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戒鸦片：嘴上说不要，身体却很诚实嘛_【淘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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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百家讲坛》杂志

严复出生于一个中医世家，曾祖父曾是举人，祖父、父亲虽以行医为业，但都有着较深的国学造诣。也许是对自己的弃儒从医心有不甘，父亲严振先对严复寄予殷切厚望，希望他能够顺利地博取功名、光宗耀祖。

于是，7岁时严复被送入私塾，为求良师，先后辗转多处，后其父又延请同邑黄宗彝开设家塾，专为他一人授课。黄宗彝颇负盛名，他渊博的学识、开阔的视野、士人的品格对年幼的严复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如不出意外，严复博个功名应该不成问题。然而，一根看不见的命运“魔棒”，似不经意地在严复头顶稍稍一点，他的人生之路就此来了个意想不到的“急转弯”。

1866年8月，严振先在抢救霍乱病人时不幸染上瘟疫，撒手人寰。严振先平时积善好施，对穷人不收诊费，加之嗜赌如命，病逝之后，家里穷得连殡葬费也拿不出来。还是以前那些受过恩惠的病人送些香火钱，大伙七拼八凑，好歹办了个葬礼。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灾难与打击，年仅12岁的严复束手无策，不由悲痛而无奈地叹道：“肩不能挑，手不能执，奈何？奈何？”于是，全家不得不离开省垣，搬回祖居——侯官县阳歧村大夫第，分得两间房屋栖身，靠母亲做女工勉强度日。

正当他茫然四顾时，适逢福州船政学堂招收公费生，学费、住宿费、伙食费全免不说，每月还发放4两银子，另外学堂仨月一考，成绩一等者可获奖金10元。严复得知消息，几乎没有半点犹豫就决定报考。

福州船政学堂是中国海军之萌芽。彼时，由正在福州老家因母丧守制的沈葆桢任船政大臣。主考官沈葆桢正值丧亲丁忧，拟定的考题便与父母孝道有关。刚刚经受丧父之痛的严复提笔写来，不觉情真意切，加之较好的国学功底，文章写得十分感人。沈葆桢阅后大为赞赏，严复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录取入学。

12岁至17岁，5年船政学堂的学习生活，展现在严复眼前的是崭新的学问与广阔的天地。在与传统国学的对比中，严复经受西方文化的洗礼，对西方社会的先进文明有了初步的了解与认识。1877年，严复作为清政府派遣的第一批欧洲留学生，前往英国学习。

严复敏锐的思想与广博的才学，深得清廷第一任驻英大使郭嵩焘的器重。郭嵩焘去欧洲各地访问时，也将严复带在身边，使得他见识了许多欧洲文化结晶。

郭嵩焘思想深邃，对洋务派仅将“船坚炮利”视为国家强盛之途深感怀疑，认为只有掌握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才是真正的强国之本……郭嵩焘的“超前”思想，深深地感染了严复，潜移默化地融入他的灵魂与血肉之中。

严复留学归来后，先在母校福州船政学堂当教习，次年调入李鸿章创办的另一所海军学校——北洋水师学堂担任总教习（即教务长），后出任该校校长。

此时的严复，称得上是一名西方文化的饱学之士，但对科举情有独钟，儿时的传统教育及古老中国的社会氛围都需要严复对家人、对祖宗有一个交代与说法，他的内心深处也急切地渴望得到社会与世俗的承认与肯定。

1885年，堂堂的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严复跑回福建参加“乡试”，结果却是落选。

落第后的严复仍回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职，也更加发愤研习八股文，大有不中不仕绝不罢休之势。无奈天不遂人愿，此后多次应试都以落第告终。

严复还会参见下一次的科举考试吗？这很难说。然而，一件事彻底打碎了严复的“科举梦”——就在他参加第四次科举考试的第二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泱泱大清帝国竟然败于蕞日本之手。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中国陆军一败再败，日军直逼京畿，不知所措的清廷不得不派李鸿章赴日签订《马关条约》。

面对甲午海战的彻底失败，严复比他人有着更为深刻的切肤之痛。他沉下心来伏案疾书，在短短的时间内连续创作，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四篇极具影响力的论文。

在这些文章中，严复批判“君权神授”论、“圣人创世说”，提倡“自由、平等”观念，甚至对科举制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由汲汲以求变为猛烈抨击，剖析“八股”摧残人才的害处。由自身的感受与认识，严复将废除科举制度视为国家变法维新的头等大事。

四篇掷地有声的文章如同一出大戏、好戏的序幕，开启了严复“盗取”西方文明“火种”，“煮”华夏民族之“肉”，以达强国富民之效的翻译、启蒙伟业——马上着手翻译《天演论》。

《天演论》为英国生物学家、哲学家赫胥黎在牛津大学的一部讲稿。严复选取依据中国国情、传统文化及个人见识予以取舍，但凡原文与自己观点不同之处，严复或加按语予以反驳，或按己意进行改写，以警醒当局，力求自强。

严复与《天演论》

《天演论》刚一印行，便如一颗威力巨大的炸弹扔进一潭死水之中，震撼了整个中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近现代几乎所有仁人志士、爱国英雄都受过进化论的熏陶与影响。《天演论》也在出版后的10余年间一版再版，拥有30多个不同版本，这在当时的中国出版界，简直就是一个奇迹，严复也因此被人称为“严天演”。

在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学习期间，一件事对严复的刺激很大。

那天上课，教师带领全班几十个学生练习挖土筑垒——按照有关规定，必须在一小时之内筑成一个深入地面三尺左右，能够屏身自蔽的堞形掩体。到达目的地后，大家身穿短衣一字排开，但见一声令下，包括教师在内，全都挥动铁锹，开始一个劲地挖掘。大伙儿较着一股劲，谁也不愿落后。一个小时很快就到了，教师所筑掩体已按要求顺利完成，其他英国同学挖了一半，惟有严复等6名中国学生挖得最少，并且早已累得气喘吁吁、精疲力竭。

年轻的严复，由此认识到中国人与欧洲人在身体素质方面的差异。这种差异有遗传因素，但更多的则是后天形成，与西人从小注重体育锻炼、合理的饮食结构及良好的生活习惯密不可分。

由身体素质的比较，引发了严复对中西社会、制度的思考。读书之余，他经常到观察英国市民的生活，感受到严谨的秩序里透着一股向上的活力。这与当时中国贫穷、肮脏、混乱的景象形成强烈对比与。

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形呢？一番长期观察、苦苦思索之后，严复从历史观、伦理观、政治观、民俗观、学术观、自然观等诸多方面对中西文化进行深入的研究比较，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兴民德”的著名救国理论。

1905年，严复随张翼前往英国，办理有关收回开平矿务局事务。当时孙中山正在伦敦，得知严复到达，特地前来拜访，两人就中国社会的变革与改造有过一番探讨。孙中山主张以暴力革命推翻满清，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严复自然也欣赏并向往这一美好的社会蓝图，但基于中国的现实，他对革命的实际效果抱怀疑态度，视教育为扭转一切、改变社会的根本途径。

然而，激进的思想家也有“落后”的一面。严复对当时社会涌现出来的许多新生事物都持一种怀疑的态度，比如男女平权，妇女解放，结婚自由，他就不能接受。严复曾提出，解决中国人口过剩的办法，其中之一就是改革家庭婚姻制度，如改革早婚多妻及媒妁婚姻等。然而，言语与实践严重脱节，他一生娶过3个妻子，对自己的子女也取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致使长子、三子因包办婚姻而陷入终生痛苦。

严复深谙西方文明，又以科学知识为本致力于国民教育，却留有一片心灵空间，默默地容纳着冥冥之中的神灵及神秘事物。严复晚年深受疾病，特别是久治不愈的气喘病困扰，他一边请美国医生治病，一边进行扶乩、占卜、问卦等迷信活动，让儿子前往位于祖籍阳歧的尚书庙请丹画符。

严复曾大声疾呼禁食鸦片，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一点连他本人也没有做到。他在执教北洋水师学堂时染上毒瘾，李鸿章为此严厉告诫他，他也曾多次痛下决心戒烟，但总是时断时续。

有一次他请了一位号称“戒烟圣手”的医生为他开出戒烟药方，第一次吃后获得成功，但好景不长，仅几天后就故态复萌。直至逝世，严复基本没有中断鸦片。

因吸食鸦片，严复屡屡受人攻击，其仕途不进也与此有关，比如在安庆主持安徽高等学堂受到攻击，辞去北大校长一职，多多少少就是嗜好鸦片惹的“祸”。严复主张他人戒烟而自己无法做到，因此留下了不好的名声，落了个终生笑柄。其实，这也是他一生矛盾痛苦、撕扯煎熬的一个象征与缩影。

严复一生最为人所诟病的，是他发起筹安会，为袁世凯的洪宪帝制鸣锣开道。

表面看来，封建帝制与严复所推崇的民主制度大相径庭，其实，只要我们循着他的思想发展轨迹与社会实践活动，便可从中寻到一条清晰而“合理”的脉络。

严复对中国的社会现实并不看好，且有着一种相当悲观的认识，对广大民众，更是以“民品之劣，民智之卑”一言蔽之。因此，严复对君主立宪几乎不遗余力地赞同拥护并付诸实践。

清廷倒台，君主没有了，权威失去，严复担心民智未开的中国陷入失控状态。他认为中国需要一个强人作为社会的主导与象征，不然就会因缺乏凝聚力而成为一盘散沙。袁世凯的出现，使他看到了新的希望。

严复与袁世凯之间的亲密关系，更是加强了他的这种认识。早在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职时，严复就与小站练兵的袁世凯相识了，并且一直过从甚密。在复杂多变的政局里，严复开始为袁世凯出谋献策。清帝退位，袁世凯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任命严复为暂管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事务，不久又任命他为大总统府顾问、参政院参政、约法会议议员，后又聘为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

有学者认为，严复的思想转变源于1914年爆发的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奉西学西制为圭臬，一场毁灭性的战争，让他感到了一股深深的失望——西方文明连自身都不能挽救，又如何拯救中国？

然而，当我们查阅史料就会发现，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1913年，200余人发起北京孔教会，严复便名列发起人之首他认为一个国家可以模仿他国的物质文明，但立国精神不能“乞灵他种之文明余唾”。

此时的他，视“四书五经为中国最富矿藏”，撰文鼓吹“以儒教为中国国教”，奉“孔子为中国救主”，与早期对孔子儒教的猛烈批判形成鲜明对照。

严复的这种转变，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曲意奉迎、依附袁世凯，或是归结于越到老年便越趋保守之类。

严复做的这一切，并非他人所逼，而是出自本心，干得十分积极而投入，且充满着一股强烈的责任感与道义感。他的复归孔孟，并非简单的皈依，而是深入探究的结果。如果说在英国留学时他就开始中西比较，认真而深入地探索富国强民之道，那么回国后，特别是甲午战争后，他的个人探求便一直没有止步。

洪宪帝制在全国人民的一派反对声中结束。严复认为，袁世凯的失败并非帝制所致，而是“就职五年，民不见德”之故。他仍表示，共和万万无助于中国，只有君主立宪才能救中国。在一种相当复杂的情绪中，严复写了一首《哭项城归榇》以作悼念，然后就完全退居政界之外，沉浸于整理国故，批点《庄子》之中。

1920年，病魔缠身的严复回到故乡福州，“投老还乡一小楼，身随残梦两悠悠。”精神追求的执著与社会现实的残酷，加之病情不断恶化，风烛残年的严复，在日益痛苦的折磨中，淡漠政治，洞穿人世，心绪显得十分迷惘、灰暗而悲观。

他在致友人的书信中写道：“还乡后，坐卧一小楼，看云听雨之外，有兴时，稍稍临池遣日。从前所喜历史、哲学诸书，今皆不能看，亦不能看，亦不喜谈时事。槁木死灰，唯不死而已，长此视息人间，亦何用乎？”

1921年10月，严复预感来日不多，给儿女留下了六条遗嘱。其中第一条便是“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而遗嘱的最后一条，更是令后人深思不已：“事遇群己对待之时，须念己轻群重，更切毋造孽。”己轻群重，与他早年所追求的西方民主、自由似乎圆凿方枘。此时的严复，早年那种血脉贲张、激进图强的豪迈，已是他生命中十分遥远的童话。

1921年10月27日，严复在郎官巷故居走完了他那伟大而光荣、复杂而沉重的生命旅程，享年6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