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谢汝石的两次“出走”,看医生集团的发展

 

无论如何,谢汝石的第一次出走,显示的是现行医疗体制存在的问题、改革的现实必要性。也许政策落地仍需磨合,但谢汝石上个月的第二次出走,也确实表明医生集团这种自下而上变革方式的举步维艰。...

     按照谢汝石的合伙人林峰的理想,博德嘉联的集团模式应该是这样:“医院和医生集团将成为医生的平台,医院为医生的执业提供服务场所,医生集团为医生的执业提供协同服务。医院与医生集团的关系可比同于机场与航空公司的关系。在此模式下,医生可更好的服务病人。形成‘医生是服务患者的主体’‘医院、医生集团是服务医生的主体’的良性循环。”


谢汝石离开博德嘉联


上月月底,博德嘉联医生集团创始人谢汝石在微博上深夜发表了《我为什么离开博德嘉联?》,引起广泛关注。谢汝石在文中并没有明确说明“为什么”,但是却强调这是他个人的决定:“决定离开博德嘉联医生集团,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人决定。……也许这样能够给所有相关的人,还有我自己更有价值,更开心,或者未来做得更好。”



他在文中还分析了“医生集团”“不尽人意”的四点现状:第一,政策法规的执行细则还没有落实。第二,医生集团缺乏个人品牌。第三,没有商业化医院平台。第四,资本缺乏对医疗成长的理解。这四点现状确实可能令创业者灰心。难道这便是谢汝石离开博德嘉联的原因吗?

更难懂的是他写的这段话:“如果前面的路很难,我不会离开。敢于离开,我相信自己会做得更好,更开心。同时,尽管我离开了,我深深地祝福博德嘉联医生集团会越办越好!”

结合上下文,谢医生既分析了行业的客观困难,却又表示自己不会因为这些困难而离开。这似乎是在暗示他也许陷入某些不可抗力的漩涡,或许是资本的控制、政策的不落实、集团内部的纠纷?阅读至此,谢汝石“自己一个人决定”的表白便显得的有些“此地无银三百两”了。


中国的医生集团
尽管“医生集团”在中国已有不少实体,但是大众对这一名词仍然非常陌生。这是一个来自西方社会的一个概念。所谓医生集团,是指一些自由执业医生联合执业的集团。在我国,大多数医生属于事业编制的职工,并不能自由流动。因此,要想成为自由执业医生的前提则是从国家医院辞职,即从体制内“出来”。张强医生集团和博德嘉联是这一类的典型。张强在2012年底宣布离开体制自由执业,在2014年7月1日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医生集团。博德嘉联则是在2016年3月拿到全国第一张工商执照的医生集团。sdfd

当然,现在也有体制内医生集团的说法。2015年3月4日,北京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心脏外科副主任医师孙宏涛在微博中宣布启动北京首个多点行医医师互助平台,并宣称医生无需离开体制。自此,“大家医联”正式宣布成立。尽管这一模式本质上更属于互联网医疗的范畴,但一般也把这一形式称为医生集团。

因此在中国,医生集团有体制内与体制外之分。前一种是在现有体制基础上借助互联网东风进行的创新。而后一种则是真正原始意义上的医生集团。其目的在于以少数人自由执业的先行先试,带动整个行业的彻底变革。

博德嘉联属于后者。其创始人不可谓没有抱负与勇气。


从体制中出走的初心
那么这种努力的动力与目的又是什么呢?谢汝石在2016年9月5日接受搜狐健康采访中的阐述或许可以表达这一代走出体制医生的心迹。

他讲:“中国的公立医院主要都是事业单位。事业编制单位的工资总额是有限制的,上会封顶,没有区分出医生这个行业的学习成本、风险成本、时间成本等。而医生这个行业,投入高回报低,事业编制的存在,让医生的真实价值体现受到了限制。所以,在工资单上来看,医生收入是非常不合理的,不能反映他们的劳动价值、技术含量、工作风险等。”一句话概括,也就是他认为,事业单位中医生的工资是低于其应得收入的。

他还指出了现行医疗体制“以药养医”的弊端:“因为你没有办法用技术的价值养活医生,造成了很多‘怪事’。比如,医生价值转移到药品当中去了,转移到检查检验当中去了,这是一种扭曲,也是一种浪费。”




因此,对于谢汝石来说,他从体制中出走,一方面的初心就是要让医生合理合法地获取应得的工资,并且这一工资必然是高于目前收入的;另一方面则是希望推动不合理的医疗体系的变革。医生集团正是他及一系列同路人给出的答案。


理想与现实
按照谢汝石的合伙人林峰的理想,博德嘉联的集团模式应该是这样:“医院和医生集团将成为医生的平台,医院为医生的执业提供服务场所,医生集团为医生的执业提供协同服务。医院与医生集团的关系可比同于机场与航空公司的关系。在此模式下,医生可更好的服务病人。形成‘医生是服务患者的主体’‘医院、医生集团是服务医生的主体’的良性循环。”然而实际上,无论是“机场”还是“航空公司”都远没有按照他想象中的状况发展。



医院与医生集团的关系好比机场与航空公司的关系

在“机场”方面,尽管他们没有明说,但是医生集团很难寻找到与之对接的“机场”。因此他们不得不自建“机场”,收购或自建医院、诊所。这种重资产模式则既需要不菲的起步资金、成熟的管理经验,也拉长了资金的回报周期。在“航空公司”方面,尽管谢汝石乐观表示,越来越多的医生用于走出体制,但是其网站公布的服务模式却仍然迁就着众多不离开体制的医生,也显示出了走向互联网医疗的趋势。

谢汝石介绍道:“我们建立了全科平台,在患者没有搞清楚自己得的是什么专业的疾病的时候,可以通过我们微信公众号上传自己的病历资料和相关主诉和病史。全科医生将会根据病人的资料做出判断和提出建议。作为一个第三方平台,我们肯定建议患者到我们评估优秀、对应专业的专家,我们将会与患者和家属一起讨论决定看哪个医生。专业的全科医生提出建议,家属和患者决定去购买哪个医生和医院的服务。”尽管谢汝石在访谈里认为这开创了新模式。但实际上这一模式的目标则是让医生在不脱离体制的情况下参与博德嘉联。也许我们可以认为,原本勇于出走的医生集团,也慢慢地不得不迁就体制,成为现行体制的一种补充。



这一变化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人们往往关注到的是博德嘉联在2016年3月拿到全国第一张医生集团的工商执照,在2016 年5 月,完成了松禾资本和重山资本的首轮千万级天使融资,又在2017年4月,拿到香港新风天域数亿的A轮融资。这一系列大好消息使我们忽略了现实道路中那些看不见的崎岖与妥协,也因此使我们对谢汝石的突然出走倍感吃惊。

一直作为行业标杆的张强医生集团实际上也面临着类似的困境。2016年1月8日,一则题为《资本,你拿什么吸引医生集团?》的文章在微信朋友圈流传。文章来自于订阅号“张强医生”。这篇文章发布了张强医生集团重启融资的消息,额度为一亿人民币。特别的是,张强还为融资明确设定了三个星期的时间。他说:他想尽快完成融资的事儿,尽快启动下面的计划。他把未来都想好了。



他计划中的第一步就是“专科架构”。他希望以成功的血管外科医生集团为标准,尽快在一年内成立30-50个专科医生集团。而当覆盖50个专科的医生集团建立之后,张强医生集团就具备了向患者提供综合医疗服务的能力。2016年,张强医生无不憧憬地说:“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应该就有能力和公立医院竞争了。”

2018年6月,张强接受了“第一财经”的专访。此时,50个医生集团的目标他已不再提及。他说:“现在来看,当时的想法是理想化的。”

难度首先来自“航空公司”。“我要复制30个张强集团,意味着要找到30个企业家张强来对自己的团队进行管理。复制医生张强容易,企业家却难。”他说,“做很多的专科我们也没有把握做到第一,但是医生集团要做就得做第一品牌,第二品牌要想生存下去就很困难。”于是30个进一步退到9个,最后又砍掉5个,仅留下四张“王牌”——静脉曲张手术团队、女性肛肠、男性乳房发育、疝外科四个团队。

“机场”方面也同样不容易。两年的张强医生集团与9家医院达成合作,这其中包括和睦家位于北京、上海、天津和青岛的四家医院,以及上海沃德医疗中心,台湾联新集团的上海禾新医院,杭州绿城医院和北京的善方医院。到了2018年,除了少数私立医院以外,张强医生集团可以停靠的“机场”只多了自营的诊所和杏仁医生的日间手术中心。


医生集团的困境与突围
推动体制变革固然艰难,然而也有文章认为谢汝石确实实现了“初心”。据称是由“多位行业内人士从多方信息源进行证实”,指出该创始人辞职其实背后另有重大隐情,根本无关行业的事。

消息说:“当作为公司创始人获得巨额融资的时候,整个内心就开始膨胀,片面强调自己的贡献和奉献。”“在项目开始巨额投资实体、承揽基建与系统建设期间,凭借自己的支配权力,向供应商收取不正当利益数额巨大。这里可能涉及到利益输送,不恰当获益,甚至如果有充分证据,还涉及贪腐。”“他们片面强调自己的重要性,自己的专家价值,对已经形成的公司化运营模式进行随意更改、指挥,而不把全体股东利益放在眼里。”

这一系列消息指出了创业者的“变质”,也确实可以解释谢汝石有些自相矛盾的出走说明。在没有确切消息的情况下,我们不能把其当作真实证据。但这也确实说明了医生集团想要突围的现实困境——缺乏企业家的精神。林锋也分析过,他认为生态尚未完全形成的原因不在于医生,也不在于政策。“现在政府释放的政策已经很宽松了,关键是医生集团本身能否存活。这需要自己去探索。”也许我们不仅需要一腔热血的医生,更需要坚韧的企业家。




如果说发展要靠企业家,那么医生集团的存活又该凭借什么呢?静脉曲张当日手术,曾是两年前张强医生集团拿手的“武器”之一,用他的话说,静脉曲张手术,公立医院往往需要开刀住院至少两三天。现在,在他那里,由于引进了来自法国的最新技术,手术完病人就能行走回家,不需留观,用门诊治疗替代了日间手术。这一新技术的复发率低于百分之三,而在国际上,静脉曲张手术的平均复发率达到20%~30%。张强说:“做哪一行都要有技术壁垒,我的这个手术就是技术壁垒。”凭借领先的技术,打造个人品牌,仍是当下医生集团的生存突围之策。

无论如何,谢汝石的第一次出走,显示的是现行医疗体制存在的问题、改革的现实必要性。两年前上层已经向社会释放了探索空间。2016年10月25日,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要:“创新医务人员使用、流动与服务提供模式,积极探索医师自由执业、医师个体与医疗机构签约服务或组建医生集团。” 这是“国字号”文件第一次出现“自由执业”、“医生集团”。也许政策落地仍需磨合,但谢汝石上个月的第二次出走,也确实表明医生集团这种自下而上变革方式的举步维艰。

医生集团是一种未来的趋势。

时代呼唤着更多有勇气的创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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