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杂志记录

一本文史刊物的情怀：保留历史最好的办法，是用文字记录下来《世纪》出版25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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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之于记录历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以什么样的文字记录历史更其重要。

作家王安忆一开始是《世纪》杂志的读者，因为不久前去世的学者赵昌平的引荐，继而成为它的供稿者。在这个过程中，她逐渐加深了对这本由原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翻译家萧乾创办于1993年7月的杂志的了解。在日前于上海科学会堂举行的 “世纪回响——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暨《世纪》杂志创刊 25周年座谈会”上，王安忆对其作为一本文史杂志，相较于其他历史著作或书籍刊物，在记录历史上表现出来的开放性，表示了由衷的赞赏。

以王安忆的理解，开放性一方面体现于该杂志尊重小人物的历史，因为很多正史偏于记录重要事件和大人物的言行举止。但不能忘记的是，在一些重大事件的褶缝里面，有被我们忽略的小人物的生活。正因为中国经历过100年甚至100年以上的动荡，中国历史尤其需要很多人来一起讲述。“一些地位不那么高，社会身份不那么重要，甚至于很长时间里被遮蔽的人物，也能在这本杂志上发表他们的认识，记录他们的生命足迹，这一点难能可贵。”

另一方面，在王安忆看来，该杂志的开放性在于，对历史不做机械的划分。严格说来，等到了明天再回过头来看今天，就是看的过往的历史，但历史在很多人眼里很遥远，很多杂志也正是记录和讲述遥远的历史。“《世纪》不是这样，它没有太强的约束，也不大讲究年代，哪怕是十年、五年前发生的事情，都可以纳入到它的追忆当中。”王安忆正是基于这一特点，成了杂志供稿者。“因为历史是一个那么巨大的纪念碑式的存在，活着的人总觉得自己离历史很遥远，只有把它拉近了，我们才能真正靠近它，并提供我们的材料。”

《世纪》杂志创刊号刊头

让我们得以记录和留存历史的当然不只是文字，所以眼下兴建起各种各样的纪念馆。王安忆调侃道，这种建馆的热潮可能与现在水泥钢筋生产过剩有关。在她看来，需要文字来承载的东西未必适合建馆，因为从里面很难得到直观的感受。“历史是时间的，而时间是动态的，总是流失的，我们很难把它固定下来变成物质化的存在来直观它。所以，我认为，保留历史最好的办法不是建馆，而是用文字把它保留下来。”

无可替代的印刷品

王安忆由此联想到法国作家雨果写的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里的一个场景：修道院里几个长老级的人物在讨论，最好用什么来记录历史事件。在文字产生以前，历史多是用石头来记录的，像教堂、修道院，还有一些大的建筑，它们记录了国王的时代、历史和王朝，但建筑也是非常脆弱的，一场大火、一场战争、一场革命就能把它摧毁。“印刷术诞生以后，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复制和传播，就让记录变得很坚固。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小看我们的文字和印刷品。不要来了什么新媒体，出现了什么电子版，就可以从此替代纸张了，文字的记录是无可替代的。”

文字之于记录历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以什么样的文字记录历史更其重要。《世纪》杂志原主编沈祖炜在刊于该杂志“世纪遐想”的专题文章中坦言，批阅各类史书，常常觉得言人言事过于简略，重于“宏大叙事”而轻于细节真实。不少史书只有抽象的趋势论述，缺乏生动具体的社会文化心理描述。这种把包括人物和事件在内的历史对象的具体环境、个性特点、过程细节都抽象掉的结果，难免使历史真相蜕化为形式化和公式化的杜撰。由此，他强调文史工作须要从故纸堆里发掘遗篇真本，从回忆杂谈中体察真情实意。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该杂志主编沈飞德表示，《世纪》在选择稿件上注重原创性的文章，披露第一手史料，摒弃炒冷饭和无新意的文章，拒绝虽然有可读性却缺乏史料价值的文章，在不断挖掘文史馆馆员和社会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或见证人的第一手回忆的同时，也刊发大量文史界专家学者寻访海内外史料基础上的最新研究成果。与此同时，沈飞德表示，该杂志还通过口述历史丰富历史细节，以其真实性更近一步体现文章的价值。“《世纪》比较早关注口述历史，进入新时期后开辟了口述与回忆栏目，2013年7月，上海文史馆正式成立了口述历史研究中心，请专家学者挂帅，编撰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丛书。”

改革开放路上的“双子星”

叶永烈/著

节选自《世纪》2018年4期

上海虽说是一座年轻的城市，毕竟有一个半世纪的历史。我写长篇小说“上海三部曲”的时候，追溯“冒险家”们生活的年代，可以写到外滩2号的英国总会，写到南京路上的华懋饭店、沙逊大厦、国际饭店，写到衡山路上的国际礼拜堂，也写到上海典型民居石库门房子，算是有一点历史感。

我来到深圳，发觉深圳是一座没有古迹、没有名胜，也没有旧房的城市。深圳是在一张白纸上建设一座新城。深圳人以“大手笔”的气魄，建造大型乐园，成为深圳的“人造名胜”。我记得，一次次到深圳，每一次都有大型新景点“冒”出来:

先是在深圳参观“中国民俗文化村”──这是展现全国56个民族生活的大型乐园；接着，过了些日子，又参观了刚落成的“锦绣中华”──这里微缩着中华大地的最著名的名胜，游览这里如同周游全国；然后，我游历了“世界之窗”──这里微缩着世界各国最著名的名胜，游览这里如同周游世界。

这些人造景观，规模一个比一个大。据当地朋友告知，深圳采取“滚动开发”，即先造一个游乐园，赚了钱，造第二个。再赚了钱，造第三个。那天，我在“世界之窗”参加晚会，环顾四周，偌大的广场，座无虚席，足见深圳游人之众。这样次第推进，逐步建设，“新名胜”吸引了无数游客。

上海与深圳这“双城”，上海开埠早，最初处于领跑的地位。深圳崛起之后，开始跟跑。深圳大步流星，从跟跑到与上海并跑。上海在开发浦东之后，开始加速跑。这时，深圳紧跟紧追，大有后生可畏之势。深圳弯道超车，正在瞄准上海，夺取领跑的地位……

但不能不看到，即使是修史亦如沈祖炜所说，常见选择性的失忆，即该写的不写。个人回忆录、口述史更不可避免有其局限性，比较多选择性的记忆，即夸张个人兴趣之所在。这多半是出于各自的立场和观点——

“

所以历史研究应当是一个不断修正和重构的过程，而基础就是不断发现新的史料。对于现当代史而言，历史过程参与者的亲历、亲见、亲闻的资料，文史工作者提供的掌故笔记、访谈杂录，都可以为正规的历史撰写起到补充细节、提供佐证、解释内情等作用。

如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熊月之所言，存史之真、正史之误、纠史之偏，减少文献记录之遗漏与讹谬，是《世纪》的一大特色，诸多回忆、纪念文章，均具此特色，而补史之缺更是其长项。

在坚持史实正确的前提下，上海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曹旭建言，《世纪》有必要从“史”向“文史”靠拢。“我们记录历史向来只偏重史，但文史馆的特色正在于文史，有必要把文和史结合起来，两者融合，才能真正体现出历史的厚度与深度。所以，上海文史馆有必要立足于自己所长，开辟一些新的栏目，比如才艺录什么的，让馆员从各个方面来谈谈自己的一些观察和体会。”

事实上，正是来自各个领域的馆员，给这本由中央文史研究馆和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主办的杂志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上海文史馆自1953年建馆以来先后聘请了1000多位馆员。其中，书法家、画家在不同时期的馆员当中占30%以上。会上，国画家、88岁的汪观清馆员和104岁的顾振乐老先生题款，赠予上海文史馆《牛犊情深图》。而从1993年 7月创刊至今，每年6期，该杂志迄今共出版了151期，总字数近 2000万字，历史图片近万张。其中，该馆馆员在不同时期为该杂志撰写或口述了部分重要文章。

出于让一些重要文章得以更好留存和传播的考虑，该杂志编辑部在创刊时就提出，每逢5和10周年纪念日都要将发表于杂志的优秀栏目的文章结集出版。2004年 12月曾经出版了《目击 20世纪丛书》，2006年 7月曾经出版了《〈世纪〉笔记掌故丛书》，今年 7月出版了《世纪遐想》，该书荟萃了刊载于杂志内“世纪遐想”栏目 148篇短小精悍、思想深邃的文章。葛兆光、陈思和、陈平原、俞吾金、刘心武、张汝伦、邓伟志等众多学者都曾为该栏目赐稿。会上还举行了《世纪遐想》一书的首发仪式，并将该书捐赠给上海图书馆、新闻出版博物馆、静安区图书馆和闵行区图书馆等单位，使之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益。

《世纪遐想》

诚如上海市档案馆副馆长、《档案春秋》杂志原总编辑邢建榕所说，《世纪》之所以办出了一定的成绩，先后两次入选华东地区优秀期刊，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纵使时代风云变幻，历任领导人和编辑都对出版宗旨一以贯之，编辑风格也是一脉相承，不因人事的变化而变化。事实也是如此，25年来，该杂志始终遵循“积累史料、传承文化”的办刊宗旨，坚持“亲历、亲见、亲闻”的特色，不断挖掘重大历史事件的珍贵细节，刊载文史学者利用稀见档案材料潜心研究的最新成果，以第一手资料披露百年中国历史变迁，发掘历史真相，抢救史料，积极发挥存史资政、以史育人的社会功能。与此同时，该杂志不断拓宽视野，近期又新增了“文化自信大家谈”“口述历史”及 “改革开放40周年”等一系列特色栏目。

当然，在互联网技术革新的大背景下，作为一本文史杂志，《世纪》也和很多传统纸媒一样面临同质化竞争，读者群日益老化等问题。也因此，该杂志有坚守，也求新变。从 2006年第六期开始，该杂志就加强了同网络媒体的合作，并于2016年推出微信公众号，节选当期或往期杂志中的精华内容刊登。为适应读图时代的需求，从2016年第一期开始，该杂志也实施扩版，新增16页彩页。会上，该杂志还与澎湃新闻网、观察者网举行新媒体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国务院参事室党组书记、主任王仲伟出席座谈会并讲话。中宣部原副部长龚心瀚，上海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上海市宋庆龄研究会会长薛潮，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王珏及其他有关单位领导，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文史界、新闻出版界的专家学者，作者与读者代表等八十余人出席大会。座谈会由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党组书记、馆长郝铁川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