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声和丨怀念周干先生
周干先生是平阳获副研究员职称最早的学者。1983年中华书局就出版他的专著《子产》。在平阳师范教书时曾经与吴良祚研究平阳金钱会起义，发表论文。他任《平阳县志》副主编时，负责《沿革》《大事记》等篇目的编纂。...
十年前我在《温州读书报》发过一篇叫《读书人难老》的文章，写的是周干、马允伦、萧耘春三位老先生，他们都是我老家平阳的读书人。我和温图的礼阳先生几乎每年春天都要一起去看他们，那时他们都已经是七八十岁了，还是那样的健康，过着读书写字的生活。我很是感慨：“读书人难老”。现在这三位“难老”的老先生的其中两位已经走了。但他们高寿，晚年过得很幸福，身后留下了丰厚的知识财富。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在平阳县政协文史委工作。瑞安和乐清等地政协文史委同志很羡慕我们平阳，说平阳文史委阵容很强，都是有深厚文史功力的老同志。当时平阳政协聘任的文史委员有黄庆生、郑立于、张和光、周干、游寿澄、黄瑞淦、孔庆杭、蔡启东等一批老先生。周干先生是老学者，兼任了县政协文史委副主任。我是由县志办编修完《平阳县志》后，调到县政协工作的，周干先生是县志副主编，所以我就与比我大三十多岁的周干先生两度同事，坐的是两对面的办公桌，我很尊重他。现在翻阅在平阳县政协文史委我们共同编辑的文史资料，看看我与他老人家的合影，有些事值得回忆。
周干先生是平阳获副研究员职称最早的学者。1983年中华书局就出版他的专著《子产》。在平阳师范教书时曾经与吴良祚研究平阳金钱会起义，发表论文。他任《平阳县志》副主编时，负责《沿革》《大事记》等篇目的编纂。
我觉得他是非常认真的人。每天上班时，手提袋里总是要带上自己写文章要用的参考书。我问他，把参考书放在办公室里，或是放在家里多方便。他回答说：“在家里和办公室里都要用到这些书。”就这样，我与他一起工作很多年，总是见他袋子里装着书带来带去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县志办工作时，借着老先生多的条件，开始学做古诗词，曾问周干先生借阅过“平水韵”工具书。他带给我的那本书翻得很旧，却很平整，书面是用旧的画报包起来的。后来我到他家里，看见他的书架上好多书是用牛皮纸包的，这让我真实体会到，真正的读书人是爱书的。他家的旧书架上有这么多书，但只要你问得到什么资料，都能随手找到，说明这些被包了书皮的资料书和工具书，使用频率是很高的。编《平阳县志》的建置是要下功夫的，他是参考了大量的资料写成的，条目严谨细致。他退休之后，先后参与了《平阳县志》《平阳地名志》《平阳地方文献丛书》《平阳文史资料》的编纂，这些文献是地方文化的基础资料，影响是大的，周干先生从中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在平阳县志办工作时，我与他还担任《浙江古今名人大词典》编委，为此书提供了大量的平阳方面的资料。
周干先生也是很勤力又仔细的人。大概是二十年前，在省里工作的徐宏图先生，与一位叫康豹的外国学者找上我们，说要搞平阳民俗的课题，周干先生与我同样承担了任务。由于我刚到平阳科协的任上，没有完成调研和撰写任务。而周干先生却以八十来岁的高龄完成了《平阳县城关的庙会与醮会》，想想他老人家，对照自己，真有点惭愧。他是最早一批的中华诗词学会的会员，那时我刚做诗，经他修改才放心。他呢，在修改诗的时候，要将我诗稿抄一下，再在抄稿上改，生怕弄坏了别人的稿。这样做法真叫人感动。我在报社、广播、政协、地方志等单位工作时，几十年中看（编）他的稿，那细细长长的字体，就如阅读周干先生人的形象，清瘦而干净，真是一手漂亮的文人字。
他家住县城坡南，每天都走路，而且要爬坡，有时还买米在肩上背。他是会干活又做学问的人。有些人说自己只做学问，家务从来不干，连高压锅也不会打开，我说，那是迂腐。那年，周干先生86岁高龄了，还亲自照顾生病卧床的老伴，比起年轻同志，自己生活还要雇保姆，差距太大了。有一次到他家时，他已经亲手煮好了红枣汤来等我们了。虽是刚吃过中饭，我还是津津有味地喝完有点焦味的红枣汤（他说熬焦了）。
我喜欢到周干先生家去坐坐，听着他静静地说事。周干先生住在平阳坡南街的一条僻静的小巷子里，小桥流水，矮墙上有花草，没有城市的喧嚣。城南街改造后，成为古城记忆的去处，我回家时经常要和朋友去走走，总要顺路看看他。他从不激动，没有高声话语，没有大笑，也不随便批评他人。有意思的是，我见他在开会的时候总是闭着眼睛，甚至有鼾声，但听到与他有关联的事，他就会马上应答。
周先生与同年代的文化人交往很好，在他家墙壁上有张鹏翼、苏渊雷、吴鹭山诗与字，我读不下来的时候，他会对我作释疑。他说：“苏渊雷先生写字抄诗的时候从不考虑字写得怎样，请苏先生写字，他很随意，‘东南古刹巡礼’的长幅就是当着我的面抄写下来的，这是珍贵的文人字。”周干先生就是这样轻轻说话，静静表达，但他的言行还是深深留在我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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