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垃圾奏折”的真正制造者，其实是皇帝自己 短史记

有垃圾制度，自然会有垃圾奏折。...

前些天，朋友圈被一篇“清朝垃圾奏折集锦”给刷屏了。

文章提到，有一位闽浙总督，给康熙进贡台湾的土产芒果，康熙回复“知道了，此等东西皆无用，不必在送来”，结果一个月之后，闽浙总督又有折子给康熙进贡芒果，康熙只好再次回复“知道了，因芒果为一次未见过之物，原想看看，看来甚是无用之物，再也无庸送来。”

还有一位福建水师提督，连民妇“拾金不昧”这种小事，也要报告给皇帝。

最厉害的“垃圾奏折”制造者，是一位叫做孙文成的地方官（杭州织造），三天两头给雍正请安，问“皇上您好吗？”，雍正也不厌其烦地回复：“朕很好”，偶尔还补一句“又胖了一点”。



已经有不少文章，指出这篇“清朝垃圾奏折集锦”是有问题的。比如，人大清史所的张宏杰撰文强调了4点：1、请安折频繁是制度使然；2、反复汇报雨水情况也是制度要求；3、奏折内容琐细也是皇帝们的要求；4、送芒果反映出的是认真和忠诚，而不是颟顸与懒惰。（张宏杰 | 清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垃圾奏折）

那清朝到底有没有垃圾奏折呢？

当然是有的。雍正皇帝就深受垃圾奏折之害，常常在朱批里痛骂地方官给自己送垃圾奏折、增加自己的工作量。

比如，雍正三年(1725)二月初三，广东巡抚年希尧上呈3件奏折，雍正阅后发现，折中内容早已分报各部，于是在朱批里责备道：

“业经报明该部之事，又何必多此一奏，想尔粤省更无事可入告矣。如许遥远，特差人赍奏此三事，殊为可笑。”

再如，同年十一月，云南布政使常德寿，将藩司衙门收支地丁耗羡银两细数一一开列，上折子报给雍正。雍正看着那一堆让人胸闷的数据，在朱批里冷淡回复，说自己实在是很厌烦看到这种东西：

“此等之奏，朕实厌览。只在实力奉行，不在此奏能取信于朕也。”

雍正最讨厌地方官员上折子谢恩表决心。这类奏折占去了大量办公时间，让他不胜其烦。他在朱批里反复强调自己“无暇”，让地方官员不要再写了送来。

比如，雍正三年，福建学政黄之隽多次上折子叩谢皇恩，赞颂谕训。雍正无奈回复道：

“凡百只务实行，不在文字语言，颂圣具文，朕实厌览。此数奏甚觉浮泛不实，如此等之奏，再不必，朕实无暇。”

雍正九年(1731)十一月，镇海将军王釴（yi)上奏，说自己月前奉到朱批谕旨，里面有皇上的“谆谆告诫”，自己“捧读之下，感激愈深”，决心为皇上效犬马之力，否则自己就不配为人。雍正读到要吐，在回复里表示，自己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批复这种垃圾奏折：

“汝等汉军人人如此奏，如出一口，言行相符者百无一二，朕实难以批谕，……行与朕看，不必务言于朕听也。”

对宠信的心腹之人送来的垃圾奏折，雍正的朱批回复一般较为温情。但这温情之中，仍透露出一种深深的无奈——越是心腹，越没有办法对他们的垃圾奏折视若不见。比如，他曾如此批复河南巡抚田文镜：

“你差人奏折特勤了，何必费此无益盘缠，况朕日理万机，亦觉烦索，你奏来，朕自然批谕，若如此来往，则无宁止矣。”

你递奏折的频率也太高了，不要浪费这个钱，而且朕日理万机，也觉得烦。你送奏折来，朕自然是要批复的，批复了你再回奏谢恩，朕再批复，这样来来往往，就无休无止了。

葛森是雍正的藩邸旧人，他担任贵州布政使时，很爱给雍正写垃圾奏折。雍正设身处地站在葛森的角度来理解这个问题，觉得他这么干，可能是为了显示自己与皇帝的亲密关系，进而“挟制上司恐赫（吓）属员”，所以如此回复他：

“路途远，若无应奏事件，何必塞责，徒劳往返。若以此为挟制上司恐赫属员之举，尤其不可不必者，志之。勉力做好官，务实行。若倚仗小才技弄聪明，非长策也。”

遇到非心腹之人送来的垃圾奏折时，雍正的批复就没什么好脾气了。

比如，雍正五年十二月初十日，江南总督范时绎上了一道折子，说自己的辖区瑞雪普降，还造了一尊龙神像。雍正读完后勃然大怒，大骂范时绎汇报垃圾信息，毫不体谅自己日理万机之苦：

“朕日理万机，毫不体朕，况岁底事更繁，那（哪）里有功夫看此幕客写来的闲文章，岂有此理！”

雍正的十三年皇帝生涯，可以说是埋头批阅垃圾奏折的十三年。

据统计，他每天批复奏折的平均文字量高达八千字；现存雍正时代的朱批汉文奏折35000余件，满文奏折7000余件。可供对比的是，康熙朝61年，所存朱批密折不过数千件。

没有人统计过雍正究竟阅读、批复了多少垃圾奏折。其实也用不着统计，因为按照雍正一手设计的“密折治国制度”，垃圾奏折的大批量生产，是必然之事。

清代的“密折制度”，最早出现于康熙年间，如江宁织造曹寅就拥有这种特权，可以通过钦定的渠道给康熙递送密折，报告身边同僚的动态。

雍正登基后，将“密折制度”上升为治国的核心手段——康熙朝有资格密奏者不过百余人；雍正朝获准参与密奏活动的官员，多达1100多名。密折的内容，则沿袭康熙时代的旧规，不限于本职本地，不需要真凭实据，可随时风闻入告（也存在因人而异的现象。雍正朱批当中，常有鼓励地方官风闻奏事的语句，但也常可见到对地方官员越职奏事、举报不实的严厉批评）。

简单说来，所谓的“密折治国制度”，就是将清帝国中上层的核心官僚，全部纳入到一张巨大的间谍网之中。这张网辐射全国，间谍们彼此隔绝，只许与皇帝单线直接联系。任何情报，无论是身边的，还是别省的，无论有没有确凿证据，都可以直接报告皇帝，由皇帝甄别。除皇帝之外，全国所有中高层官僚，都被这张巨大的间谍网笼罩在内。所有人都处于他人的监控之下，所有人都知道自己身边有皇帝的间谍，所有人都不被允许知晓谁是自己身边的那个间谍。

也就是说，雍正时代的中高层官场，人人都是监视者，人人也都是被监视者。

比如，雍正曾通过密折，命广东布政使王士俊监视广东巡抚傅泰，又让傅泰监视王士俊；命两广总督郝玉麟监视王士俊，又命王士俊监视郝玉麟；命傅泰、两广总督孔毓珣（与郝玉麟存在时间差）、广州将军石礼哈等三人，同时监视广州提督王绍绪，三名监视者互不知晓对方的秘密任务……

雍正希望通过这种手段，将千里之外的广东官场的种种动态，全部掌控在手。

在这种制度下，每个地方官员的命运，极大程度地取决于密折（包括自己的和别人的）留给雍正的印象。雍正个人的喜怒与爱好，成了他们递送密折时最关心的问题。

垃圾奏折，正是在“密折治国”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批量产生的。

礼节性的谢恩折子，是雍正朝海量垃圾奏折里的一个重要门类。雍正在朱批里，曾一再告诫地方官员，不要专程派人来呈递谢恩折子，可随其它有实质内容的奏折一并送来。

比如，雍正二年，云南提督郝玉麟收到御赐孔雀翎，派人赴京送折子谢恩，雍正的批复是：

“路远，如此等谢恩之章奏，不必特使人来。”

雍正三年，河南河北总兵纪成斌接到雍正赏的哈密瓜，派人送折子谢恩，雍正也批示：

“再有赏赐食物小恩，不必特差人来奏谢，随便奏好。”

雍正五年，福建海坛总兵朱文接到雍正的的朱批谕训，派人送折子谢恩，雍正的批复是：

“再有些微赏赐，随便训谕之旨，路途遥远，不必特差人回奏，若有应奏事宜之便，再一并奏谢。”

但地方官员绝对不敢把雍正的这些批复当真。这方面有很多“血的教训”。

比如，在给陈世倌的朱批中，雍正曾经大骂浙江巡抚黄叔琳，说他多次接到自己的朱批谕旨，竟然不上奏谢恩，是在是可恶至极：

“自任浙抚以来，大负朕恩，种种不可枚举。朕经严谕数次，竟无一字奏覆，封还朕谕，可恶至极！”

黄叔琳当时因它事犯错惹怒雍正，结果雍正在谢恩问题上，跟他翻起了前账。

在给浙江提督石云倬的朱批中，雍正也在谢恩这个问题上大发雷霆：

“朕诲汝许多格言，何啻珍宝。况悉系亲笔所书，未见汝感激奏谢一字。似此随众赏赐些微物件，乃长篇大论以相烦渎，殊属不知轻重、不识大体之至！可惜朕一片苦心训诲汝如此顽蠢之人。自此亦不再训不再赏赐矣。”

石云倬送了一道长篇大论的垃圾奏折，来感谢皇帝赏赐的物品。雍正被这篇垃圾奏折弄得心情非常烦躁，又开始翻旧账，怒斥石云倬得到自己赏赐的“许多格言”后，竟然没有上奏谢恩。

这些雷霆之怒，很自然地，会提醒那些困于“密折治国制度”的中高层官僚，谢恩折子一定要写，而且最好单独写、尽快写。写晚了，送晚了，凉了皇帝的心，指不定就会变成“未见汝感激奏谢一字”，那事情就麻烦了。

雍正自诩要“以一人治天下”，“密折制度”正是他这种治国理念的核心实现手段。他很厌恶儒家“笾豆之事，则有司存”的施政理念（语出《论语》，意思是祭祀、礼仪方面的事务，自有主管这方面事务的官员负责），马尔齐哈曾引用这句话，结果被雍正痛批，说他拿这种句子说事，实在居心叵测，目的是蒙蔽自己，“其心不欲朕详查，则伊等邀结党羽，任意擅行”。

在朱批里，雍正反复告诫地方官，要识大体，不要“渎奏”，要明白什么事该奏报给皇帝处理，什么事不该，亦即不要递送垃圾奏折。

比如，他批复费金吾说：“朕无暇细览此等琐屑之计簿也”，自己实在没时间看这些垃圾簿子；批复塞楞额，责备他身为封疆大臣，不知大体，“似此琐屑不应奏之事渎奏，必有应奏之事隐匿而不奏闻者”，这么喜欢上呈垃圾奏折报告无聊的琐事，肯定是想隐瞒什么该报告的事。

但这种告诫不会有效，垃圾奏折仍会源源不断送到他的案头。

“以一人治天下”与要求官员识大体，本身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密折制度”将官员集体变成了提线木偶，“笾豆之事，则有司存”的责有攸归理念，还遭到过雍正的批判。现实很清晰：对地方官员而言，将问题送到雍正案前，求取朱批圣裁，是最理想的工作模式，自己要付出的代价，无非是在谢恩折子里赞颂皇帝圣明，自陈“庸愚”。

最终，雍正只能跟心腹宠臣李卫吐槽：

“朕代各省督抚办理者，十居六七。”

各省督抚十之六七的工作，都是朕替他们做的。

当然，自陈“庸愚”的垃圾奏折看得多了，雍正也就明白过来了——这些人自贬愚昧，赞颂皇帝的决策睿智英明，实为懒政。在朱批里，雍正留下了大量严厉斥责官员以“庸愚”自居的内容。

比如，陕西总督查郎阿的奏折里有“（皇上）鉴照无私，惟臣才识庸愚， 见不及此”的句子，雍正用朱笔把“才识庸愚”四字划去，批复道：

“朕深恶此等字句 ，你虽甘以庸愚自居, 则朕以庸愚人寄托三省严疆重任, 则朕之庸愚更胜汝之庸愚也！为大臣者, 一言一奏当详审之, 何可比较旗员夙日之形态也！”

再如，福建巡抚常赉上奏说，更调水师武弁的事情，皇上的朱批指示最为圣明，“臣跪读之下，顿开愚昧，仰见睿虑周详, 无微不到, 实非臣下愚浅陋之识所能窥”。雍正读了之后大怒，觉得“顿开愚昧”已成了地方官员把政务推给自己处理后的一种常规避责手段：

“‘顿开愚昧’四字岂可唐（搪）塞耶？胡说至极！”

皇帝玩密折制度，玩“以一人治天下”，臣僚自然也会玩“以天下奉一人”，万事以取悦皇帝为第一要义。而最有效的取悦方式，莫过于“紧扣时代脉搏”。

雍正六年，河东总督田文镜向雍正汇报说，河南孟津县有一个叫做翟世有的老农民，捡到陕西棉花贩子秦泰丢失的170余两白银，竟然拾金不昧，用一整天待在原地等待失主，并拒绝失主的酬谢。

雍正读到奏报后，下达了一道1200余字的《恩赏义民翟世有顶戴银两谕》。谕旨里说，孟津翟世有这件事情，充分说明朕这些年来尽心竭力、耗尽心神的教化工作，也就是大清的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乃风俗转移之明证，国家实在之祥瑞”，并表扬田文镜这些年在河南“奖劝”民风，功不可没。皇帝号召在全国掀起一场“向翟世有学习”的热潮。

“时代脉搏”开始跳动，地方官们迅速行动了起来，捏造也好，实情也罢，各种老农、农妇、小贩乃至乞丐“拾金不昧”的奏折，涌向了雍正的案头。这股用奏折报告“拾金不昧”的风潮，从雍正六年一直持续到雍正十三年——这年，直隶总督李卫上奏说，万全县军站的马夫刘金贵、天津守城门的大兵萧同泰，还有鸡泽县妇女王高氏，都是“拾金不昧”的好百姓。

雍正在给李卫的批复里开心地写道：

“以匹夫匹妇之愚，而能轻财尚义，慕善乐施，允属难得。于斯足征风俗向淳之渐，览奏朕怀曷胜愉悦。”

这些没有文化、愚昧的匹夫匹妇，都懂得轻财尚义、慕善乐施，足见在朕的治理下，天下风俗日渐淳朴，看到这样的奏折，朕非常高兴。

这类奏折，雍正倒从来不会觉得它们是垃圾。

尽管它们确实是垃圾。

参考资料

①（清）鄂尔泰等编，《雍正硃批谕旨》，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

②杨启樵，《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岳麓书社，2014。

③（日）宫崎市定/著、孙晓莹/译，《雍正帝：中国的独裁君主》，社科文献出版社，2016。

④李国荣，《雍正严禁臣工渎奏》，《北京档案》1999年第8期。

⑤张书才，《雍正帝严斥官员以“庸愚”自居》，《历史档案》199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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