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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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百家讲坛》杂志

《史记·孟尝君列传》中，齐国孟尝君出使秦国，被秦昭王扣留。

孟尝君有三千门客，其中一个就装成狗钻入秦营内库，偷了件银狐皮袍赠与昭王宠妃，贿赂她给孟尝君说情；另一个门客则装鸡叫引众鸡齐鸣，把城门骗得大开，孟尝君就这样潇洒地出了关。

虽然后来的王安石说了句风凉话：“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但小淘读至此，依然想起一句俗语：“仗义多是屠狗辈，负心多为读书人。”

及至尤其精彩的《鸿门宴》一节，为解刘邦之围，屠狗出身的樊哙更是一派豪侠之气，“即带剑拥盾入军门……头发上指，目眦尽裂”，惊得项羽也不得不呼其为“壮士”。

大难将至，壮士挺身而出，磊磊飒然，毫无惧色。

樊哙

与“壮士”相反的，是文人。

文人笃行的是温柔敦厚的史书礼教。盛世之中，他们可以花团锦簇地活着，有恃无恐地制造出普天祥和之氛。春风得意之辈将所学“货卖帝王家”，成了“大隐隐于朝”的御用文人，置身富贵；

命途多舛之辈感叹最多的是时不我予，怀才不遇，只落得个徜徉山林、啸歌抒忿的自伤下场。

唐彦谦有一首诗：“耳闻明主提三尺，眼见愚民盗一杯。千古腐儒骑瘦马，灞陵斜日重回头。”

于是我们眼中浮现的是这样一幅书生自叹“无用”的画面：灞陵斜日，荒烟蔓草，书生回首，只余叹喟。道统的精神，始终使他们匍匐在帝王政体之下，即使有沧海遗珠式的感叹，也往往沦为帝王江山里点缀似的呻吟语。

然而在大限来时，乱世之中，不论得意文人或失意书生，大多作出了同样的选择——变节投诚，写下大量亡国诗。这正是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文人之所以读书，乃是为了仕，可以说是其表在学，其里在政，巴不得碰上英主，一展学识。所以折节而寻求更好的政治发挥空间似乎更容易一些——识时务者为俊杰，用一生的理想去换取一个行将灭亡的王朝，这是何等不值得，读书人是很懂的。

这也形成了历史上有趣的现象：草莽间的壮士英雄，“风尘三尺剑，社稷一绒衣”，靠铁骑打下江山，风云百代；式微之后，由文人学者，倒骑瘦马，歌哭三千里来他姓山河，接着转眼又在新的朝堂之上，崭新亮相，山呼万岁。历史轮回，向来不错。

说到变节的文人，首先不得不说赵孟頫。赵孟頫相当有才气，能诗善文，“读书过目辄成诵，为文操笔立就”，书法和绘画成就很高，开创了元代新画风。

赵孟頫《人骑图》

从五岁起，赵孟頫就开始练习书法，从不间断，直到临死前还坚持不辍笔，令人叹服。然而他生在一个颇为尴尬的年代：宋元之交。

赵孟頫一生可谓生不逢时，仕隐两兼。少时其父赵与告就去世了，家中度日艰难，在宋灭亡后，他只得赋闲家乡。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忽必烈为搜罗人才，召见了赵孟頫等人。

乍见之下，忽必烈就惊呼赵孟頫为“神仙中人”，马上任命他为自己的近身秘书。从此赵孟頫官运亨通，到了晚年，已经是“官居一品，名满天下”。在他位极人臣之时，其实也广为人所指责，他作为南宋遗民而出仕元朝，丢尽了读书人的气节；一些人更是“薄其人遂薄其书”，索性连他的作品都看不上了。

对于一个书画大家，这当然是不公平的，然而在他出仕元朝的那一刻，所有的非议已成定论，真是可悲可叹。他便有千般委屈苦痛，又与何人诉说？

赵孟頫《闲邪公家传》（墨拓）

有清一代，变节投诚的文人似乎就更多了一些。

康熙为收买汉族文人之心，还特地开了博学鸿词科。这其实是笼络知识分子的一种手段，对于前明的文人特别恩准，不限制秀才举人资格，凡是督抚推荐的，都可以到北京考试，随便考试后便可以任官。

原先一部分人是誓做洁士伯夷、叔齐的，还挖苦去参加考试的遗老遗少们，可一看他们去考试的果真都有了好的官衔，也都按捺不住，纷纷考试去了。

史载：“康熙丁巳、戊戌间，入赀得官者甚众，继复荐举博学鸿儒，于是隐逸之士亦争趋辇毂，惟恐不与。”

多么悲哀滑稽的场面，五十步笑百步的文人士子，这时候还怕挤不进考场呢，所谓气节，早就被收买了！于是又有了一首讽刺意味浓厚的诗：“失节夷齐下首阳，院门推出更凄凉。从今决计还山去，薇蕨那堪已吃光。”

清初比较出名的文人中，有一个叫吴梅村的。吴梅村年少时便以聪慧出名，但在历史上，他却又是一位患得患失的投诚贰臣。

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在煤山上吊自杀。吴梅村惶恐不安，退隐家乡。待清军入关，采取名利手段笼络士子时，原先优柔寡断的吴梅村有些动摇了。

吴梅村

当年还骨气铮铮写下“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谴责吴三桂的吴梅村，这时被讥为“两朝天子一朝臣”，他选择了沉默，接受了清朝的官职。在满人的朝堂之上，他只不过被委任为国子监祭酒（掌管教育考试），俨然一派落寞。

失意半生，备受责难，他自叹“无一刻不历艰难，无一刻不尝辛苦”，最后终于辞官南归。起起落落，表明他心意的，或许只是《过淮阴有感》中那一句“浮生所欠只一死，尘世无由拾九还”。

如果说前人变节归根到底是因为知识分子的软弱性，他们十年寒窗，为求功名白了头，所以到头来有些不择手段，而今人的变节就掺杂了更丰富的因素了。

人们无法忘记的一个人是周作人。周作人在历史上也是一个很受争议的人，他堕落成汉奸的原因也是很复杂的，其中不能忽视的原因之一就是他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

据说使鲁迅周作人兄弟决裂的也是这个女人，鲁迅认为她“挥金如土”，挑拨兄弟关系，最终使兄弟反目。这真和辜鸿铭笔下贤淑的日本女人形象不太一致。

在周作人家庭内部，始终是羽太信子当家作主，她左右周作人的意志。而周作人本身目光也颇为短浅，认为日本的武器士气都强于中国，中国根本不是日本的对手。受了妻子影响，他也开始害怕艰苦生活，贪图享受。

这样就让汉奸有了可乘之机，周作人的个人气节最终被击碎，整个人陷入严重的个人主义利益中。喜欢他谈“乌篷船”、谈“苦雨”、谈“声音很特别的蛤蟆”，可是如果知道他这些文章是在苦难的抗日战争时期所写，对国事这样的漠不关心，总让人感到不寒而栗。

周作人与妻子

旧时文人变节，虽改朝换代，但华夏子孙的血脉还是紧紧相连的。而周作人的变节，却是把自己完全卖给了异族日本人，不管他自己有何难言之隐，这本身就是无比的伤痛与耻辱！

说“变节向来是文人”也未必，只是如今看来，在历史中徘徊犹豫、无奈挣扎过却又不得不臣服于现实的，终究是文人多一些。我们已经无从得知他们那时午夜梦回，扪心自问，会流下怎样的泪。

“君子如水，因物赋形”，孔子推崇的理想人格是“自强不息”、“杀身成仁”、“刚毅木讷”，义利之辨是儒家传人所要研习的毕生课题，可惜许多文人枉读多年经典，终究置于“名利浓于酒”的囹圄之中以致身败名裂。看来，敢于直面权威，抵抗物质诱惑，对自身要有正确的审视与超越，仍是当今文人做不完的功课。