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受之谈包豪斯之魂_【室内设计师】

那天细雨纷纷，我们都没有带伞，在雨中顺着“格罗皮乌斯小径”来回走。对包豪斯的认识，我看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概念，对待文化，能够有模糊、不准确的理解，反而给大家更多自己诠释、遐想的可能性！...

2015年10月下旬，德国已经有点冷了。我从法兰克福开车去柏林，穿越了中部那些高丘农田，冬小麦田上已经覆上一层薄薄的初雪。我停在途中的加油站喝咖啡、买《纽约时报（国际版）》，走出加油站，踏着松软的麦田看看农舍，脚下的雪嘎吱嘎吱作响。德国的冬天来得这么早！

这天是去前民主德国的德绍，原来包豪斯的旧址上是一所德国统一后建立的综合性大学——安哈特应用技术大学（The Anhalt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该大学有三个校区，都离开不远，另外两个在贝恩堡与科滕。

德国人管应用技术大学为“Hochschule”，相当于西方的“university”，这一类的大学中应用性的比例高，而纯粹的技术学校、高级技术学校则叫做“Fachschule”，还有一类专门培养艺术家的academia，名称上类似西方的academy，但是不授予学位，是师傅带徒弟的传统方式，如果得到导师的满意以及委员会的批准，毕业后有少部分人可以获得“艺术家”的称号。国家会给艺术家种种津贴。

在德国众多的“Hochschule”大学里面，安哈尔特应用技术大学是1990年两德统一之后才建立的，按学校的资历以及所处的位置——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民主德国，自然不可能是什么重要的大学。我之所以一而再地去考察，并且，全世界的艺术与设计界人士也都前赴后继地去“朝圣”，因为这里是曾经只有150个学生、12个老师的设计学院“包豪斯”的所在地。

当年院长、奠基人、建筑师沃尔特·格罗皮乌斯（1883–1969）设计的校舍、四栋教育宿舍，是全世界最早的现代建筑物。就凭这段历史、这些建筑，不知道每年有多少人远涉重洋、驱车千里来这里“朝拜”。两德统一之后，在此成立了独立的包豪斯基金会，托管这些位于安哈尔特应用技术大学校园中的包豪斯建筑物，也负责运作包豪斯博物馆、四栋宿舍放入展览以及保护相关的包豪斯历史作品。

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的差异，好似两个国家。我第一次来德国，是在1993年的11月。当时因为协助我工作的美国大学院长来这里面试申请富布莱特奖学金的德国学者，面试地点在联邦德国。我抽空去了东南部的德累斯顿和德绍，那时候两德统一不久，民主德国破败凋零。德累斯顿、德绍好像1970年代的中国大院一样，连人的态度也差不多。那是我第一次来看包豪斯。从车站走进学校，一条叫做“包豪斯路”（Bauhaustrass）的小路穿过大楼，就在格罗皮乌斯设计的那座跨路的桥型办公室部分穿过，我去的时候包豪斯大楼已经开始整治了，部分是作为职业学校使用，部分已经初步整理出来供人参观了。

穿出包豪斯楼，就是一条叫做“格罗皮乌斯小径”（Gropiusalle）的路，两边都是住宅公寓，四五层，民主德国时代建造的，刻板呆板、毫无特色，但是行道树却长得很高大，走十分钟左右，是一个十字路口，左边一条路叫做“阿尔伯小径”（Erbertallee），交叉路口就是密斯·凡·德·罗（Ludwig Mies van der Rohe)1930年设计的宿舍围墙，顺着阿尔伯小径走几步，路边一个茂密高大的松林里，一字排开几栋白色小楼就是格罗皮乌斯和其他六个教员的宿舍。原来应该是四栋，其中两栋在战时被毁坏，我记得好像是1945年被炸毁了一半。我去的时候是1993年，那里还没有修整，长满了杂草，仅存的两栋还住着人。比较大的那一栋是格罗皮乌斯的独栋宿舍。我记得在图片上看是很壮观的一栋现代主义的住宅。但是我去看的时候却面目全非，那户人家不但胡乱改造那栋楼，并且在上面加了斜屋顶，一塌糊涂，搞得我颇为失望。

↑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格罗皮乌斯亲自设计的包豪斯的教授宿舍遭到严重损毁，这是格罗皮乌斯住宅1957年的景象

↑ 1992年的康定斯基-保罗•克利住宅，虽然在民主德国时期有所修整，但仍是一派颓败模样

那一次探访是我第一次去，人生地不熟，找人问路居然找不到能讲英语的。城市景色寥落，满地金黄落叶、凄风苦雨，内心颇有一些悲悲切切。

格罗皮乌斯是从1925年着手设计包豪斯新校舍和宿舍建筑，学校是综合性建筑群，其中包括了教学空间——教室、工作室、工场、办公室以及拥有28个房间的宿舍、食堂、剧院（礼堂）、体育馆等设施，还有一个屋顶花园。格罗皮乌斯采用了非常单纯的形式和现代化的材料及加工方法，以高度强调功能的原则来从事设计。建筑高低错落，采用非对称结构，全部采用预制件拼装，工场部分是玻璃幕墙结构，整个建筑没有任何装饰，每个功能部分之间以天桥联系，体现了现代主义设计在当时的最高成就。

这个建筑本身在结构上是一个试验品，总体结构是加固钢筋混凝土，地板部分是以预制板铺设在架空的钢筋网上的。平顶式的屋顶采用了一种新的涂料来防漏（可惜不太成功，后来到了下雨时，都常会有漏雨的情况）。建筑内部的设计，包括室内设计、家具设计、用品设计等等，也都体现出与建筑本身同样的设计原则——整个建筑群成为1920年代现代主义设计的杰作。

宿舍建筑则迟一年才建成，格罗皮乌斯在德绍时期设计和建造了四栋教员宿舍，在战争中被炸毁了两栋，分别是格罗皮乌斯自己住的那一栋和莫霍利·纳吉（Moholy-Nagy）住的那一栋，这四栋是现代建筑史中具有标志性的建筑物，因此我一直很关心这四栋宿舍的改造、修复情况。这个四栋宿舍的赞助方是在德绍的容克斯飞机公司（Hugo Junkers），宿舍则被称为“大师住宅”。

包豪斯大楼、四栋宿舍的设计除了功能目的之外，其实也是格罗皮乌斯的现代主义的宣言。纯粹、简洁、达到极限水平的审美水平，无论是建筑本身，还是建筑的构件——把手、门窗、暖气片、灯具、开关、架子、椅子、厨房、洗衣设备等等，都是统一的风格。这四栋宿舍一字排开，排列的方式也展示了包豪斯的理性、次序与先后的精神。六个老师各住半栋，用现在的标准来看，住宅并不算宽大，但是功能齐全，作为宿舍是足够的了。格罗皮乌斯自己那一栋里面有佣人住房、车房。我们知道他是很摆校长样子的人，自己上下班都有专职司机接送，其他六个老师就远远没有这般奢侈了。住房仅仅是宿舍，而且都是走路上下班的。

校长楼是有自己的花园的，第三任校长密斯在校长花园和外面相交的地方建造了一道2m高的围墙，形成自己完全独立的院落。

格罗皮乌斯其实在这所住宅仅仅住了两年，当时他和前妻阿尔玛·马勒（Alma Maria Mahler Gropius Werfe，1879–1964）离婚，刚刚迎娶新夫人艾瑟·格罗比乌斯（Ise Gropius，1897-1983），他们经常在家里接待客人，并且也经常带客人参观各个房间、厨房，向朋友展示现代室内设计的面貌及其清洁、洗练、卫生之感。

我们一般认为包豪斯是1933年4月被纳粹政府关闭的，其实德绍校舍早在1932年就被关闭了，当时由于纳粹登台前身“德意志工人党”（Deutsche Arbeiterpartei, 简称：NSDAP）在德绍掌权，立即封闭学校大楼，密斯不得不把学校迁移到柏林，苦苦再撑了一年。这栋校长楼前后住过三任校长：格罗皮乌斯夫妇从1926年住到1928年辞职，之后是第二任校长汉斯·迈耶（Hannes Meyer）住，1930年迈耶辞职，第三任校长密斯·凡·德·罗迁入，也住了两年，密斯在宿舍外围建造了一堵好像城堡围墙一样的墙，把四栋宿舍包围起来，原因从来没有人能弄清楚过。一般认为是原来四栋建筑和外面德国传统建筑之间差异太大，用围墙封闭，加上有一片小树林，这样有一个过渡空间，不至于太过突兀。

德绍的容克斯飞机工厂是德国最重要的战斗机工厂，附近还有一个化工厂，可以生产毒气等化学武器，因此盟军空军大批轰炸机在1945年3月7号轮番摧毁性地轰炸了德绍，工厂全部摧毁，民居也遭到波及。四栋宿舍中纳吉的那一栋被炸毁一半，战后干脆拆了，四栋宿舍成了一片废墟。战后民主德国对重建包豪斯毫无兴趣，四栋楼一部分炸毁、一栋剩一半，两栋虽然还在，但是荒废无人。直到1950年代，有一对夫妇找到德绍市政府，申请改建格罗皮乌斯这栋住宅，得到批准，他们照传统重新进行搭建，在平顶上增加了斜屋顶（pitched roof）。但非常讽刺的是，包豪斯的标志之一就是平屋顶。因此，从1950年代到1990年代这里出现了古怪的反包豪斯的象征。这栋房子随新主人的名字叫做“艾玛住宅”（the House Emmer），摆在那里非常突兀、格格不入，而且无人问津，格罗比乌斯当时人在美国，不再理会这些建筑的现状。其他几栋则一直荒废到1992年。我在1993年来德绍见到的就是那个情况。

德国统一之后，重建战时被毁的历史性建筑成为整个国家的议题。德国满目疮痍，联邦德国经过经济建设，大部分被毁的建筑得到重建。早期的重建就是完全按照记录、历史资料再造一次，但是到1990年代，德国的民众与学界都开始思考什么才是重新恢复的意义，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被摧毁的德累斯顿的“圣母大教堂”、柏林在战时被摧毁的市政厅，波茨坦被摧毁的市政厅、法兰克福市中心被毁的老区，都面临重建。要重新建造，还是赋予历史的含义却不完全复旧，人们的争议很大。

包豪斯宿舍重建的问题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德国其他城市面临的问题是拆毁现代建筑、重建被毁的古老建筑，而这几栋宿舍却是纯粹的现代建筑。被毁的两栋是否要恢复到原来一模一样的状态，还是给予新的内容或者意义?纳粹是反对现代主义的，因此才在1933年封闭了包豪斯，但是民主德国政府也反对现代主义，特别是现代主义建筑，因为认为现代主义象征了西方资本主义。

这样，包豪斯住宅在纳粹时代被荒废，在民主德国也被荒废，直到两德统一，德国人民才真正重视包豪斯的价值。但是要重新修整，是完全恢复到格罗皮乌斯时代的原貌，还是保留原貌外形、内部修改，或者是部分恢复、部分重新诠释?德国人做事非常小心，最后选择公开竞标，希望得到比较满意的方案。

具体负责这个项目的单位是德国包豪斯基金会，筹备、策划整个重建项目。具体的问题是在三个方向中选择一个：重建（reconstruction）、改建（retrofit），或是重新诠释（reinterpretation）。这个问题成为德国设计界争议的焦点。我第一次去德绍，这个项目还没有启动，我看到的仅仅是废墟，之后就看到项目公开招标，然招标多年，却没有公布中标者。

改造、重建包豪斯四栋宿舍的项目事实上经历过几次投标和竞赛，第一次竞赛没有任何方案令人满意，因而无疾而终。这次竞赛之后，如何做这个项目在德国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公众意见分野越来越大，越讨论越复杂。我看报纸说越来越多德国人参与到设计讨论中来，直到我这一次去德国，在前民主德国的德绍听到不同的意见，到柏林听到不同的意见，到德国中部的法兰克福又听到不同意见，甚至到了最西部的杜塞尔多夫依然听到好多人在表达不同的看法。

↑ 格罗皮乌斯住宅现已基本按原设计修复，并已开放供来访者参观

↑ 修复后的格罗皮乌斯住宅正立面

↑ 两德合并后，完全修复的康定斯基-保罗•克利住宅楼

一栋建筑的改造引起举国的注视，可见德国人对于设计的含义的重视。保持旧址不动，是一种看法，旧址其实非常破烂，虽然住户已经迁出去了，但是前民主德国留下的基本是一个烂摊子，因此保留原址方案被否决。重新按照当年的方案重建，还是回复到格罗皮乌斯的四栋宿舍，大家也趋向不同意，因为周边环境已经变化了，即便建筑完全恢复，也无法回复到原来的面貌。重建方案也被否决，那么留下来的就是改造或重新诠释，怎么改造，成为一个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问题。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在这次设计方案竞赛中，柏林的建筑事务所布鲁诺·菲奥列蒂·马奎斯（Bruno Fioretti Marquez Architects）的方案胜出，方案的基调是“模糊的记忆”（the blurriness of memory）。他们用很复杂的理论来回答了上述的一系列问题。我看过他们方案文本，好像一篇研究论文，旁征博引地援引了不少重要的哲学家、思想家的观点，包括德国艺术家托马斯·德昂（Thomas Demand， 1964-）、日本艺术家杉本博司（Hiroshi Sugimoto， 1948-）、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Jorge Francisco Isidoro Luis Borges ,1899-1986）等。引用的理论包括切割的记忆片段、想象的拼合等等。在这个方案被批准、设计完成、建筑完成之后，整个项目作为博物馆对外开放。该建筑事务所的马奎斯（José Gutierrez Marquez）在开幕式上说到这个项目的设计概念时，特别强调：“我们的记忆是模糊、不准确的（Our menory lives off blurriness and imprecision）。”因此，这个项目的设计，无论是建筑还是室内都有这种强烈的模糊性，这种手法不多见。

↑ 两位大师都对色彩情有独钟，室内装潢称得上五彩纷呈

↑ 巨大的落地玻璃门窗，将室内室外融为一体

我这一次去，安哈尔特应用技术大学设计学院的院长以及三个教授全程陪同参观，并且还请了一个包豪斯基金会的人来讲解历史和过程。我对于包豪斯了解得很多，这一点让他们有点诧异，特别是我谈到莫霍利·纳吉和玛丽安·布兰特（Marianne Brandt， 1893 –1983）的通信关系细节的时候，有些事情他们还没有听说过，说没有遇到过一个外国人对包豪斯了解得比他们还多的。但是我的这些书本上的知识只是一方面，而走进包豪斯的空间，却是完全不同的空间体验。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设计的成果：做法是两栋复原，两栋保留概念性的外表，内部则设计成博物馆和陈列馆。格罗皮乌斯住宅是最大的一栋，设计准确地遵循了格罗皮乌斯整个建筑的空间构造、尺度，但更加极端。整个外墙用浅灰色的混凝土立面，连原来的窗户也变成一个微微凹下的弧度而已。内部有原来的空间尺度，却完全取消了原来的细节，成了一个构成主义的展示空间；而康定斯基与莫霍利·纳吉的住宅则完全复原，特别是康定斯基的那一套，连1927年康定斯基自己叫人刷上的彩色墙面都复原了。而他的画室的墙居然是黑色的，据说是为了在卖画的时候比较好地衬托出自己抽象绘画的效果。康定斯基是世界上第一位画纯粹抽象油画的艺术家，他的主要抽象绘画作品就是在包豪斯这个宿舍创作的。据说他很少去包豪斯上课，都是让学生到家里来上课的。

去的那天细雨纷纷，我们都没有带伞，在雨中顺着“格罗皮乌斯小径”来回走，想起设计概念是“模糊且不准确”（blurriness and imprecision）。对包豪斯的认识，我看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概念，我们不是考古工作者，也不是文物研究者。对待文化，能够有模糊、不准确的理解，反而给大家更多自己诠释、遐想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