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 浙江人为什么特别会赚钱？

来源:地球知识局(ID:diqiuzhishiju)

作者:冬之阵

浙江商业氛围的形成，离不开山水对人的塑造。

浙江最精华的地区，是浙北的平原地带。受到富春江灌溉的浙北平原，河道稳定，土壤肥沃，在古代有着很高的农业潜力。远古时期在南方自主进化出文明的良渚人，在来到富春江附近后就对这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社会。

但富春江沿海有两个严重的问题，造成了这里的农业文明进步比太湖附近要慢一些。

第一个问题，是富春江沿线的平地不够多，中上游基本是被密集的江南丘陵所包围。古代真正握在越人手里的大片平原，也只有今天的杭州附近。再往北边去，在今天的湖州嘉兴一线，就是越人和吴人相接的地区，经常爆发争端，农业积累无从谈起。

第二个问题，是富春江下游，也就是著名的钱塘江，受到海洋的影响，河道经常摆动，让两岸的农民不堪其扰。这个问题一直到唐宋两代才通过石质的堤岸勉强解决，解救了萧山和海宁的一方群众。

而从富春江入海口向东去的宁绍平原，虽然今天看来是一大片可用的平原，但在古代受到的海侵比钱塘沿岸更甚，也不是适合农耕生产的地区。

可堪一用的平原地区，向上游去就是复杂的山地，向下游去则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古代浙江人想要繁衍生息难免要往这两个本不适于人类生存的地区去拓展。事实上，越文明最早就是发源于浙江复杂的山地中，并在与涨落不断的大潮的搏斗中掌握了海洋的知识。他们对农耕的认识，反而是在和坐拥太湖平原的吴人接触之后才形成的。

平原、山地、海洋，三种不同的文明形态在浙江神奇地共存了。

当然，早年浙人的聚居地还有另四个：其一是瓯江流域的温州，其二是衢江流域的衢州，其三是椒江下游的台州，其四是夹在温州和浙北之间的舟山。但只要仔细观察，会发现温州和台州其实是缩小版的浙北；衢州金华强调了山地文明的部分；舟山象山则强调了海洋的部分。综合来看整个浙江，就是由这三种地形交汇而成的。

不同的地形，带来的也就是不同的物产。农田种有果腹作物、山区里有野生动植物和矿产、海里有海鲜，一旦有一方发现自己的产品为别处的居民所需要，小区域内的商业贸易也就开始了。

事实上，根据王心喜等的研究，早在良渚时期，浙江就开始出现专业的商业贸易了。拥有富春江下游肥沃农田的良渚人经过多年耕耘，有了大量余粮，就可以和山中产玉区的山民交换玉石。这些从良渚遗址中被发现的玉石器具数量巨大。而良渚文明核心区本身是没有玉矿的，这说明当时已经有了专门的商人负责玉石进口的工作。

复杂而多元的地形与物产，催生了浙江最早期的商业氛围。但仅仅是小范围的内部交易还无法成为浙江后来成为商业骄子的理由。由于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中心都在黄河流域，最早成为巨商的是位于黄河下游，而且和浙江一样拥有多元地形的山东，也就是以商业繁华闻名的齐国。

让浙江的商业气氛越来越浓厚的，是后世的一些历史机缘。

从东晋到南朝，北方战乱不断，大量北方汉人南逃。进入闽越群山中的只是一部分，更多的人还是选择在长江下游定居。这大大加快了长江下游的开发速度，过去被密林和沼泽统治的南方，很快就被清理成了连片的农田。

但由于政治惯性，中央王朝还是倾向于定都北方。一方面，北方的基础设施更完善，有利于帝国政令的实施；另一方面，北方也是面对少数民族的前线，只要把自身做强，北方王朝就能在前线维持双方的战略均势。

但政经中心分开的局面并不是长久之计，从越来越富饶的南方通过漕运向北方供应生存资源是必须的。于是大运河就出现了。最早的京杭大运河是从杭州修到的洛阳，而且通过广通渠还能勉强进入关中，为两都提供物资。

这是浙江商人的第一个历史契机。

同样作为税赋重镇的江浙两地，在南方向北方输血的过程中其实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苏南拥有太湖平原，水资源及其丰沛，而且平地面积大，事实上是作为中央的粮食中心，一如今天和平时期的河南在中国扮演的角色一样。

而耕地面积小一些的浙江，尤其是浙北，背靠丘陵，更适合种植一些经济作物。浙江的不好种稻谷，却能生长茶树、桑蚕和药材，这让茶叶、丝绸和草药成为了浙江主要的贸易货物。在供应京城使用之外，剩余的经济产品就进入了更广阔的贸易市场。

由于不是能就地消费的产品，浙江当地必须拥有足够的专业商人负责远距离运输和交易。浙江的商人阶级从社会生产当中分化出来，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而在北方急需南方物资税赋的情况下，这些商人还不会受到中央政府的打压，甚至在南宋迁都之后和中央政府玩到一块去了。

中国历史上的大商帮有很多，陕商、晋商、徽商、扬州盐商都在其列。但这些商业巨子往往是在某一个历史时期因为一些特殊的货物需求而崛起的。比如晋商和扬州盐商，都是因为中国古代盐受严格管制，且交通不便而崛起的。等盐的战略性下降，交通方式改变以后，这些商人的盈利空间被压缩，很快就衰败了。

但浙江的原始产业结构并不那么单一。由丘陵地带贡献的茶叶、丝织物、药材等名产，都是中国人优质生活的刚需。虽说南边的福建也有不少类似的产品，但福建的交通实在太过封闭，还是绕不开在地理位置上占便宜的浙江商人。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古代中国，浙江人还仅仅只用上了自己的山地开发经验和内陆运河，他们对海洋的知识还完全没有出场呢。一直是近代的浙江，才迎来了第二个重要的历史契机。

近代中国被强制开埠，上海成为了重要的的对外港口，浙江人对海洋的知识终于找到了用武之地。这一时期涌入上海的宁波商帮，和他们带着的绍兴参谋，有了大展拳脚的空间。

这一时期和宁波人在上海滩共同开发商业的，是苏州商人。但两者其实更像是在互补，而不是竞争。苏州商人对内陆市场有更丰富的知识，掌握了政治资源和原始财富；而宁波商帮更倾向于外贸，尤其是西方列强重视的海洋贸易。最好的例子是宁波人虞洽卿创办的三北轮埠公司，至三十年代已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民营航业集团，一家公司就拥有全国16%的货轮。

实体产业方面，以在上海开埠后的“进口货物第一大宗”洋布业为例，全市的投资额中有超过60%是浙籍商人提供的。其他重要的出口行业，如丝绸、茶叶，也都是由浙江商人所把持，来自湖州的丝商掌握了上海80%的生丝出口量。在工业方面，浙江商人则“完全把持了上海的五金行业”。

在和拥有原始资源的苏州商帮的竞争中，浙商集团还略微占了上风。比如被称为“中国第一商会”的上海总商会，由在沪经营的所有商人共同组织，但这个商会的创办人就是浙江人严信厚，最后商会对外发声的实权，也掌握在了浙商的手里。浙江人此时成了上海滩商业界的风流人物。

由于在实体商业上做得风声水起，浙商集团在金融方面的进展也很顺利。在1911年上海的7家大银行中，除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外，其余的中国通商银行、大清银行上海分行、浙江银行上海分行、四明银行、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分行、信诚银行，或是由浙江人创办，或是由浙商任经理，把控着当时中国最大的热钱走向。

这一时期的浙商，终于把上天赐予的平原、丘陵、海洋资源合而为一，用到了极致，也成就了浙江商业在近代的神话。其实浙商的传奇到这里还没有完。

在经历了战乱和几十年严格的商业管制之后，浙江商人在改革开放之后又一次苏醒了过来。温州人在经历了长期的贫困之后，穷则思变，将小打小闹的商业变成了遍布全国的商业帝国。只是他们的成功模式，更像是隔壁的福建商人。

而在浙江传统的富裕熟地浙北平原，则在过往的工商业基础上诞生了改开后的轻工业王国，乃至当上互联网信息化浪潮的弄潮儿。

不过，这是另一个故事了。

参考文献：

王心喜. 根据考古材料试论浙江省商业的起源——浙江原始社会研究之四[J]. 史前研究, 1986.

周明宝. 浙江商帮的创富群像与文化镜像[J]. 浙江青年专修学院学报, 2014, 29(2): 16-21.

马再杰. 唐末五代浙江地区经济开发研究[D]. 辽宁大学, 2014.

陶水木. 浙江商人与上海经济近代化[J]. 浙江社会科学, 2001 (4): 6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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