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潘向黎《梅边消息》读后 新作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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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画书界奥斯卡”
王彬彬
潘向黎《梅边消息》读后
新批评/ 新作聚焦
作家潘向黎的散文随笔,有两大题材,一是茶,一是诗。前些年,潘向黎同时推出两本书,一曰《茶可道》,一曰《看诗不分明》。现在,潘向黎第二本谈论古代诗歌的学术随笔集《梅边消息》又问世了。今天推荐的文章来自评论家王彬彬对《梅边消息》的精彩解读——
“当你对一首众所周知的旧诗有了新的理解时,你会感到很幸福。而如果你的理解是言之成理的,是对诗歌体贴入微后的感悟,那别人读到后也会有异样的欣喜。”潘向黎的正业是报纸编辑,业余从事文学性的写作。所以,是一个业余作家。潘向黎写了许多小说,是著名小说家。长篇、中篇、短篇,都写了不少。也获过这样那样的奖,像庄重文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什么的,都拿到过。潘向黎同时又写散文随笔,这方面也数量丰富。写散文,也获过冰心散文奖。写小说的人,偶尔写点散文,很常见。但像潘向黎这样在写小说的同时又写很多很多散文,在当代文坛似不多见。事到如今,弄不清称她为小说家好还是散文家好。
潘向黎
绘 / 郭天容
潘向黎的散文随笔,有两大题材,一是茶,一是诗。潘向黎嗜茶,好像各种茶都喜欢,只要是好茶,红也好,绿也好,都可成为其品尝和谈论的对象。至于诗,则喜欢的是中国古代诗歌,而且主要是唐诗。前些年,潘向黎同时推出两本书,一曰《茶可道》,一曰《看诗不分明》。前者,是将说茶的文章集成一册;后者,则收入了谈古代诗歌的文章。有一种人生叫诗酒人生。潘向黎过的则可算诗茶人生。所以,那本《茶可道》,还不如叫《茶当酒》。潘向黎那些谈论古代诗歌的文章,应该叫做学术随笔,叫学者散文也合适。现在,潘向黎第二本谈论古代诗歌的学术随笔集《梅边消息》又问世了。《梅边消息》这书名不错,比《看诗不分明》好多了。中国古代诗歌,已经有了一代又一代的谈论者、研究者。就说潘向黎无限钟情的唐代诗歌吧,一千多年来,不知有多少人赏析过、探究过、一字一句地计较过。没错,现在能看到的唐代诗歌有近五万首。但那五万首,并非每一首都值得分析、都经得起鉴赏。伟大如唐代,留下来的诗歌中,真正具有相当艺术价值的,也只是很小一部分。这一小部分,宋、元、明、清,有多少人已经分析过、鉴赏过。现代人要对这一小部分唐诗重做分析、鉴赏而又分析、鉴赏得有一定价值,殊非易事。
现代人要对古代诗歌分析、鉴赏,我以为应该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对已经的分析、鉴赏,或者说,对已有的研究成果,有尽可能全面的了解;二是自身要对诗歌有非同一般的艺术感受能力。对已经的分析、鉴赏,对已有的研究成果,有尽可能全面的了解,便知道哪些话是前人已经说过,哪些意思是前人已经表达过。知道了这些,才明白自己应该从哪里起步。而更重要的,是对古代诗歌具有非同一般的艺术感受力。只有具有了这种能力,才可能对那些大家十分熟悉的、为无数人解说过的诗歌,产生属于自己的独特看法。
现代人解说古代诗歌,具有很大的挑战性。但也是一件值得冒险的事情。如果你真有那金刚钻,这就是值得去揽的瓷器活。因为,当你对一首众所周知的旧诗有了新的理解时,你会感到很幸福。而如果你的理解是言之成理的,是对诗歌体贴入微后的感悟,那别人读到后也会有异样的欣喜。我没有在古代文学上下过什么功夫。胡乱读过一些现代人解说古代诗歌的著作。让我佩服不已的,是陈寅恪、金性尧、傅庚生这几位。陈寅恪先生既研究唐代历史,又研究唐代诗歌,而且把二者结合起来,进行诗史互证。以唐诗证唐史,使陈寅恪先生对唐代历史上的诸多问题有了新颖的见解。而以唐史证唐诗,则让唐代诗歌中不少长期被忽视或被误解的问题,得到了既明确又准确的解释。记不清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了,总之是某一年某一月某一天;也记不清是在何处的哪家书店,总之不是在上海就是在南京的某家书店,我见到了金性尧先生的 《炉边诗话》,于是便买下。《炉边诗话》共收谈论、赏析古代诗人和诗歌的短文五十四篇。虽然是从《诗经》中的作品谈起,但主要是评说唐宋诗人。金性尧先生在品鉴那些万口相传的古代诗歌时,每有新意,令我击节称叹。至于傅庚生先生,他的那本《中国文学欣赏举隅》是很经典的著作了。傅庚生先生对文学语言的感受之精微,是十分罕见的。那些人人熟悉的作品,那些自以为完全懂得了的名作,经傅先生一解说,才知道原来还有这种好处,或者还有这种不足。傅庚生先生的判断,总是在对一字一句进行细致的分析后做出的,就像瓜蔓长长地延伸着,终于结出一个滚圆的瓜,让你不由得不信服和喜爱。
陈寅恪先生是中国古代文史研究的大家。金性尧先生、傅庚生先生也都是治古代文学的专家,算得上是名家。潘向黎呢,本科自然读的是中文系,但硕士、博士读的都不是古代文学专业。或许有人会想:她谈古代诗歌,靠谱吗?读读她那些谈论古代诗歌的文章,这疑问便可打消。潘向黎谈古诗,并非无视前人的看法而凌空蹈虚。她是不厌其烦地引经据典的,可知她对前人、他人的看法是很熟悉的。虽然对于像我这样多少读过一点书的人,那些前人、他人的说法,那些知识性的铺陈,读来多少有点烦,但同时也让我放心,知道潘向黎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知道潘向黎知道自己在扮演怎样的角色。换句话说,这让我们知道,潘向黎谈论古代诗歌,并非一个妄人在游谈无根地妄说。
应该说,即便没有什么新意,即便对古代诗人、诗歌并无自己的看法,而能够把前人、他人的看法清楚明白地整理出来,介绍给社会读者,也自有一种价值。但潘向黎谈古代诗歌,确实常常超越了整理、介绍的层面,而表达着自己的理解、感悟。
收入《梅边消息》中的《老大不嫁与贫士不遇》,说的是古代诗歌中的代言体,即作者分明是男性却以女性的身份、口吻说话。文章着重分析了秦韬玉的《贫女》和韦应物的《春宫怨》。潘向黎说,这些代言体诗歌,也只是表面上代女性抒情、代女性诉苦,而深层的意思,仍然是作为男性的作者在抒发自身怀才不遇、仕途蹭蹬的哀怨。如果仅仅说到这里,那还了无新意。潘向黎接着说,就像宫女的“承恩不在貎”一样,男子的仕途是否得意,也并不关乎才学,而在深谙官场潜规则并全身心投入地实践这些规则。即便说到了这里,也谈不上是自己的见解。但这篇文章却以这样一段话结尾:自古以来,出人头地往往是男子人生的第一渴望,正如爱情和好姻缘之于女子。所以当通过描写女性“失爱”来抒发自己“不遇”苦楚的时候,男子无意中懂得了女子。也许唯有此刻,两性才心灵相通,不同病而相怜。
这就有点意思了。这就让人眼睛一亮了。“无意”两个字下得十分好。男子在借女性之口发泄自身的牢愁之初,还并没有真正懂得女性;写着写着,一不小心理解了本来不屑于理解的女性的不幸与苦难。——想象这过程,真是一种诗意的享受。有了潘向黎这番颖悟,此后读那些代言体的诗,感受就不一样了。
所谓新意,所谓自己的理解、感悟,并不意味着就是全新的感受、观点。前人、他人虽把某种意思表达过了,但表达得很模糊、很粗浅。而你在此基础上前进、深入半步一步,把此种意思说得更清楚、很精细,也无疑是新意的表现,也可以说是表达自己的理解、感悟。学术史上,文艺批评史上,所谓发展、所谓创新,往往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的。
玉颜不及寒鸦色,
犹带昭阳日影来。
真成薄命久寻思,
梦见君王觉后疑。
王昌龄《长信秋词》节选
为什么总用女子遭冷遇比喻男人的怀才不遇呢?如果反过来,偏用“自从弃置便衰朽”来印证:不是色衰爱驰,而是爱驰色衰,不也很贴切?也许有人会觉得有点辱没了须眉丈夫,但其实这样很容易让隔膜的两个性别真正互相理解。而且,“大”男人们梦寐以求的功名前程,真的就比“小”女子们魂牵梦绕的情爱重要吗?这样的议论,这样的疑问,大概是发人所未发。这牵涉到男权女权一类大问题,复杂得很。潘向黎不是有意识地从女权主义的角度提出问题的,她似乎也不信奉女权主义理论,否则,会有好一番慷慨激昂的宏论。
古代诗歌中有许多名句,几乎都有定论性的解释。能对这些名句的定评发生怀疑,并做出自己的解释,而这解释又妥帖、切实,那是能给读者异常的欣喜的。傅庚生先生就能给人这样的欣喜。乐府古辞《饮马长城窟》中有两句诗“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紧接着的两句是“入门各自媚,谁肯相为言”。对“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历来的解释尽管有细小的差别,但都认为意思是枯桑特别能感知大风,海水分外能感知严寒。傅庚生先生认为,这其实是说不通的。枯桑者,落尽叶子的桑树,为什么反而特别能感知大风?海水特别深,通常都难以结冰,为什么反而分外能感知严寒?傅庚生先生认为,这两句应作疑句解,意思是:枯桑哪里能感知天风,海水哪里能感知严寒?这样就能很好地与下面两句相联属:他们那些夫妇团聚的人家“入门各自媚”,有谁理会离人的苦楚?谁肯向咱说一句半句安慰的话?(《中国文学欣赏发凡》)。
肠断春江欲尽头,
杖藜徐步立芳洲。
颠狂柳絮随风舞,
轻薄桃花逐水流。
杜甫《漫兴九首》之一
对柳絮和桃花,骂是骂了,但是那种“由爱生恨”的骂,类似于“你这没良心的!”“你这杀千刀的!”杜甫因为太爱桃花了,所以才有这样的怨恨:我那么爱你们,你们却这样轻易地就随流水走了!所以,“颠狂”“轻薄”云云,虽然很难听,但“心里满满的都是爱”。潘向黎说,这种“似骂似怜”的口气,在老杜笔下很常见,例如“多事红花映白花”“韦曲花无赖,家家恼煞人”“剑南春色还无赖,触忤愁人到酒边”等等。潘向黎的“翻案文章”,十分言之有理。这样一解释,整首诗的诗意更顺畅了。不过,我没有潘向黎那么浪漫。我同意 “颠狂”“轻薄”在这里并非真正的骂语。但我怀疑,“颠狂”“轻薄”在杜甫的时代,本没有现在那么严重的贬意,这种严重的贬意,是后来衍生出来的。“颠狂”“轻薄”,在杜甫诗里,就是取其字面的意思,基本是中性词。
云澹水容夕,
雨微荷气凉。
一写悁勤意,
宁用诉华觞。
韦应物
杜甫是诗圣。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至高无上。要在任何一个意义上对老杜有所贬低,都是需要勇气的。而潘向黎在《梅边消息》中居然对老杜有些微词。在《如此才识,何必老杜?》一文中,潘向黎把杜甫的怀古咏史诗与刘禹锡同类题材的诗做了对比,认为在“史识”方面,杜甫其实是逊于刘禹锡的。杜甫写了《蜀相》《八阵图》等诗歌称颂诸葛亮,还有《咏怀古迹》之四、之五也和诸葛亮、刘备有关。而刘禹锡的《观八阵图》《蜀先主庙》可以说是同一题材作品。潘向黎在对两人的诗作做了分析后,得出结论:“公允地说,杜甫的感情更投入,赞美更虔诚,评价更悲悯,可以见出他是一位仁厚君子,但也可以说,他始终不脱一个臣子的身份;而刘禹锡,则接近纯粹知识分子立场,态度更超然,不止于仰慕和悲叹,他的眼光是审视的,洞穿历史、褒贬现实的,由此,立论剀切,识见不凡,更有价值。”这番评说,显示了良好的感受力、判断力,令我很是佩服。没错,老杜受制于他的思想观念、价值信仰,在缅怀诸葛亮这样的历史人物时,难免像潘向黎所说,表现出“丝丝缕缕的庸人气味和陈腐气息”。而刘禹锡没有杜甫那么强烈的正统观念,没有杜甫那种近乎僵化的价值信仰,在面对诸葛亮这样的历史人物时,也就没有杜甫那份拘谨、惶恐。由于心态更放松、思想更自由,下笔作诗,立意也就更高远。
得相能开国,
生儿不象贤。
凄凉蜀故妓,
来舞魏宫前。
刘禹锡《蜀先主庙》节选
前面说,现代人解读古代诗歌,艺术感受力非常重要。其实,有时候,“格物”的能力也很重要。陈寅恪先生以史证诗,往往就是依据历史材料,对唐诗中出现的一些人物、事物和故事,进行实证性考辨,准确地指出其本来所指为何,从而有助于对诗歌本身做出更切实的理解。傅庚生先生解读古诗,也有这种功夫。“胡马倚北风,越鸟巢南枝”,这是《古诗十九首》中第一首里的两句。从来的解说者对这两句的意思,都解说得模模糊糊。傅庚生先生指出,所谓“倚北风”,就是迎风而立。在北风劲吹、天气严寒的时候,马儿迎风站着,皮毛便后附,可以御寒;若是逆风而立,风从身后吹来,毛鬣纷披着,就更加冷了;至于鸟雀喜欢在树的南枝筑巢,也是因为南边向阳而更暖和。诗歌无非借此以表达游子心情(《中国文学欣赏举隅》)。这说法也很让人信服。在《梅边消息》中,潘向黎也表现了格物的功夫。在《白居易的色彩》一文中,潘向黎指出白居易在诗歌中设色太大胆,十分偏好鲜艳明亮的颜色。虽然可以白居易感情丰富、强烈,所以喜爱浓烈的色彩来解释,“但还是觉得白居易的色彩感觉太奇特,简直到了灼人眼球、扰人心神的地步,而且‘撞色’频率实在太高,似乎有趣味和心理之外更强大的理由。”这样一想,潘向黎便怀疑白居易有眼疾。一查,果然发现白居易一生多病,尤其后半生,眼疾不断加剧,白居易为此叫苦不迭。慨叹眼疾之苦的诗,竟有四十多首。这就让白居易诗中奇怪的色彩表现得到了解释:白居易的病眼,只能看到明确、强烈、火爆的颜色,对清淡、柔和、微妙的色彩根本无法感受、欣赏,什么中间色、渐变色,一律不存在。文章最后说:“我现在知道了,杜甫写颜色比白居易高明得多,这和眼睛有关。”“桃花一簇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能写出这样的诗句,这就证明老杜的眼睛不错,能够感受、欣赏色彩细微的差别。而“可怜的白居易,哪里分得清什么深红和浅红”?
散乱空中千片雪,
朦胧物上一重纱。
纵逢晴景如看雾,
不是春天亦见花。
白居易《眼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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