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窗与南窗 杨焄

苏轼书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局部）钱锺书在早年的一篇散文《窗》中提到：“窗子打通了大自然和人的隔膜，把风和太...

钱锺书在早年的一篇散文《窗》中提到：“窗子打通了大自然和人的隔膜，把风和太阳逗引进来，使屋子里也关着一部分春天，让我们安坐了享受，无须再到外面去找。古代诗人像陶渊明对于窗子的这种精神，颇有会心。”用来作为佐证的便是《归去来兮辞》和《与子俨等疏》里的片段。如果吹毛求疵一番，这两个例证似乎并不完全贴切。依照钱氏晚年在《管锥编》里的考察，《归去来兮辞》的大部分内容都是陶渊明在挂冠临行时“悬拟倘得归之行事”，“非回忆追叙，而是悬想当场即兴”，因此文中所说的“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不过是凭空想象辞官归家以后的情景而已，并非对亲身经历的真实记录，要说他对此“颇有会心”，不免稍有些牵强。至于《与子俨等疏》，陶渊明说得就更明白了，“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显而易见是盛夏苦暑时的体验，和“安坐了享受”春天并无丝毫关联。不过话说回来，陶渊明对窗户确实情有独钟，除了这两篇文章之外，在诗作中也屡屡言及，如“有酒有酒，闲饮东窗”（《停云》）、“南窗罕悴物，北林荣且丰”（《五月旦作和戴主簿》）、“新葵郁北牖，嘉穟眷南畴”（《酬刘柴桑》）、“荣荣窗下兰，密密堂前柳”（《拟古九首》其一）等等，寻常无奇的窗户被他信手拈来，不但能由此领略山野风物，更可以用来遣怀释闷。

陶渊明对窗户的这份偏爱，也不断引起后人的关注，频频予以激赏表彰。《宋书》《晋书》和《南史》在为他立传时，不约而同都提到了“北窗高卧”的细节，藉以展现他真率高蹈的性情。刘仁本在《寄傲轩记》中则指出“南窗寄傲”云云，“盖表其志之无他，而知自足也。知足故身不辱，无他故志不降，可以绝俗傲世，保身全节尔”，竭力推崇他恬退自守的志节。历代文士在创作时加以檃括点化的情况更是不胜枚举，象征着随遇而安、自得其乐的“北窗”尤其成为众人心摹手追的对象。李白有一首《戏赠郑溧阳》：“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素琴本无弦，漉酒用葛巾。清风北窗下，自谓羲皇人。何时到栗里，一见平生亲。”由于郑晏任职所在的“溧阳”与陶渊明归隐闲居的“栗里”字面相近，诗人就顺势将友人比拟为陶渊明，以“清风北窗”等来称赏对方的高情逸致。李商隐在《自况》中感伤坎坷多舛的身世：“陶令弃官后，仰眠书屋中。谁将五斗米，拟换北窗风。”俨然以辞官隐逸的陶渊明自居，不愿再为了区区俸禄而卑躬屈膝，舍弃悠游自在的生活。苏轼在《次韵子由绿筠堂》中铺叙隐士居所的清雅静谧：“爱竹能延客，求诗剩挂墙。风梢千纛乱，月影万夫长。谷鸟惊棋响，山蜂识酒香。只应陶靖节，会听北窗凉。”情不自禁就联想到北窗下的习习凉风。提及“南窗”的在数量上虽然稍有逊色，但也不乏其例，如王之道的《渔家傲》：“携窈窕，南窗聊得渊明傲。”李曾伯的《减字木兰花》：“寄傲南窗，堪羡渊明滋味长。”对渊明斜倚南窗时的闲散孤傲都表达了钦羡向往之情。

北窗用来夏日纳凉，南窗可以冬日负暄，两者本来各司其职，可在展现诗人特立独行、超迈流俗的气度时倒是殊途同归。因此喻良能在《游柴桑怀渊明二绝》其二中赞叹：“南窗寄傲北窗卧，买断清风不用钱。”便将两者等量齐观而捉置一处，尽显渊明傲岸洒脱的襟怀。而李之仪在《题韦深道寄傲轩》中则故弄狡黠：“南窗何似北窗凉，寄傲来风各有方。”看似略有高下轩轾之别，实则两者依然各行其是而并行不悖。

有意思的是，后人在吟咏熔炼之际，会不经意地将“南窗”与“北窗”混为一谈。陆龟蒙在《和同润卿寒夜访袭美各惜其志次韵》里已经提到：“如能跂脚南窗下，便是羲皇世上人。”将原本在“北窗”之下遥想追慕的“羲皇上人”，移植到了“南窗”名下。王安石则恰好相反而又相映成趣，他在《北山三咏》其二中说：“岁晚北窗聊寄傲，蒲萄零落半床阴。”李壁《王荆文公诗笺注》已经引录《归去来兮辞》中的相关内容，指明其渊源所自，可并没有解释诗人为何要把原作中的“南窗”替换成“北窗”。而杨时在《病中作》其一中感叹：“寄傲南窗容膝地，时时飞梦到羲皇。”虽然并未明白无误地道破，可在病榻梦境之中恐怕也有些莫辨南北。至于陆游在《北窗》中写道：“北窗无意傲羲皇，老返园庐味更长。”又在《农家》中提及：“何须北窗卧，始得傲羲皇。”尽管都意在翻案出奇，认为不必刻意仿效渊明高卧北窗，也能够充分感受无拘无束的山野闲趣，可仍然将原先由“南窗”寄托的“傲”杂糅进了在“北窗”遐想的“羲皇”之中。

在诸多移花接木的作品中，最有名的也许得算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他在这组论诗绝句的第四首中对陶诗有过如下的考语：“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今人对此诗要旨多有考索，郭绍虞的《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小笺》综辑历代评析，强调前人多以自然论陶诗，“而元好问之语，更为概括，故后人亦视为定论”，可惜并没有进一步探究元氏为何要把“南窗”和“羲皇”截搭在一起。至于陈湛铨在《元遗山论诗绝句讲疏》中的推测“陶公置榻于北窗下，即是面迎南窗之凉风矣，故遗山变之云南窗也”，依照古人房屋的结构安排，北窗所在的位置略微偏东，与位于东南的门户遥遥相对，陶渊明卧于北窗之下，迎受的应该是从敞开的门户中吹拂进来的清风，与位置稍偏于西南的南窗并无直接的关系。

归根结底，不管是“南窗”，抑或是“北窗”，都能从中窥见陶渊明闲适自得的生活态度和真淳狷介的性格特质，并没有此疆彼界、泾渭分明的差别。况且在他下笔之际，原本就含有蹈虚悬想的成分，并不都是据实直录。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曾有“好读书，不求甚解”的说法，李冶《敬斋古今黈》认为“不求甚解者，谓得意忘言，不若老生腐儒为章句细碎耳”，并指出《归去来兮辞》中的“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以及《与子俨等疏》中的“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均与此语主旨相通。在看待“南窗”与“北窗”错综交织的现象时，也大可效法“不求甚解”的阅读方式，最重要的还是去涵泳体味陶诗的独特意趣吧。

本文刊于2018年8月4日《文汇报 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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