刚流传出消息之时腾讯便放出团综消息及练舞花絮，但这个突然的变故依旧引发了多方猜测，扑朔迷离的“解散说”、“减员说”依旧不绝于耳。



事实上，腾讯此次“救火”并非个例，在此之前，《偶像练习生》也曾面临着同样的命运，一再延期的团综、双线并行的共享经济、商业活动不断却鲜有作品的人气空耗等等，埋有隐患的后续发展几乎成为了一颗不定时炸弹，似乎随时能够时在粉丝心中轰然爆炸。

也不过短短半年时间，一众新生代流量还未成长起来，所谓的“偶像元年”，便已从年初的人人看好到如今的兵荒马乱。

不久前，“山争哥哥”突然爆红网络，随之“叔圈101”也成为网友茶余饭后的热议对象。在这其中，尽管无厘头的搞笑意味颇大，但这也从侧面透漏出如今观众对于互联网选秀文化了然于心的“游戏规则”的调侃。



再往前追溯，“陶渊明”们所掀起的网络狂欢，#杨超越 划水#所引起的全民吐槽，始终不缺的话题度也一再证明着如今深谙游戏规则的几档火热的偶像选秀节目并不是失败的，只是与早前立下改变中国偶像行业现状的flag相比，依旧是相去甚远。虽然如今偶像文化大行其道，但国内主打偶像培养的经纪公司是在近两年才陆续成立，其人才选拔和培训都还缺乏时间的考验，能够输出被市场所接纳的偶像团地的供需方却存在着巨大的缺口。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真正能够在行业中站稳脚跟的中国偶像经纪公司依旧寥寥无几。

产量层面的方兴未艾，却并不能阻挡资本的蜂拥而至，究其原因，无外乎在新流量时代，粉丝变现的轻而易举。根据艺恩《中国偶像产业迭代研究报告：互联网激活偶像产业“造血系统”》报告显示，到了2020年，中国偶像市场总规模将达到1000亿元。其中，核心层音乐圈层综规模将达到495亿，中间细分的数字音乐、演唱会、互联网演绎市场，50%以上由粉丝所贡献。

而艾瑞咨询在中国粉丝追星及生活方式的调查研究中的发现，作为主要追星群体的“9000岁”，其中大比例的粉丝每年至少都会有几次在偶像身上消费，甚至有6.6%的粉丝每天都会在追星方面消费。而这个比例表现在公开、私人等集资更是以家常便饭的形式存在的《偶像练习生》与《创造101》中更是一个惊人的数目。

在《偶像练习生》期间，粉丝为送偶像出道公开集资超过2000万元，而到了《创造101》中，这个数字更是翻倍增长，据不完全统计，以C位出道的孟美歧，粉丝的集资数额达到了1200万，《创造101》整体粉丝公开集资达到4453万元，加上未公开数目以及各种私人集资，预计总金额超过5000万元。

而在比赛过后，此种“越有钱越幸运”的现象更是进一步发展为集资送偶像成为代言人、粉丝见面会以及一系列周边产品，尽管粉丝嘴上说着不情不愿，却依旧在为自家偶像赚着吆喝。



所以如今的局面就变成了供给端尚未成熟，以粉丝为导向的需求端却呈现出勃然生机的状态。于是，在新流量时代两种极端的催化之下，我国的偶像文化便呈现出粉推经济的趋势，并随着付费意识的不断增强，最终铸就“越有钱越幸运”的二倍速的偶像孵化模式下，被不断消耗的偶像口碑。事实上，对于偶像选秀，广电总局并非首次进行强调整改。早在2007年，以《超级女声》为代表的选秀节目通过粉丝个人手机号投票的模式，就曾被广电总局严令禁止。

彼时，从2004年首届《超级女声》开始，湖南卫视就创下场外决定权的先例，从前期短信投票决定选手的出场或起点位次，到节目的终极PK中决定比赛结果的数据，在这场初现“粉丝经济”的战役中，留下的不仅仅是“品牌潜力”更是“商业钱利”。



《2006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中称，湖南卫视大约能从每场比赛的短信收入中分得100万元左右。而总决选期间短信投票量激增，每场总决赛的短信收入至少200万元，7场比赛就是1 400万元，加上预赛期间的收入，总计有3 000万元左右的收入。而这些还是在不算“超女”为湖南卫视带来的巨大的间接收益的情况下所得来的结果。

而如今，资本再次蜂拥而上，最终所导致的限秀令重出江湖，其背后的演变形态的重合，所昭示的或许不仅仅是风向的走偏，更是中国偶像行业的原地踏步。从本质上来讲，网络选秀发展到如今已然成为主流所趋，其巨额的短期利益所引发的资本追逐，无论是对于选手还是背后的经纪公司而言，都是一次重复电视媒体的过程。



然而“李宇春”们寥寥无几，从最初的黄金时代到如今的支离破碎，事态发展到如今，或许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广电总局所下发的通知只不过是一根压垮粉丝情绪的最后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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